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美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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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美與我                / 鄭自才

對於晴美的逝世我的心情是既複雜又沉重的。

晴美與我都是在戰前出生的一代，歷經日本總督府的統治，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在蔣家獨裁統治之下長大以及受教育。經過二二八事件，四萬換一塊(四萬舊台幣換一塊新台幣)及在進行中的白色恐怖統治。她是新竹人，新竹女中畢業後到台北師大讀英語系，我是台南人，工學院附工畢業後讀成大建築工程，互相並不認識。1960年代正是台灣白色恐怖風聲鶴唳的年代，在這種既恐怖又苦悶的社會裡，台灣的知識分子都在尋找可能的逃離出口，出國留學就成為名正言順的唯一出口，當時出國留學會造成風潮是因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奬學金給外國學生。名義上是出國留學但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移民，就是逃離獨裁極權的社會到自由民主的社會，去追求夢想與幸福。

晴美是在1963年而我則是在1962年由台北松山機場揮別親情與台灣，飛越太平洋及新大陸來到美國東部的鋼鐵大城匹茲堡。她到匹茲堡大學讀社會學，我則是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前卡內基理工學院）讀都市設計。兩間大學就在同一條大馬路的兩側，離市中心大約20分鐘的車程。

美國東部的季節是四季分明，冬天是一片雪白春天則是百花齊放。在校園裡經過一個寒暑之後我認識了晴美，課餘或是週末我們都有約會，不是去聼音樂會演出就是在校園附近的公園散步。我們不住在學校宿舍而是各自在校外租房子。有一天課後我去找她，我們就在一樓屋前的陽台上聊天，不知不覺就聊到深夜，等到要進屋子的時候大門被房東上鎖了，她的鑰匙又放在房間裡面，又不好意思吵醒房東。只好繼續在陽台上東南西北，不知道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話！一直談到天漸漸光了，鳥聲也出來了，我們又到附近的公園走了一趟，然後疲憊又歡喜地各自回家了。

1963年底我完成了碩士學位的設計，並且在Baltimore, Maryland找到了一份工作。準備離開匹茲堡，所以就向晴美求婚，結果她沒有馬上答應。我就先離開匹茲堡前往Baltimore上班。1964年黃文雄來到了匹茲堡大學準備攻讀博士學位，這是我初次與黃文雄認識。這一年晴美與我在匹茲堡結婚，婚禮的祝福中 除了朋友之外黃文雄是唯一的親人。由戀愛到結婚是人生最美麗的風景。婚後我們就到Baltimore開始了在異國的家庭生活。我們租了一間沒有家具的公寓，買了一個新的床墊就放在地板上，沒有餐桌也沒有椅子，當然也沒有羅曼提克的氣氛，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但是我們是快樂的。1965年女兒順利地出生了，把她取名日青，就是把晴字分成兩個字。我在建築師師事務所努力地工作，設計了修道院的女子學校， 內有教堂、教室、宿舍、餐廳及體育館。1968年兒子日傑出生。

我是抱著一個遠大的建築師夢來到美國，所以我又在紐約市一家在國際上有名望的建築師事務所，Marcel Breuer，找到工作。1968年我們抱著還在餵奶中的兒子先搬到New Jersey，後來又搬到Queens ，New York。晴美含辛茹苦地照顧兩個幼小的子女，沒有父母及姊妹的幫助，只靠著一本在當時非常暢銷的Dr. Spock 的育嬰書。

黃文雄與我策劃並執行了1970年的刺蔣事件，我們最大的力量來自於在背後默默支持的晴美，我的妻子也是黃文雄的妹妹，不但支持我們還親身參與執行任務，就是在當天把槍枝帶到現場再交給黃文雄去執行刺殺。這種情操不是任何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捨我其誰的偉大情操。事件之後她不但承受了來自生活的壓力，其實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台獨聯盟的一些同志，尤其是我們棄保逃亡之後。一方面是擔心丈夫、兄長的生命安全，另方面又需要化解及承受來自台獨聯盟要人的壓力。一位有兩個稚齡的媽媽孤單地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她的毅力與決心是值得敬佩。

1972年我取得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晴美帶著四歲及七歲的兒女由紐約飛越大西洋及歐洲大陸來到北歐的瑞典，全家終於在冰天雪地的Stockholm有個短暫的團員。從此晴美與兒女就在瑞典安頓下來，逐漸地異鄉變成故鄉，台灣成為遙遠的地方既熟悉又陌生。台灣把晴美遺忘在冰天雪地裡，可是她的心中永遠沒有忘掉台灣。晴美與我都懷抱著台灣夢與故鄉夢，我們曾經用生命與幸福併肩戰鬥過，在人生旅途的晚年晴美改用台文文學而我是用藝術繼續未境的台灣夢．晴美與我都是台灣的播種者，在還沒有看到歡呼收割的時候，就在2018年1月13日我的回憶錄新書發表會之後的17天，也就是2018年1月30日上午十時晴美安靜地在瑞典逝世。結束了坎坷又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