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欲重塑威權主義，中國走向與歷史相悖之路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301/xi-jinping-china/zh-hant/?utm_source=mostviewed-daily&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mostviewed

習近平欲重塑威權主義，中國走向與歷史相悖之路

MAX FISHER

2018年3月1日

中國版本的威權主義總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幾十年來，隨著其他專制政權或垮台、或變質為功能不全的虛假民主國家，中國的專制政權保持了強大，甚至繁榮。

誠然，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果斷地壓制異議，鎮壓潛在的挑戰。但有些人認為，中共之所以繼續存在下去，部分是因為它建立了異常強大的制度，受到嚴格的規則和規範的約束。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集體領導——靠共識統治、而不是靠強人——和任期限制。

當中國共產黨本週宣布將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許習近平無限期地任職時，它打破了這些規範。它也可能加速了許多學者認為的中國朝著與歷史的力量衝撞的進程。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設法避免了這種衝撞。

這些歷史表明，北京的領導人正在做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曾經稱之為「徒勞無益的差事」：試圖維護一種在現代社會無法繼續存在的政府體制。但是，正在轉向強人統治方式的習近平，要加倍努力證明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可以在當今時代重塑威權主義。

如果習近平成功，他不僅穩固了自己的未來、延長了中國共產黨的未來，也許還為威權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蓬勃發展建立了一種新的模式。

更強硬的那類獨裁政權

如果像許多人現在所預期的那樣，習近平將終身留在任上，這只是在把他多年來一直在推進的一個過程正式化：那就是剝離中國制度的權力，將其積累到自己手中。

把獨裁統治從思想上分為兩類，有助於對其的了解：一類是制度化的，另一類是個人主義的。前者以委員會、官僚機構和類似共識的方式運作；後者只靠一位有魅力的領袖。

中國曾經是近乎於蘇格拉底理想的第一種模式，現在正日益成為兩種模式的混合體。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學者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發表的一篇論文認為，習近平已把自己變為「金融監管和環境政策的主導者」，以及經濟政策的主導者。

習近平還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敵對政治派別的成員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不成比例的清洗。雖然這加強了他本人的實力，但卻削弱了中國以共識為主導的運作方式。

據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研究威權主義的學者艾麗卡•弗朗茨(Erica Frantz)的研究，這種威權主義更難維持。「總的來說，個體化不是一個好的發展，」弗朗茨說。

缺點往往很微妙。研究發現，國內政治趨於更不穩定，管理更不穩定，外交政策更加激進。但最明顯的風險來自繼承。

「我喜歡問俄羅斯問題專家這個問題：如果普丁明天心臟病發作，會發生什麼？」耶魯大學政治學家米蘭•斯沃裡克(Milan Svolik)說。「沒人知道。」

「在中國，直到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確，」斯沃裡克說。死去的領導人將會為需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經廣泛商定的規則，還會對該怎樣做有政治共識。

「這次修憲似乎擾亂了這一切，」斯沃裡克說。通過違抗繼承的規範，習近平已經表明，任何規則都有可能被打破。「關鍵的規範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裡克說。

派系清洗的可能風險是，政治規範將從共識轉變為零和，有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內部鬥爭。

習近平正在削弱的，是使中國的威權主義具有非同尋常的韌性的制度主義。集體領導和有序繼承的制度是在毛澤東的災難性終身任期結束後建立的，這些制度帶來了相對高效和穩定的統治。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家肯•奧帕洛(Ken Opalo)在中國宣布修憲之後寫道，有序的過渡「或許是政治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他說，終身總統「把某些精英群體排除在權力之外，消除了讓那些掌權者接受問責和創新的激勵。」

權威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2005年，政治學家布魯斯•吉雷(Bruce Gilley)絞盡腦汁地思考一個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國內的公民是否認為政府是合法的？他把這個問題轉化為一個數字評分，評分通過對國內公民行為表現的複雜觀察來確定。

他的研究發現，中國享有比許多民主國家更高的合法性，而且除了亞塞拜然之外，中國比所有其他非民主國家有更高的合法性。他把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歸功於經濟增長、民族主義情緒和集體領導。

但吉雷在2012年再次研究他的這些指標時發現，中國的評分已經陡然下降。

他的數據揭示，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對中國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顯鋒芒。一個被稱為「現代化理論」的學說認為，一旦公民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們就會要求諸如公開問責、言論自由，以及在政府中發揮作用等東西。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的權威國家，要麼向民主過渡，要麼在動盪中崩潰。

這種挑戰，除了那些錢多到足以收買本國公民的國家以外，還沒有被其他的現代專制政權戰勝，這種挑戰使得中國需要新的合法性來源。經濟增長正在放緩；民族主義儘管一度在獲得支持上發揮了作用，但卻越來越難以控制，而且容易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公民的要求正在增加。

所以，根據中國問題學者海克•霍爾比克(Heike Holbig)和吉雷的研究，中國正在提倡「意識型態和集體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把政府與中國文化等同起來。愛國歌曲和學校教科書不斷湧現。提到「習近平思想」的地方越來越多，現在這已是官方的意識型態。

習近平將權力個人化的做法，似乎既借鑒了舊式鐵腕人物，也借鑒了世界上民主國家中出現的新民粹主義者。

但是，這種做法只是中國需求的一個高風險的、部分的解決方案。個人崇拜能解決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問題，但不會更多。

「沒有民主的問責」

中國正在嘗試一種威權主義形式，如果成功的話，它可能會縮小國內公民需求與政府所能提供的東西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

按照定義，威權政府是不可問責的。但在中國的一些城鎮和小城市，有限的、可控的公眾參與管道正在開放。例如，一個名為「市長郵箱」的項目允許公民提要求或進行投訴，並獎勵遵守規定的官員。

一項研究發現，市長信箱極大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的幸福感。沒人會說這些城鎮有民主；但這足以讓一些人有民主的感覺，使他們滿足。
這種創新始於基層社區，他們通過有限而持續的異議和抗議表達了自己的意願。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學者蔡曉莉(Lily L. Tsai)稱之為「沒有民主的問責」。

現在，一些官員正在將這種曾經遭他們抵制的趨勢轉變為有意識的做法。他們的目標不是實現自由化，而是抵制它——「在不破壞整個制度的情況下，吸出民眾的不滿」，中國問題學者許慧文(Vivienne Shue)和帕特里夏•M•桑頓(Patricia M. Thornton)在一本關於中國治理的新書中寫道。

北京似乎希望，大多數中國人會接受威權主義統治，如果政府能至少提供
一些民主制度所承諾的好處：適度的好政府，反應還算積極的官員，以及在明確限制範圍內的言論自由。提出更多要求的公民會面臨可能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審查和壓制。

這種有新意的制度，可以作出比克服中國與歷史力量的衝突更多的東西。它可能提供一種讓威權主義在全球茁壯成長的模式，許慧文和桑頓寫道，「非民主國家如何不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成功。」
但習近平的權力攫取，通過削弱制度、推動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有可能讓這種創新變得更危險、更困難。

弗朗茨說，當領導者為自己鞏固權力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國家政治氣候的良好掌握能力會減弱。」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政治學家托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Twitter上寫道：「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把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手中的做法，聽起來像是一個腐朽的威權主義國家會做的最典型的事情。」

「解析(The Interpreter)」是一個探索國際重大事件背後的想法與背景的專欄，由Max Fisher和Amanda Taub寫作。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們：@Max_Fisher和@amandataub。

翻譯：Cindy Hao

點擊查看本文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