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換句話說，亞投行的形成，其走勢必定與中南海原先所期待的方向完全相反，甚至可能是針對瓦解中國一黨專政打出了自找的第一拳。畢竟國際金融的規矩與秩序，那是大到無法讓北京政府可以隨性掌控的。”沒有那個屁股，就不要吃那種瀉藥”。既然吃了，那麼就等著發作好了。
但整個來說，一個佔全人類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社會，就算共產黨因此喪失了一黨專政的基礎，若能因此而現代化，進步，帶給中國人民主自由，融入世界文明潮流，何嘗不是人類的一大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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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09日 06:59 AM
亞投行本不應該如此“火熱”
天則經濟研究所項目研究員 張林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截止到接收新意向創始成員國的日期，一共有52個國家申請或表示願意加入中國創辦的亞投行，坦率的說，恐怕連倡議者本身也似乎沒想到會有如此眾多的申請加入者。如果能夠更客觀的看待亞投行的成立和未來，“羊群效應”也許就不會表現的如此明顯。
亞投行本是突破國內改革瓶頸的被動之舉
理解亞投行的成立，首先要理解當下中國和亞洲的經濟發展背景。看清楚了這個背景，就會知道亞投行的成立，以及“一帶一路”的提出有更多的被動成分，而並非是為了主動挑戰和打破世界的金融乃至政治格局。
從中國內部看，改革開放之後的30多年裡經濟發展成績卓然，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二，而且積累了將近4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而快速增長得益於兩條路徑：一條是由於土地、人力資源的低成本帶來的出口部門興起；另一條則是依賴於政府投資，也即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大撬動了GDP的增加。
可是，這兩個發展路徑卻在最近的10年裡遭遇到了不小的挑戰：先是次貸危機削弱了外需，接著是國外投資開始向人力和土地成本更為低廉的東南亞轉移，中間伴隨的則是投資主導型經濟帶來的生產過剩。這一切因素造成了所謂目前經濟的“新常態”。而“新常態”本身，不過是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了瓶頸的另一種表達。
由此，對於下個10到20年的發展戰略，便是在國內推行“新型城鎮化”，在國際上倡議“一帶一路”。實際上，“一帶一路”戰略本身，就是試圖將過去中國30年的發展經驗在更廣的地域內復制，不僅在國內繼續投資建設新城鎮，還在發展中的其他亞洲國家、乃至歐洲發達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能夠在國外的項目中消化吸收，這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案邏輯一致。
其實，消化國內過剩產能，除了出口生產能力之外也並非沒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調整自身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主動提振國內消費。可是，做到這一點足夠難，“經濟結構調整”這六個詞似乎是每一任政府的改革重點，可是每一次都被迫回到了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上。
如果把視角轉向上述的背景，就可以解釋這些宏大的布局和戰略為什麼正好發生在這個時刻，因為它對應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此刻所面臨的現實——即如何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持續下去。
從中國外部看，根據亞開行的估計，亞洲國家每年的貸款需求為8000億美金，可是，經濟學裡所講的需求是有購買能力的需求，而不是貸款意願本身，亞投行如果以為之提供購買能力為邏輯起點，恐怕也只是杯水車薪。況且，亞投行能夠吸引多國加入，經濟上的預期收益是一個主要誘因，這當然已經不錯，但也並沒有上升到為亞洲區域提供全面國際公共物品的情懷和高度。
亞投行背後的觀念衝突
52個意向成員國中有30個為亞洲國家，歐洲國家也較多，8國集團中除了美、日、加拿大外其余5國申請加入。那麼，亞投行本身似乎是想兼具價值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為一身，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全面的支持，可是，隨著歐洲國家的加入，亞投行也許只能形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
亞洲國家希望加入自然是容易理解的，至少他們能從亞投行中更多更容易的拿到項目貸款，亦有助於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值得關心的是為何英、法、德、意、以色列不顧及與美國的盟友關系申請加入。
美國不願意加入亞投行，不僅是出於經濟利益原因，還有意識形態的考量。目前而言，美國仍然擁有世界最強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也在全球範圍內提供了最多的包括“維和”在內公共物品，即便這些公共物品不盡令每個國家滿意，但美國仍然深深的抱有世界領袖的心態。
作為這個心態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對自己所持價值觀念的堅持和輸出。亞開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組織，他們當然深深的打上了美國的價值觀的烙印——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但是要附加資本賬戶開放、嚴格產權標准、項目公開透明、較高的用工標准、較高的環保要求等等條件，而嚴格執行這些條件，反而可能成為了當地經濟快速增長的阻礙。正如秦暉所說，低人權作為一種優勢可以為快速資本積累提供條件，而美國恰恰在這一點上對中國頗有指責。
而以英國為首的傳統歐洲國家早就失去了世界領袖的地位與心態，不像美國所表現的那麼理想主義，他們采用了更為務實的做法，既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如此迅速，多一種總比少一種選擇好，即便沒有觸手可及的好處，可加入亞投行又能有什麼損失呢？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讓他們確信參加亞投行可以獲得經濟收益，即便這可能會影響英美之間的關系。這也就是為什麼英國外交部反對加入亞投行，而英國財政部卻支持加入的原因。
英國的加入，正成為了歐洲國家多米諾骨牌中的第一個。
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前景不容樂觀
亞投行雖然在利益共同體的宏觀概念上比較成功，也已經吸引了諸多國家的加入，運作規則也正在討論，可是在具體的項目操作方面卻並沒有太多細節，還需要中國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亞投行主要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裡，包括有鐵路、公路、管道、電力、通信和港口。基礎設施的特點便是需要前期的巨大投資，盈利周期特別長，但是一旦能夠開始盈利，其回報便會非常穩定。對中國而言，30多年的經濟增長自然積累了很多建設基礎設施的人力、物力和資本基礎，但是要走出國內還需要通過諸多考驗。
正因為基礎設施的盈利周期較長，所以需要貸款國家的長期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穩定。基礎設施不完善、經濟比較不發達的國家恰恰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他們對資金的需求迫切。能夠做到經濟、社會穩定的國家又對貸款需求不是那麼迫切。也就是說，在這個市場上，天然的存在著部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因此，亞投行需要各個國家一起設計出良好的運行標准和規則，能夠對貸款項目做到合理監督和有效約束，但這其中牽扯諸多利益博弈。
另一方面而言，中國的企業在外投資還需要努力融入當地文化，適當的把握宣傳自己的文化。尤其是當走出去的企業是央企、國企以及政府支持的企業時，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當地居民多半會將其視作國家行為而伴有質疑乃至敵視。即便是在國內，基礎設施開發和建設時仍要面臨與當地居民的爭議和糾紛，在國外就更加難上加難。軟文化做的不到位，往往會造成糟糕的衝突性後果。
之外需要十分謹慎的一點便是高鐵的出口，雖然它是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亞投行支持的重點項目。正因為其重點，所以需要謹慎。原因之一是高鐵的盈利能力需要進一步的檢驗，它的盈利需要人口相對密集以及人口收入的較高水平，這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很難做到。第二，如果是在國內建設高鐵，即便高鐵虧損，它所能帶動的其他產業增長的收益也留在了國內，而在亞投行的框架下則面對了其他國家的競爭。
即便將亞投行視作一個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公共物品投資銀行，即便亞投行除了經濟發展目標之外還有其他社會文化目標，但長期的虧損並不符合銀行的運作邏輯。因此，要讓大家看到亞投行的好前景，至少需要在初期的支持項目中注重盈利能力，才能體現出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凝聚力，否則，通過亞投行進行後續的資本和產能輸出便會失之根本。
妖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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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自己要皮繃緊點 越南暴動的事情 以後會長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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