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外賓學者進過中南海 — 從福山和鄭永年看學術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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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來鴻》當外賓學者進過中南海—從福山和鄭永年看學術人格

（瑞典）茉莉 2016年03月10日 07:00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是國際學術界的一位泰斗級人物。就學術成就和國際聲譽而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不能與之相比。之所以把這兩位學者聯繫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由於某種原因被邀進中南海，成為當今皇上的座上貴賓。

筆者不是學問中人，因此，對這兩位學者進中南海前後的態度，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徵，比對他們的學問更有興趣。將兩位外賓展現出的學術人格做一個對比，我們可以認識西方學者人格的自由性和獨立性，看出華裔學者人格中根深蒂固的依附性。

為何兩位學者同受天朝青睞？

去年11月3日，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應邀到北京，與習近平會談。據說這次會見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薦的，但究其根本，還是由於紅朝對福山的一廂情願的誤讀。中國官方誤以為福山新的學術研究有與他們一致的地方，可以利用來鞏固專制王朝。

福山出生於美國的一個日裔高級知識份子家庭，接受過嚴謹的西方學術訓練。作為政治學家，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

這一觀點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轟動，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戰。人們用民主國家的亂象和專制國家的韌性來反駁福山的結論。專制主義的「中國模式」繼續存在甚至發展，也衝擊著福山的結論。

福山是一位在智識判斷上比較謙卑的學者，他的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的論證，主要是心理學意義上，即人都有尋求承認自身價值的心理需要。那麼，這個論證在社會政治現實上情況如何？二十多年過去，福山似乎不再那麼樂觀，他沉澱下來深入觀察研究，中國成為他的一個重要的研究物件。      

在紅朝的御用學者眼裡，福山的思想似乎發生了變化，他的「歷史終結論」似乎有了修正。例如，福山后來的文章比較強調「法治」，這似乎與習近平的主張不謀而合。在談美國制度的弊病時，福山還強調了「國家能力」，這更是令高度集權的紅朝深感興趣。這是福山被邀進中南海的背景。

與福山的西方背景比較，鄭永年則在本質上是屬於東方的學者。這位出身於中國浙江農村的學者，曾經親歷天安門民主運動，後去美國讀書深造，學成後到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為李光耀及其政府提供服務。

由於在中國農村親身經歷過底層社會的黑暗與醜陋，鄭永年對中國有一種責任感，對中國的弊病例如社會失序，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許是受了李光耀的影響，從歐美遊學回來，鄭永年不再如天安門時代那樣崇尚民主自由，轉過來身來，對一黨專政下的「法治」有著熱烈的期待。他長期為中文媒體寫專欄，評論中國的公共問題。據說，鄭永年的著作被列在習近平的書單上，他本人已多次被習近平接見。

福山評習近平：將被證明是「糟糕的皇帝」

走出中南海的大紅門，福山說了些什麼呢？看來，福山不是那種容易受寵若驚的人，他在公開場合閉口不提與習近平的會見。但筆者從他後來一系列公開演講以及私下言論裡，大致可以猜測出，他和習近平的對話是「雞同鴨講」，雙方在思想水準上的差距太大了。

就在與習近平會談後的第二天，去年11月4日，福山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題為「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挑戰」的講演。他列舉了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素——國家、法治和問責制，並聲稱，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是能夠達到上述三要素之間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權，因為，如果只有國家能力，而沒有權力制衡的話，那就會演變成極少數人的專制暴政。

可見，福山的基本觀點並沒有改變，他的「法治」和天朝的「法治」不是一回事。天朝的「法治」只要求公民守法，把法律當作管治工具。而福山的「法治」則包含了民主在內，以民主問責制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權。

傲慢自負的紅朝領導人並不隱瞞這個本質區別。有報導說福山曾向王岐山提問：「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並司法獨立？」王岐山以驚人的坦率回答：「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好好領教了一番中國特色，回到北美的福山，說話便不太客氣了。2015年12月，福山在多倫多大學公開發言說：「中國實際上還是一種封建王朝的運行模式。中國現在擅長的事情也是中國過去250年所擅長的，那就是官僚集權、快速決策、大量投資（基礎設施）。但是，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事實上在日益加重。合法性都押寶在經濟上，但經濟也在嚴重滑坡。還在玩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對合法性全無幫助，因為沒人相信。」

在私人場合，被紅朝刻意曲解的福山向學界朋友大吐真言。據張軍在「微思客」上報導，「他（指福山）私下說，今上（指習近平）上臺後其實沒幹啥好事兒：政治上在開倒車，經濟改革也停步不前。說現在也許下結論還太早，但他很可能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個糟糕的皇帝。」

從昔日廣場抗議者到紅朝讚美家

與福山相反，至今已和習近平會見過N次的外賓鄭永年，雖然沒有公佈他和習某見面的時間與內容，卻以他大量文字和言論表明，這位昔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業已成為習近平的讚美家、辯護士與代言人。

自2013年習近平上臺，鄭永年挺習的文章、演講和採訪多如牛毛，光是以「習近平」為標題的文章就滿目皆是，例如：

——習近平帶中國進入大變革時代、習近平能超越個人利益、習近平一人總統二大新機構是「最大政改」、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圖、習式反腐意在反寡頭建立新政治生態、習近平的「兩條腿走路」外交大戰略已經形成、習近平「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國替代、中國現在需要強勢的習近平、習近平政治責任心罕見、習近平最擔心的兩個陷阱是什麼、習近平治國理念志不在十年完成、如何理解習近平訪非說的「中國經驗」、習近平訪美任務艱巨任重道遠、習近平的中國大外交、……。

上述文章，不是熱烈推崇習近平的個人美德，就是為習近平的集權鼓掌叫好，或為之解釋辯護。這不能不令人奇怪，為什麼鄭永年不去中南海做高級智囊幕僚，不乾脆主筆《人民日報》呢？而他仍然呆在島國新加坡，經常不辭辛苦地往中國跑。以外賓的身份效力，是否對中南海來說更有價值？

關於知識份子與權力的關係，鄭永年本人曾有過很不錯的論述。他說，西方知識份子的主體是解釋事物和世界的，而中國沒有以解釋事物和世界為使命的知識群體，中國體制下的知識份子「與權力靠得太近」，不是依附權力，就是依附利益。鄭永年因此對故國的知識份子有尖銳的批評。

然而，這就如著名的「波斯納之箭」，外賓鄭永年對中國知識份子射出的利箭，在飛行中拐彎改道，回頭射中了他這位射手。毫無疑問，鄭永年曾經是想要認真解釋事物和世界的，但他目前對中國的解釋，基本上是以中南海喜歡的解釋為解釋。這一類解釋怎麼可能有真知灼見呢？

「投誠」有供給與需求的原因

繞世界走了一圈，留學歸來的鄭永年成了紅朝的超級御用學者。在毛澤東時代，「投誠」是中國知識份子萬般無奈的選擇，不如此，寄人籬下的他們就沒法養家糊口。因此，很多老知識份子痛心疾首地承認：中國知識份子只是「附著在皮上的毛」，少有人敢於「妄議中央」。

那麼，當今沒有飯碗問題的海外學者，為什麼就不能有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做一點真學問呢？為什麼像鄭永年這樣原本優秀的海外學者，最後仍然選擇了「投誠」一途？

這裡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原因。天朝有讓海外學者為「中國模式」背書的需要，以增強自己的「理論自信」。當年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無理論可循，如今習近平倒行逆施，重新高度集權，令世界感到不可理喻。中南海因此希望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而國內學者沒有批評的自由，其讚美也沒有多大意義，只有海外人士在政治理論上做出肯定，才是天朝特別在乎的。

再從供給方看，像福山這種出類拔萃的西方學者，他們做學問憑藉的是個人理性和知識良心，其學術人格有著強烈的獨立性，很難屈從於功利價值，也很難遷就學術之外的政治勢力。因此，福山會毫不猶豫地拒絕為北京專制主義背書。

而鄭永年的所作所為，則令人想起中國的一句老話：「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方面，這與個人的人格層次有關；另一方面，搞政治學的學者很容易產生做「國師」的欲望。具有「國師情結」的學者，有的是為了借助掌權的君主實現自己政治理念，有的則是要報答帝王的賞識，鞠躬盡瘁，竭力去迎合皇上的需要。

中國學者至今還很難戰勝被朝廷寵信的誘惑，至今仍然有「國師情結」，這是由於，自古以來中國儒生就是一個依附性的階層，大一統專制使儒生只能依附政權才能獲取功名利祿，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遺傳至今的集體心理。由於中國與中共不是一回事，因此，被中南海重用的學者不應叫「國師」，而應該稱為「黨師」才對。

「黨師」不求真必然錯誤百出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被天子重用固然是很榮耀的事情，但知識和真理卻與此關係不大。御用學者的任務，是在精神上支持朝廷，使朝廷的政策師出有名，使不合法的政權具有合法性。因此，凡是做了「黨師」的學者，很難保持學者應有的正直誠實的品質，其學問也就變得非常可疑。於是我們看到，海外「黨師」鄭永年的觀點，如何不可避免地錯誤百出。

例如，鄭永年說，中共的執政基礎甚至要比很多西方類型的政黨制度還要廣泛得多。一位叫徐柯建新的學者撰文反駁說：威權主義者可以引誘甚至強迫人們入黨，但能夠掌握國家社會權力的人總是少數人，黨國的黨員越多，並不意味著黨國權力的分享者越多。鄭永年把走走樣子的「地方選舉」說成是中國模式中的「競爭」，也被徐柯建新先生斥責為「赤裸裸的撒謊」。

又如，鄭永年大談「西方民主沒有統一的模式」、「民主的獨特價值應該策略性地去實現」。針對這種與官方「國情論」一致的論調，旅美學者方紹偉反駁說：「西方民主在具體機制上是不統一的，但西方民主在抽象原則上是完全統一的。」「一個學者如果從這裡把自己的理論引向『各國的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邏輯能力問題，也可能有理論誠信問題，甚至兩個問題兼而有之。」

對於鄭永年推銷的「新加坡優質民主」的觀點，批評者就更多了。因為，健全的憲政民主必須包括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而新加坡的自由輿論比較差，連正常的民主社會都算不上。鄭永年還說：「民主本質不是多黨，而是競爭，是否競爭出高素質的政治治國人才，是否給人們帶來好的生活。」這就更可笑了，如果不允許多黨，你讓誰去和中國共產黨競爭呢？

前不久臺灣大選，網上流傳一個針對鄭永年的精彩段子，令人笑噴。「鄭永年說，蔡英文對外是烏克蘭陷阱，對內是希臘陷阱。何京鍇回應：包總對外是齊奧塞斯庫陷阱，對內是朴正熙陷阱。」所謂「包總」，就是以吃包子著名的習某人。

總之，被天朝御用的學者是很悲哀的。因為喪失了獨立人格就喪失了魂靈，他們的頭腦也不再清醒，為迎合朝廷所杜撰的學問必定是虛假的、荒誕的，既悖逆常識又混淆邏輯。對本國同胞遭受當權者壓迫的處境，御用學者們一概視而不見。經歷八九而又身在境外的鄭永年尚且如此，這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獨立人格的建構是何等艱難。

怎樣才能走出千年來依附朝廷的怪圈，這是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嚴峻的課題。只有在個人人格上努力自我提升，堅守其學術獨立性，社會也能提供一個自由而健康的環境，中國學者才能履行他們追求真知的天然使命。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爭鳴》月刊，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https://tw.news.yahoo.com/%E7%BF%92%E8%BF%91%E5%B9%B3%E7%B7%A3%E4%BD%95%E6%9C%83%E8%A6%8B%E6%B3%95%E8%98%AD%E8%A5%BF%E6%96%AF%C2%B7%E7%A6%8F%E5%B1%B1-071326672.html

習近平緣何會見法蘭西斯·福山

「曆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篇論文令法蘭西斯·福山在世界上名聲大噪。在1989年發表的這篇論文中，福山宣布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以自由主義的勝利告終，此後東歐的沒落和蘇聯的解體使其主張被奉為先知的語言，備受追捧。 　

最近福山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關注，今年春天他曾參加中國政府策劃的座談會，並於11月份應清華大學邀請進行了演講。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他還以此為契機，不斷與中國最高領導層人士會面。 　

今春他曾與中國指揮反腐敗運動的王岐山進行會晤談話。中國共產黨排名第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一名外國學者進行不計形式的談話，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情，因此曾備受熱議。今年11月，中國最高領導人、國家主席習近平甚至親自與福山會晤，堪稱“破例”。 　

福山緣何突然受到了中國的關注呢？這與他在2011年和2014年陸續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兩本書不無關聯，這兩本書顯示出，福山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

福山認為，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責任製度（accountability）是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當三者達到平衡時，就會出現政治秩序的理想情況。因此，在建設政治秩序時，首先需要構建一個強力的政府，然後厲行法治，最後是建構民主責任製度。 　

法治和民主責任製度必須能夠牽製政府權力，但如果國家因此喪失能力，則會導致災難，像敘利亞、伊拉克一樣，社會將陷入大規模混亂。福山指出，中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構建了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相反，政府權力受到削弱的美國則正在走向衰落。 　

中國對福山的這一觀點極為追捧，「環球時報」曾援引福山的話主張“中國的發展不是因為運氣好，而是因為符合了國際政治的規律”。另有中國媒體介紹了“沒有任何政治製度可以適用於世界所有國家”等福山的話，以此強調西方的自由民主製度並非萬能。

從上述內容可推測出為何習近平與王岐山要會見福山。習近平與福山的具體對話內容還未得到披露，但從王岐山和福山兩位名字都以“山”結尾的“二山會”的對話，我們可以揣測出中國領導層的用意。在90分鍾的談話中，大部分時間都是王岐山在說話，相比聽取福山的想法，中國更想通過這次對話向外部表達自己的思路。 　

福山對中國的反腐運動頗為好奇，但王岐山卻不斷談起曆史、宗教、政治和文化問題，因此福山才會在會晤後說“感覺像是一場玄學討論”。 王岐山說“福山所說的國家、法治和民主責任製度的DNA中國都有，因此中國從準確定位自己的曆史和文明出發，應該吸收世界各民族的長處”，明確表示中國將繼續走自己的路。 　

此外，他還說，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需要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和非常悠久的歲月，為了不把13億人帶上陡峭的懸崖，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必須非常慎重，習主席對於這一點認識得非常清楚。 　

王岐山還說“中國和西方追求的東西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形式各不相同”，“所謂中國特色，就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法治等一切政治行為”。那麽，誰來對中國共產黨行使監督職責呢？對於這一問題，王岐山問福山“宗教內部的治理依靠的是什麽呢”？也就是說，正如宗教依靠自我監督一樣，共產黨也只能依靠自我監督。

王岐山還說“在醫學上尋找自己給自己做手術的先例，發現曾有一名俄羅斯外科醫生給自己做過盲腸手術，中國通過共產黨監督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黨員開展大規模反腐運動，就是一種內部監督”。 　

每當中國處於轉型期時，都會由領導人親自站出來闡述中國的發展思路。毛澤東曾通過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闡述中國的建國構想，鄧小平曾通過與美國的時事節目主持人邁克·華萊士對話營造中國改革開放的氛圍等等，中國經常通過這種方式尋求外部的理解。 　

習近平會見福山也旨在消除外部對中國堅持走不同於美國自由民主製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疑慮，另外也意在凸顯中國在體製競爭中的自信心。也就是說，曆史並沒有宣告終結，而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掀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