“普京時代”走向沒落？

（Ajin 開口）

俄羅斯與中國，哪個會先民主化？這是前幾天和一些酒肉換帖打的賭。若普丁倒台，俄羅斯民主化，那麼京爺只剩下三胖爺是唯一朋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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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20日 06:05 AM

“普京時代”走向沒落？

英國《金融時報》 席佳琳

在雅羅斯拉夫(Yaroslav)的公寓裡，還有幾樣東西能夠證明他曾經擁有過的生活：一只喂養得很好的橙色貓咪、廚房裡他女兒用過的高腳椅，以及他一年前鋪裝的橡木復合地板。

其他一切都消失了。這名35歲的工程師去年夏天失去了他在陶裡亞蒂(Togliatti)一家拉達(Lada)經銷店的工作後，錢很快就用光了。

雅羅斯拉夫賣掉了游戲主機，然後是電視機。懷著一對雙胞胎的妻子帶著他們兩歲的女兒在12月離開他之後，他甚至把床也脫手了。“剩下的是當鋪不要的東西，”他一邊說一邊用一瓶廉價的白酒敲打著窗台。牆壁的翻新沒有完成，他把剩下的破碎的牆紙撕下來，補充道：“感覺又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

深陷20年來最漫長經濟衰退的俄羅斯人似乎只好接受一個現實：他們曾經視為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總統掌權標志的增長和繁榮正在消失。盡管像雅羅斯拉夫這樣生活徹底分崩離析的人很少，但很多人擔心他們曾經希望已經遠離的一個時代正在卷土重來：1991年蘇聯解體後持續10年的衰退、經濟衝擊和貧困。

“俄羅斯人已變得非常珍視2000年以來實現的社會福利，因此要放棄它是極其痛苦的。在經歷了2年危機之後的今天，我們仍看不到增長的前景，這讓人們想起了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總統國民經濟和公共管理學院(RANEPA)社會分析和預測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所長塔季揚娜•馬列娃(Tatyana Maleva)說。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場危機的社會後果會和上世紀90年代一樣，因為我們看到了漫長、揮之不去和沒完沒了的停滯，”她說。

與人民達成“交易”

即使在2014年原油價格開始暴跌、同時西方針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角色而制裁俄羅斯之前，俄羅斯的經濟增速就已經大幅放緩。即使明年俄羅斯的衰退結束，在多年的投資縮水和家庭收入下降後，俄羅斯的經濟也不太可能顯著增長。

根據克裡姆林宮經常使用的民調機構俄羅斯社會輿論民調中心(VCIOM)的調查，大多數俄羅斯人相信，經濟困境最艱難的階段尚未到來。這個跡像表明，盡管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但俄羅斯人對他有能力帶來更美好未來的信任已經不復存在。

普京初次當上總統是在1999年新年前夕，適逢油價開啟一段大幅且持續的攀升。除了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短暫中斷以外，這個過程持續了14年。

用很多觀察家的話來說，普京和俄羅斯民眾達成了一筆“交易”：全國人民忍受蘇聯解體後獲得的政治自由逐漸受到限制，以換取經濟福祉和穩定。普京時代的增長讓俄羅斯社會中的許多人群擺脫了貧困，幫助俄羅斯人變得更健康，壽命更長，還讓俄羅斯人產生了對中產階級享受的嗜好，比如境外旅游。

到2014年，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俄羅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相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兒童死亡率減半，國民預期壽命提高了12%，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比例從一半激增至四分之三。

俄羅斯社會廣泛將這些社會收益視為普京的主要成就。迄今這些福利中只有一小部分消失了。“收入水平和貧困水平等指標（表明）我們倒退了6年，回到了2009年上一場經濟危機的頂峰時期，”馬列娃表示，“去年薪資水平下跌了10%，而上世紀90年代薪資下降到了那之前的三分之一，”

然而，許多人感覺他們倒退的步子比這大得多：當前這場曠日持久的危機加強了這種認知。盡管2015年是俄羅斯首次出現全年經濟收縮，但人們的收入在之前一年就開始下滑，並且至今仍在下滑。今年2月，俄羅斯家庭實際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7%，是自2014年12月以來最大的同比跌幅。

“收入增加曾經讓人們可以選擇自費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更好的教育，還有一些國外旅行，”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俄羅斯經濟學家比吉特•漢斯爾(Birgit Hansl)表示，“這種可以投入額外享受的‘津貼’是改革的真正效益，但是此輪收入長期下滑再次加大了人們對遺留基礎設施的依賴，而他們意識到，這些遺留下來的基礎設施仍然非常糟糕。”

2000年，有四分之三的個人醫療費用是俄羅斯人自掏腰包買單的，而到2014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90%以上。

“人們曾經像躲避瘟疫般躲避公立醫院，”漢斯爾表示，“如今，為了省錢，他們不得不回到那裡，他們可能感覺自己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

很多人試圖不這麼做。根據俄羅斯報紙RBC收集的數據，44%的俄羅斯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醫療開銷與過去大致相同，這一比例超過其他任何支出。在食品、服裝和烈酒方面的支出削減幅度遠遠超過藥品。

為了既躲避公立醫院又守住自己的預算，莫斯科人變得精明起來。“患者開始回避昂貴的手術，例如關節置換，”莫斯科中型私立診所Clinic No 1老板、穆斯利姆•穆斯利莫夫(Muslim Muslimov)醫生表示，“他們還更多地向其他醫生征求第二意見。過去，在10名來這裡咨詢的患者中，有5名會在咨詢後接受某種治療，如今只有2、3人這麼做。”

這種新出現的節儉正促使私立診所之間展開激烈的競爭。過去6個月，一些針對私立診所的交易網站應運而生。在Medbooking或DocDoc等網站（它們與某些診所談判價格折扣）上，患者可以找到所在城市當天某一治療方案的最低價格。

專家們警告稱，這些方法還不夠。馬列娃所在的研究所最近發現，俄羅斯家庭仍難以適應這場經濟危機，家庭財務捉襟見肘。

馬列娃表示：“過去15年俄羅斯實現的社會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有意義的安全儲備。”

“窮忙族”

在俄羅斯上一次經濟低迷（2009年發生的嚴重但短暫的衰退）期間，俄羅斯政府通過發放社會救濟減緩了危機造成的影響。如今，隨著油價暴跌造成預算收入銳減、以及超過一半的地區運行財政赤字，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發放社會救濟。

根據俄羅斯聯邦統計局(Federal Statistics Agency)的數據，2015年有14%的人口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高於2014年的11%，為自2006年以來最高。然而，俄羅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社會學家認為，實際情況更糟。他們估計，自2013年以來窮人數量翻了一番，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另外，盡管經歷了多年的經濟增長，但俄羅斯未能在養老金體系方面為快速老齡化的人口做好准備。今年，俄羅斯政府將養老金上調4%，以彌補消費物價上漲，但上月的通脹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多，因此實際養老金收入正在下降。

養老金領取者的收入過低，而且這部分人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據預測，到2030年，養老金領取者的人數將與工作年齡人口相當，後者每年縮減100萬人。獨立經濟學家認為，由於養老金經常是家庭收入的基石，因此多達一半的人口面臨陷入貧困的威脅。

還有一些人警告稱，如果俄羅斯經濟繼續停滯5年或更久，普京時代曾經取得的社會收益將喪失更多；社會壓力、普遍酗酒以及預期壽命下滑意味著，俄羅斯社會可能變得更接近上世紀90年代的樣子。

對於很多人而言，即便有工作也可能面臨貧困威脅。由於俄羅斯工作人口在縮減，甚至在危機期間，雇主也會留住盡可能多的員工，但它們會降低薪資、讓員工停薪留職、延遲發放工資或拖欠社會保險費。

伊凡諾弗(Ivanovo)是莫斯科以東的一個鄉村地區，當地退休卡車司機亞歷山大•亞力琴科(Alexander Alexeenko)表示：“我們的人民受到擠壓，整個地區都在受苦。”隨著其一度龐大的紡織廠陷入衰落，該地區的經濟不斷惡化。在當地勞動年齡人口當中，據估計有70%現在在莫斯科就業，大多在低端服務業崗位。

63歲的亞力琴科因炮轟政府經濟政策不稱職而在當地有點小名氣。他還在最近的一場卡車司機集會上呼吁普京辭職——這場集會的目的是抗議由普京的一位朋友執掌的電子道路收費系統。

VCIOM的民調顯示，公眾對普京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滿意度處於201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今年1月，32%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家鄉發生圍繞經濟或社會問題的抗議活動，他們可能會參與，這是該調查在普京時代的最高比例。自那以來數據有所企穩，但仍高於自2011年秋季以來的任何時期——當時莫斯科發生了反對普京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在雅羅斯拉夫的家鄉陶裡亞蒂，憤怒清晰可見。陶裡亞蒂人口71.2萬，位於莫斯科東南方向600英裡處，因當地龐大的拉達汽車廠的衰落而遭受重創——當年陶裡亞蒂就是圍繞拉達汽車廠建設起來的。40歲的出租車司機謝爾蓋(Sergei)將數年前其雜貨店破產歸咎於普京。他生氣地說道：“我不相信普京，我不相信政府的任何人。實際上，我會賣掉這個國家，誰想出價10戈比都可以拿走。”

然而，觀察家們懷疑爆發大規模騷亂的可能性。診所老板穆斯利莫夫表示，他覺得莫斯科人非常謹慎，對政治感興趣的人較少。

即便那些通常更有可能舉行抗議活動的社會階層和年齡段人群也在保持克制。

讓亞力琴科感到憤怒的是，無論是卡車司機、伊凡諾弗的無產階級，還是莫斯科的中產階層都不准備將自己的不滿轉變為政治行動。他說：“當普京上台的時候，他們全都寄予厚望，他們相信他很久。現在沒人再相信他了。然而，為了所謂的穩定，大家准備忍受一切。”

逐漸加大的收入差距

亞力琴科自稱是一位共產主義者，30多年來一直組織抗議活動。他說，俄羅斯人應該效仿法國農民，後者將牛奶倒在街道上以抗議農產品價格下跌。他說：“但是這裡的人不願這麼做，他們卑躬屈膝。我不會說他們害怕，我認為他們只是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任何事。”

一個因素是，中產階層（歷史上在其他社會是改革的推動者）在普京主政的16年間幾乎沒有壯大。RANEPA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產階層在俄羅斯社會所占的比例一直穩定在20%左右。

此外，盡管俄羅斯在普京時代的財富整體而言出現增長，但收入差距擴大。2012年，該國的基尼系數（廣泛認可的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從2000年的37升至41.6，表明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社會學家相信這將降低政治賦權的效果。

對充滿活力的經濟未來至關重要的其他力量，比如科學家和多語人才，已經在政治壓力日益加大和盧布貶值的背景下離開俄羅斯。俄羅斯唯一的獨立民調機構——俄羅斯勒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數據顯示，財務上最安全且教育程度最高的俄羅斯人可能移民海外。

馬列娃表示：“一些人擔心社會動亂。我更擔心的是社會冷漠、幼稚和漠不關心。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更難擺脫危機，也不可能從頭再來。”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