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8日 星期三

處於馬鞍點的世界?



(Ajin 開口)
底下報導有個專有名詞譯成「拐點」,容易造成誤導。事實上是指Saddle Point (馬鞍點)

      

即:馬鞍形狀曲線的中間點剛好是凸部的最高點,但又是凹部的最底點,如譯成「轉折點」比較容易理解。
底下這篇報導就是將這概念運用到世界與中國的關係:看是要紅燈前進,或者紅燈停止?是世界中國化,或中國世界化?誰說的算?以啥作標準?標準一旦設立,可否因中華人感情就享有特殊豁免權?例如:即使在中國境內,就可以大量釋放污穢煙霧空氣,漂流到全球而不負責任嗎?
底下的論點,俺是非常不認同。轉則點之呈現,那是因為把土龍這變數加進模型後才產生的。要不,何來紅燈問題?何來自行宣布的空識區問題?何來空氣霧礫問題?
之所以有轉折點的困擾,其出發點就是因站在 土龍不遵守秩序,怎辦?而產生。很簡單,隔離咩!絕對沒有隔離不了的,只是作與不作而已。轉折點所帶來的焦急是因為非常希望土龍可以遵守秩序地參加。這樣的出發點基本上就是嚴重錯誤了
換句話說,底下美副總統拜登之所以會發出感嘆,那完全是基於是否該「削足適履」掙扎下的難過!拜登是否是老季學的信徒?難加斷定,但無疑是老季學的後悔派。

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對老季學是評得一文不值。然而,在此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彭定康是代表最典型白盎價值觀,而老季卻是最典型小圓帽唯錢是問的價值觀,那就是差別之處。
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出於老季學的基本假設錯誤了,導致全盤的方向徹底錯誤。經濟發展GDP增高絕對不是促進文明的充分條件。文化與價值觀的改變才是文明進步的保障。龐大的人口量產生龐大的GDP,那是必然,不足為奇。問題是GDP高漲後,人均所得提升多少?此外,老季學所最喜歡高唱的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是建立在一個前提,就是使力是在約定的規則下進行。然而當一方亂崩亂跳時,看你老季要如何讓力平衡?
13億人口當後盾高舉著中華民族復興大旗,逆向在國際高速公路上行駛,再問更貼切的問題,當中華民族完全復興時,中國民眾得到啥樣的好處?貢獻世界啥樣進步的文明?老季學若能提出一個簡單的答案給俺,俺從此封嘴!
俺還是認為章立凡說的對:他說,「我認為,當你和一個不懂規則的人打交道時,你必須首先讓他理解規則。否則的話,你最終註定會敗給一個粗魯而輕率的傢夥。


中國和世介面臨「拐點」
狄雨霏 20131217
美國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上周訪華期間,與美國的商界領袖共進了一次早餐。由於此次訪華的時機以及在此期間(主要是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五個小時談話中)處理了多項棘手問題,拜登此行意義重大。
拜登一向喜歡引用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詩句,這次他又這麼做了。
拜登說,「威廉·巴特勒·葉芝寫過一首詩,叫做《1916年復活節周日》(Easter Sunday 1916),這首詩講的是20世紀愛爾蘭歷史上的首次起義。」(這首詩的標題實際上是《1916年復活節》[Easter, 1916]
他接著說,「其中有一句,我認為用它來形容2013年的太平洋地區,比形容1916年的愛爾蘭更恰當。」
「他說,『一切都變了,徹底變了,一種恐怖之美業已誕生。』」(該詩原句是,「一切都變了,徹底變了,一種恐怖之美誕生了。」)
拜登接著說,美國和中國「正處在人們所說的機遇期,為21世紀的發展道路設定了某種方向。我認為影響就是這麼深遠。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位置,我們正處在彼此關係中的拐點——不光是同中國的關係,還包括同整個地區的關係」。
「拐點」是指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刻。在數學中,它指的是凸曲線與凹曲線的連接點。
讓拜登產生上述想法的事件包括:中國突然宣佈在東海一大片地區設立「防空識別區」,而中國與一些鄰國在東海存在領土爭議;中國宣佈打算向著一個讓市場扮演「決定性角色」的制度邁進——拜登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決定」;除此之外,還有前不久結束的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其他經濟和社會改革。拜登還提到了美國與中國在如何對待記者方面的「重大分歧」。
簡而言之:中國在崛起,全球化在向前推進;各種制度在相互碰撞。
我們真的處在一個「拐點」嗎?中國的評論人士是怎麼看的?
著名獨立學者章立凡持同樣看法。他說,目前是一個讓人感到非常不舒適的時刻。
他說,「我同意拜登的觀點。」
章立凡在接受採訪時說,「我認為,在經濟方面,我們已達到了制度的極限,必須改變。政治制度也是一樣。舊的制度無法再繼續。這就是中國面臨的』拐點』。」
章立凡說,「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因此產生了一種傲慢。中國認為自己可以制定規則。所以,在防空識別區等問題上,中國正在進行試探,想看看國際社會將如何回應:它是否會向中國屈服?中國在宣佈設定防空識別區的半個小時之前通知了美國,這也是在試探。」
他說,「我認為中國目前的立場是非常孤立的。中國就像公路上高速逆行的汽車。它的方向與自身的信念相悖,也與普世價值相背離。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謝韜和本傑明·I·佩奇(Benjamin I. Page)合著了《與龍為伴》(Living With the Dragon)一書。
謝韜說,中國的威權制度正在全球範圍內引起摩擦。
他說,「中國的態度是, 『如果你尊重我,那就別挑戰我!』而在西方,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仍然尊重你,這種態度是我們政治制度的產物。」  
他說,「中國不知道如何開展外交,中國有影響力,但不知道如何用。」
「中國現在試圖做的就是要搞明白,如何與國際社會 『並軌』,同時維持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這兩個問題是中國領導人最關心的。」
章立凡說,國際社會應該做出強有力的回應。
他說,「我認為,當你和一個不懂規則的人打交道時,你必須首先讓他理解規則。否則的話,你最終註定會敗給一個粗魯而輕率的傢夥。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王湛


2 則留言:

  1. "當中華民族完全復興時,中國民眾得到啥樣的好處?"我想老季對這個恐怕不關心也不在意,反正不干涉內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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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解規則是一回事,要不要照規則玩是另外一回事,畢竟,中國人的特色就是喜歡鑽法律漏洞,玩所謂"勝券在握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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