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洗衣機與黑人：種族歧視的中國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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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洗衣機與黑人：種族歧視的中國幽靈

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和結構暴力，需要如法農所說，去掉自己身上成為白人的意識，才有希望。

戴娜美2016-05-30

1961年的12月6日，年僅36歲的阿爾及利亞革命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因白血病在美國逝世。那天早晨，他對妻兒表達了自己的恐懼：「昨晚他們要把我放到洗衣機裏去。」

55年後，確實有一個黑人被塞到了洗衣機裏，而歷史弔詭之處在於，現實當中把黑人洗白的卻是曾經也被視為「有色人種」的中國人。這則中國某洗衣珠廣告中，一個身上滿是污漬的黑人試圖和一個打算洗衣服的中國女性調情，而中國女性突然往他嘴裏塞了一口洗衣珠，隨即把他摁進了洗衣機中──最終洗出來了一個中國帥哥。這則廣告中的肢體和眼神動作，還完美地展現了這樣一幅圖景：中國女性吸引黑人男性，而黑人男性只有變成了中國男性，才在中國女性眼裏具有吸引力。

外國網絡一片大嘩，紛紛感歎中國人竟然如此種族主義。而國內網民則紛紛反駁，認為這不算，或者說外國人以及國內的「聖母婊」（道德要求過高的人）「太過敏感」。有網友說，這只是藝術創作；有的說，中國沒有種族歧視的歷史背景，政治正確是「西方的事情」；更有甚者，「他們歧視我們中國人，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歧視他們」的言論，在中國網站上絕不佔少數。

反殖先鋒法農的憤怒與恐懼，針對的是白人。而現在，卻是白人們在質問和批評中國人的廣告過度種族主義，被視為有色人種的中國人們，則有不少人感到理直氣壯。

黃皮膚，白面具

中文網絡上流傳一句話，大意是「我們終將成長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這句話與法農的「黑人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變白」不謀而合。

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描述了這樣的一幅心理圖景：黑人看似痛恨白人，實則痛恨黑人，他們不斷向白人證明自己可以做得和他們一樣好，試圖通過變白而拯救自己的種族。他們沒有取消白人的優越，而是把自己併入到白人的優越當中去。黑白的二元結構相互依存，白人需要黑人去證明自己的優越，在黑人身上投射出自己的無窮焦慮；而黑人，需要白人來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確定自己的方向。

法農更加斷言，所謂黑人，不過是白人的人造品，在白人的注視之下，黑人需要為自己的野蠻歷史與祖先負責。那些骯髒、食人、愚蠢、落後等等標籤，不斷撞擊生活在白人目光下的黑人，成為被檢驗的對象。黑皮膚是這一切的象徵與起源。在表皮的黑色之下，對身體與心靈的審視與規訓已經完成了。

出生於法屬殖民地的黑人法農當然注意黑白二元。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文本也微妙地切中要害。歷史學家奇邁可（Michael Keevak）在《成為黃種人》一書中指出，中國人本來並不「黃」，但隨着近代西方開始對人種進行「科學分類」，東亞人成為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過渡人種。現代生物分類創始人林耐（Carl von Linné）在分類命名時，對東亞膚色的形容先是淡黃，然後是慘黃，種種東亞人的體質特徵被與兒童、病態、邪惡、低俗等特質相關聯起來，在1795年由布魯門巴赫（Blumenbach）確認為「蒙古人種」，「蒙古褶」、「蒙古斑」、「蒙古人病」等術語都被用以佐證東亞人的落後。黃人與黑人一樣，都被建構為落後與低下，是人類的幼稚時期，需要成年的白人們引導和照顧。

19世紀試圖「救亡圖存」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在建構「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對這些「科學種族論」照單全收。「漢族」、「華夏族」、「炎黃子孫」的概念，正是在面對西方列強時才流行起來。漢族或者華夏族，是以父系血統為分類前提的人種，以作為民族國家中國的根基。在這些理論裏，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強盛，都是基於血統的純正。純正的漢族王朝，比其他少數民族統治都要強盛。知識分子進而靈活調用這一套理論強化民族—種族意識，宣傳自強。康有為在《大同論》中就提出：「白人和黃人差距不大，中國還可以奮起直追，黑人則是族性已經過於低劣。」

1949年紅色中國的崛起，在民族主義的傳統話語上打開了缺口。在毛澤東的論述中，非洲黑人和美國的黑人，成為了資本主義奴役的最底層，也因而成為了需要團結起來對抗霸權主義的，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一部分。這一時期的中國，除了給予非洲國家援助外，也不斷宣傳「黑兄弟們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的中非友誼。

然而這一系列對非洲的援助、感恩和優惠，並沒有延續下去。階級話語隨着改革開放開始而逐漸偃旗息鼓。「黃種人」隨着各式的科學主義和現代化進程再次浮出水面，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復甦。這一時期的《河殤》、《黃孩子》、《龍的傳人》等流行文化產品，都強化了中國人的「黃色認同」。在《河殤》中，「專制封閉的黃色文明」與「民主開放的藍色文明」形成二元對立，成為海洋文明的渴望，與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描述的黑人焦慮如出一轍。恰如黑人需要白人看到他們的文明，需要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成就，需要得到白人的肯定，中國人同樣直白地表達了「先進」方向的渴望。

反黑浪潮：80年代的黑暗面

在《河殤》廣受追捧的80年代中國，人們對現代化的焦慮與日俱增。1949年以來，中國的發展因為種種原因被「耽誤了」，「落後」再一次籠罩了主流敘事。與20世紀初相似的民族主義又開始不斷膨脹，優生學也隨着全面計劃生育而崛起。保持漢民族血統純正，後代優良，再一次成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前提。

而非洲黑人，則失去了團結對象這一身份。中國人越來越將非洲與貧困和疾病相聯繫。這一聯繫與早已成型的種族觀一起，將非洲形容成了一片傳染病（主要是愛滋病）肆虐，資源匱乏的大陸。而非洲人（主要是黑人）則又成了懶惰和貧窮的代名詞。

80年代的中國在今天令許多人心生嚮往，然而那個時代也有它被遺忘的黑暗一面。其中一例，便是驅趕非洲學生的校園運動。對「劣等民族」的偏見，加上對非洲人獲得留學生優惠的不滿，對愛滋病傳播的恐懼，和保護本民族「純正性」的呼籲一起，激起了綿延80年代的中非學生衝突。

1979年7月3日，上海的一名馬里學生被中國學生毆打，並因為膚色較淺而被後者一邊喊着「太淺了」，一邊不斷潑墨水。雙方在宿舍門口爆發鬥毆，導致50名外國學生和24名中國學生受傷。在此之後，一百多名非洲學生聚集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呼籲停止送非洲留學生到中國，因為中國「反非洲傾向非常嚴重」。而中國政府僅承諾加強上海學生的「國際主義」教育，否認事件與種族歧視相關。

1979年後，中非學生之間的衝突不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擴大。1979到1989年的10年間，南京、合肥和杭州等地，陸續有反黑人事件發生，每次均有數百人涉及。如1988年12月29日，華中科技大學的300名中國學生向留學生宿舍扔石頭，並砸傷了一名斯里蘭卡學生。中國學生給校方寫信，要求驅逐非洲學生。因為「非洲學生和中國女生的交往破壞了中國社會的穩定」。類似這些事件，往往以女性和非洲黑人交往為導火索。與非洲學生交往的中國女生，也被污名化成了「漢奸」和「妓女」。

在1989年之後，中國加強了對大學校園的控制，校園反黑運動也隨着「美好的80年代」告一段落。然而枱面上種族歧視的消失，讓公開的反思變得更不可見。中國的種族觀念，不但沒有得到指出和討論，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成了對「劣等民族」的鄙夷。

「洗白」的中國人

中國網民對「種族歧視」廣告的反應，常常是「想多了吧？哪有什麼歧視？」的確，不像很多國家歷史上有過的那樣，中國沒有成系統成組織的種族歧視。然而，這並不代表在中國生活的黑人感受不到歧視的存在。這種歧視，更多和中國人面對非洲人的優越感有關。這種優越感有關經濟，也有關性慾，而且無時無刻不召喚着「白人」的在場。

中國網民常常把廣州形容為中國黑人最多的城市。的確，廣州黑人以做小商品貿易的商人為主。保守估計人數在10萬上下，也有20萬、30萬甚至40萬的說法。他們並非長居，而是往返於中非，做小商品貿易。現今居住在廣州的非洲人，無論是流利講四門語言的商人、醫學院的留學生、還是每天都能「打的」出門的女生，或能負擔一年四次往返中非的阿姨，都同等地面臨着相同程度的歧視。走在被稱為「巧克力城」的三元里或者小北，他們會被警察攔下盤問，會遇到路人鄙夷的眼光，人們會在臉上表現出厭惡。而中國網民們，則激進地傳播反黑文章，把子虛烏有的黑人移民視為中國21世紀最大的危險——甚至上升到「亡國滅種」。在「小粉紅」發源的「晉江論壇網友交流區」裏，年輕女性為主的網民經常討論廣州「黑人圍城」的主題，熱度也不下政治討論。

中國民族主義也和種族階序的想象結合在一起。著名的民族主義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在第二季中用動物形象描述了非洲人——好吃懶做愚蠢不堪的河馬。中國援非的歷史也被簡化成了「第一世界不和我們玩」的無奈。而性和帶着生殖意味的種族想像，也仍然是排斥黑人的核心焦點。在百度貼吧，微信朋友圈裏傳播的反黑言論，乃至今天這則廣告中，黑人都像是目的不純，只想睡中國女人的渣滓；與黑人交往的中國女性被污名化為「重口味」或者「窮，沒受過教育」。

法農描述法國黑人如何喜歡與白人結婚，因為那是高貴之路，當他們揉搓白色的乳房時，他們其實是緊握「文明與尊嚴」。黑人則被建構為原始、不受約束、充滿情慾（這一點，恰恰也在今天的廣告中有所體現），他們的陰莖是一切慾望想像的具體化身，既令殖民者畏懼又讓他們興奮。在法農恐懼的洗衣機隱喻中，黑人的骯髒非常明白：洗白黑人、治癒黑人的黑皮膚，不但是白人社會進化主義者一直的夢想，也是康有為早在100年前就表達的理想。

而到了「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之前還是階級兄弟的亞非拉同胞已經被拋諸腦後，黃種人略差於白種人的自我歧視也被放棄，中國人開始要求和白人平起平坐。這一切如兩個世紀以前的白人們一樣，依然要騎在黑人的頭上來完成。中國人樂於爭取的那一個個「五千年」、「歷史第一」都是想要挑戰西方業已成就的文明，其實如那些黑人知識分子一樣，想要獲得肯定。工業化的、先進的、現代的、高素質的西方是令人渴望的第一世界，而已經不是要被打倒的資本主義秩序。夾在中間的中國人，既如法農描述的黑人般對於白人有情慾渴望，也有如黑人對自身低人一等的慾望焦慮——黑人是中國人的過去，也是絕不想再面對的過去。

中國人夾在黑白之間，恰如法農。法農在馬提尼克（Martinique）時自認為是法國人，不是黑人，直到去了歐洲被人不斷提醒，他才發現自己是黑人。他被法國朋友介紹為黑人大學生、黑人作家……外貌表達的種族是第一身份，他們是刻板印象構成的「那幫黑人」（the Negro）而不是「一個黑人」（a Negro）。這也是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感受到的那種矛盾心態。對自己本來文化的歸屬感和身份的焦慮重新出現並被不斷強調，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某些留學生比在國內更愛國。而另一方面，這種是又不是的焦慮，又和那些來自新疆或西藏的年輕人在漢地東部的焦慮有多少區別呢？

法農提出的暴力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在中國實現了。但如今卻是中國人把自己洗白了，也把黑人洗白了。網上已經有文章，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論述為中國人的種族觀念辯護。可是，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和結構暴力，需要如法農所說，去掉自己身上成為白人的意識，才有希望。然而，「黑人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變白」，在現代化的吸引力席捲整個世界的今天，中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也許還遠遠沒到最麻煩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