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 星期三

習董砍殺中國經濟?




(Ajin 開口)
任何中華政權所依靠的統治技巧只有兩種法寶:民族主義與帝王意識。
民族主義是藉排外造成對內掌控。帝王意識是藉官方主張:包括左派,右派,宗教,人種,文化區隔 - - - - 造成一股社會的流行意識型態,以此作為維持帝王執政的法源依據。「反共」是一種意識型態,「中國人」民族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型態,「摸著石頭過河」也是一種意識型態 - - - - ,太多了。反正以「民族主義」作出發點,製造出依附統治者所頒佈的意識型態,這就是整個中華統治的全部了。
然而,還好太陽底下有自然法是永遠與中華統治型態唱反調的。例如:依附著統治者,可以賺大錢,吃香喝辣,榮華富貴。然而,當錢的集中變成嚴重傾斜時,多數民眾沒錢,那麼有錢人哪來永續的賺錢機會?那時的經濟型態是屬於當權者與奴隸的關係,貨幣根本不需要了!僅有市場機制的前提下,才需要錢(貨幣)的流通。
那麼,以底下這篇報導,若習董為了權力集中,再度高舉藉著極權意識型態達成帝王統治的目的,必定導致中國貨幣流通速率緩慢,造成原本從2008以來逐漸萎縮的中國經濟更雪上加霜。要知道,任何意識型態絕對都是市場機制的擋石。


中國毛派再崛起,充當正統思想衛士
儲百亮, 傑安迪 20150105
北京新聞學教授喬木去年秋天遭降職處理,降職部分原因在於公開支持多黨制選舉與言論自由。
香港——他們揪住那些膽敢嘲笑敬愛的毛主席的博客作者不放。他們在全國的學校和報刊中仔細搜尋受西方影響的自由派異端邪說的蛛絲馬跡。他們把眼中那些不忠於共產黨正統思想的人拉下馬,不管是教授、記者,還是其他人。
中國的毛派意識形態在遭遇此前的政治遺棄之後正重新崛起。這一態勢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傳統傾向的提振,並因一系列的黨內命令而得到了強化。這些命令等於是宣佈,可以肆意攻擊那些被視為不夠又紅又專的學者、藝術家及黨內幹部。
意識形態衛道士在解除王從聖(此為筆名,本名王守田——譯註)教職一事上起到了關鍵作用。王從聖在北京的一所學校教授法學,在網上發表批評黨的言論後,先是遭拘留,後被學校停止教職。另一個靶子則是報刊評論員王垚烽。他表達了對香港近期的親民主抗議活動的支持,結果被報社開除。
「習近平上臺之後,對自由思想人士的壓力和控制確實變緊了,」去年秋天遭降職處理的新聞學教授喬木說。他的降職部分原因在於公開支持多黨制選舉與言論自由。「越來越多的朋友和同事在經歷恐懼和騷擾。」
對異見人士實施全面打壓的兩年時間裡,習近平一直在加強對其眼中的意識形態對立面的關注,在高等院校、出版社和新聞媒體當中掀起波瀾,並讓那些認為他才是毛澤東合格接班人的強硬派備受鼓舞。
根據官方通訊機構新華社的報道,在上周發佈的指示中,習近平敦促大學「強化思想引領,牢牢把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
在內部規定中,他更為直白,抨擊自由派思想是毒害黨員的不利威脅,並且呼籲各級官員清除與當代中國馬列主義思想基礎相悖的理念。
去年10月,一些黨內和高校網站上出現了習近平的指示意見,「決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在習近平執政之前日漸式微的毛派,如今還受到了另一份簡稱為「30號檔」的內部指示的鼓舞。文中進一步強調,要警惕受西方影響的新聞獨立觀念、「普世價值」及對毛澤東的批評威脅到黨的生死存亡。
「現在中國對左派來說是黃金時代,」知名新毛派張宏良接受採訪時表示。「習上臺以來,跟過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以說是石破驚天的大變化。」
中共老同志中的左派是一個鬆散的網絡,成員包括臺上台下的官員、共產黨老幹部的子女,以及堅決反西方的學術與新聞工作者。他們從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言論中尋找力量,尤其是後者,試圖以此扭轉中國自由市場政策和背離黨內傳統的價值觀的傳播帶來的影響。儘管他們對黨內領導層的直接影響力遭到了限制,但他們一直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熱切地黨同伐異。
他們最中意的敵人幾乎總是屬於中國自由派的成員:那些如今陷入圍剿的學者、新聞工作者和維權人士——他們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會和法治理念,為中國提供了前進的最佳道路。
習近平近期的指示及隨之而來的對政治對手施壓力度的急劇增大,進一步打消了外界最初的懷疑——他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硬是逐漸掌控權力的過程中為了在傳統派當中建立威信而打出的一種幌子。正相反,他對受西方影響的理念進行的持續打壓令黨內傳統左派歡欣鼓舞。
「中國觀察人士都不要再說什麼這全是做做樣子,或者他向左轉是為了向右轉,」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國問題專家克里斯多夫·K·約翰遜(Christopher K. Johnson)說。「這就是此人個性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左派肯定也感覺到了他是站在他們一邊的。」約翰遜曾在中央情報局(CIA)擔任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師。
去年11月,報刊評論員王垚烽被開除的時候,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在社評中對他的解職進行了頌揚。「體制今後將對『砸鍋黨』採取更嚴厲的態度,他們將面臨選擇:或者改變自己的言行,或者離開體制,」文中寫道。這裡的「砸鍋黨」間接引用了習近平關於靠黨生存但對其進行抨擊的那些人的評論。
根據退役少將宋方敏的說法,最新指示「30號檔」要求,將受西方影響的自由主義思想從大專院校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門中清除出去。他是在與一群黨內老幹部和極左活動人士11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表此番言論的。按照他的講話,30號檔是20134月在習近平授意下發佈的「9號文件」的後續。「9號文件」中對「公民社會」等觀念進行了抨擊。
「實際上這兩個文件非常重要,都是總書記講話的概括,」他說,「捋出頭緒來,把靶子樹起來了,這是看準了鬥爭目標。」
令共產黨領導人震驚的是,9號文件在網上廣泛流傳。與9號檔不同,30號檔沒有對外公佈。但共產黨的一些刊物登了習近平的部分評論,大學、黨組織及左派組織的網站也提到了這份文件,從而加大了針對異議的壓力。
一名來自北京知名大學的政治學者表示,高層領導為了不讓這份文件洩露出去,向相關人員口頭傳達了文件內容。「這次,文件高度保密,」他說。「因為上次有點太公開了。」
但效果非常明顯。報紙指責大學充當反黨思想的孵化器,大學黨委接到了加強意識形態控制的命令。去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透露,一名黨的調查人員指責中科院內部存在異見人士。紀檢幹部張英偉發表講話稱,中科院受到境外破壞勢力的滲透,研究人員「穿上學術的隱身衣,製造煙幕」。
這場運動為自由主義學者敲響了警鐘,他們擔心習近平會重新掀起針對內部敵人的批評浪潮。自毛主席發表長篇大論聲討資產階級思想,震驚全國以來,很少出現這種情況。包括受人尊敬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吳思在內的一些人則以長遠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辯稱,政治現實最終會迫使習近平採取比較溫和的立場。
吳思接受採訪時表示,「這點我理解為一種自我防禦,來擋住那些說他是新自由派的攻擊。」
在習近平於2012年接近年末時候上臺執政之前,沒人預料到會出現如此劇烈、廣泛的意識形態轉變。中國領導人當時正忙著清除薄熙來,這名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曾通過喚起人們對毛澤東以及革命時期的言論的回憶,向黨內傳統主義者示好。薄熙來下臺時,其左派追隨者遭到官方的懷疑,一些網站和出版物被封停。
但如今,左派思維又大行其道。分析人士稱,習近平不太可能希望把中國帶回毛澤東的那種嚴控時代,但遵從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員將他視作有益的盟友,將他的指令視作攻擊針對黨的自由主義批評人士的許可。
「左派在一段時期內面臨壓力,但現在又變得非常活躍,」悉尼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副教授馮崇義說。「習近平利用這些人展開攻擊。」馮崇義非常關注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況和政治發展形勢。
去年10月,相關部門召集各個大學的黨委書記開會,研討習近平的指示,並敦促他們「增強憂患意識,堅決保障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
去年11月,中國東北的一家黨報《遼寧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國的關注,該文章稱,大學現在面臨思想鬆懈的問題。文章稱,有些老師將毛澤東與古代帝王進行比較,追捧三權分立等西方理念,「認為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
該報道稱,「說中國壞話、罵這個社會成為了時尚。」
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管制讓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到了一絲寒意。幾名學者拒絕接受採訪,稱他們這段時間要保持低調。其他人則表示,他們經歷了所謂的意識形態清洗。
自去年10月以來,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學教授喬木被降職,幹起了辦公室文員的工作,在校圖書館為英文圖書寫摘要。喬木表示,這是對他提倡西方式的新聞報道,長期參與中國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組織的懲罰。
他表示,除了禁止他上課以外,管理人員將他的工資削減了三分之一,把他的名字從該系的網站上刪除,並迫使他的學生找其他老師當論文導師。喬木表示,「這是一種羞辱。」他還表示,他被告知,這種降職狀態可能會持續幾年。
官方的說法是,他因為反抗不允許他出國參加會議或其他學術活動的上級指示而受到懲罰。但私下裡,學校領導承認來自上面的壓力越來越大。
44歲的喬木目前在圖書館消磨時間,他變得有些沮喪。一些朋友曾建議他離開中國,或者至少在價值觀上做出讓步,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
他說,「我想留在祖國。」他還表示,「我常說,中國有我需要的一切,除了自由。」
儲百亮(Chris Buckley)和傑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儲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傑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報道。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對本文有報道貢獻。Patrick Zuo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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