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觀念創造繁榮,觀念改變世界



觀念創造繁榮,觀念改變世界           / 王軍
美國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在新書中指出,讓世界繁榮的力量既非資本積累也非制度法律,而是人們的觀念或思想。
2017322 06:52 
在中國,有個口號常被提起,那便是「解放思想」。究竟什麼是解放思想?思想又是指什麼?
咋看起來,「解放」讓人聯想到武裝暴力,而「思想」則屬精神層面的範疇,與觀念、意識形態、傳統、習俗及宗教信仰等相通。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為我們的思想不自由,被束縛住了,故而,解放思想意味着衝破思維桎梏,顛覆觀念系統,革新洗面,重新做人。
不過,細究起來,「解放思想」其實是個語焉不詳的提法。比如,誰來解放、解放誰的思想並不清楚,而思想該往哪個方向解放,或者說我們需要怎樣的思想更是含混不清。考慮到這一口號幾乎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一樣久遠,有些疑問也是正常的。
上述追問會落在兩個關鍵問題上:一是,思想或觀念的極端重要性;二是,解放思想需與重建中國社會,重塑對社會有益的觀念並舉,共同推進,不可偏廢。
思想或觀念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也不算過分。美國經濟學家戴爾得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新書《資本主義的平等:不是資本或制度,而是觀念讓世界富了起來》(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對此做了很好的詮釋。
長久以來,無論是右派的亞當斯密,還是左派的卡爾馬克思,抑或風頭正健的托馬斯皮凱蒂,都主張資本積累是一國經濟繁榮的決定因素。以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為代表的制度學派認為,制度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在法律的輔佐下,各國藉助資本都可以走上一條富裕的康庄大道。
然而,在麥克洛斯基看來,上述觀點都不令人信服。這部768頁的著作認為,讓這個世界繁榮的力量,既非資本積累,也非制度法律,而是人們的觀念或思想。各種觀念的交匯和融合,才是決定1800年以後全球範圍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終極原因。
依傳統理解,優勝劣汰的法則通常僅適用於同一領域的競爭者,而在麥克洛斯基看來,造成產業興旺和衰敗的因素完全可能來自其他領域,誰是某個行業的掘墓人,其實非常模糊。例如,壓死風光一時的膠片巨頭柯達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並不是其長期的競爭對手,而是原本與膠片有着上下游關係的相機,即數字相機的興起,而給數字相機帶來巨大衝擊的也並非業內因素,而是其他移動設備(如手機、iPad等)附帶的攝像功能。可見,不同產業和領域之間想法的交匯和跨界融合推動着經濟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過去200年來一直如此。
麥克洛斯基的主張對於理解中國問題提供了有用的啟示。例如,以總量而論,當今中國並不存在資本問題,中國海外投資的快速增加可以說明這一點,不僅如此,中國某些領域還出現資本過剩的情況,「去產能」不就是部分產業資本過剩而採取的「減肥」措施嗎?而在制度層面,中國現有的法律法規不能說不齊全。問題是,再完備的法律體系,沒有有效的執行,也無濟於事,而這不恰是觀念使然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根子出在了思想。
若時間往前推一點,觀察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發生的事情,從大躍進到大飢荒再到「文革」,無一不是執政黨的理念出了問題,僵化和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想法令中國走了許多彎路,付出慘痛代價,直到後來的解放思想才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可以說,正是執政者轉變了治國理政的思路,才換得了今天中國的景象。觀念決定行動,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撬動歷史轉折的關鍵點將會變得愈發清晰。
當然,我們也清楚目前中國還存在大量束縛人們自由思想和創造力的作法,而這正是解放思想需要進行到底的意義所在,也是中國釋放改革紅利的必經之路。根據過往經驗,越早解放思想,進行得越徹底,改革就越順利,阻力少,效率也高。這是因為,改革進程中的任何停滯和過渡都會滋生既得利益集團,到頭來他們只會成為下一步改革的絆腳石。無論是解放思想,還是隨之採取的改革行動,都不應像擠牙膏那樣,磨磨蹭蹭,而是應該看準目標後,快速、徹底地進行。
說到這裡,人們會發現麥克洛斯基無非是想強調觀念的重要性,或者說,思想自由或思想市場很重要。是的,沒錯,但在中國,情形要複雜得多。畢竟,在麥克洛斯基生活的美國,沒有解放思想的問題,而中國在解放思想的同時,還必須澄清什麼思想或觀念對社會有益,值得我們長期擁有,而這更重要,也最艱巨。
與那些可以寫在黑紙白字上的法律條文不同,觀念、思想和習俗雖無形,但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指導着我們的生活,成為人們的日常規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觀念的影響比成文的法律要更廣泛和更持久。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式過馬路」。在中國,交通規則很清楚,禁行的紅燈也醒目,但就是有人不看交通警示燈,只要馬路兩側無往來車輛,就穿行不誤,甚至一些父母帶着孩子闖紅燈,結果導致很多悲劇。
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如每年中小學暑假期間,都有學生在「禁止游泳」的池塘中溺水而亡。如果說這只是未成年人缺乏認知導致的意外,那麼,近來多起孩子在成年人陪護下在動物園遊玩出事,被動物咬傷的事件則實屬不該,尤其在園方已立有「禁止給動物餵食」的警示牌下。
上述現象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在中國,指導人們行為的往往不是看得見的警示燈或寫在紙上的規則,而是人們的觀念、潛意識的習慣和想當然的變通,這才是影響無數中國人日常行為的因素。觀念的作用,習慣的力量,比看得見的規則要管用。
可以設想,當一個人尚未來到這個世界,還在娘胎時,就被父母裹挾着橫穿馬路,指望這樣的孩子長大後遵守規則嗎?不大可能。如此言傳身教和思維方式恐怕只會培養出更多見縫插針、投機專營的下一代。
對上述行為的探討大都指向這樣一些結論,如中國人普遍缺少法治觀念、公民意識薄弱等。拋開這些不談,觀念和習慣在展示其無形力量的同時,也在提醒我們它們的養成極其漫長,絕非一日之功,尤其那些對社會有益的觀念。
繼續設想,即使中國的依法治國可以不計成本地強力推進,仍會有一些行為規範無法納入到法律體系中。畢竟,法律不可能事無巨細,更不可能囊括一切。這個時候,難以寫到法律條款中的觀念、習俗和傳統就變得異常重要了。這些嵌入到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看不見的東西,被一些學者歸納為社會資本,以區別於傳統的有形資本。
社會資本有許多內容,其中社會信任是最常提到的一種。一國社會資本高,表明對社會有益的觀念就越佔上風,反之則反是。在社會資本高的國度,社會運行高效,相反,則成本高昂,難以為繼。
在丹麥,我見到過世界上運營效率最高的地鐵系統,沒有刷卡進站的設施,更無強制性的安檢環節,乘客可以毫無阻攔地一步跨入地鐵車廂。在一個全國人口僅500多萬的國家首都,竟有一套24小時運轉的地鐵系統,且無人駕駛。此外,在北歐國家的一些超市,購物者還可自助付款。當然,這些做法的前提是社會成員普遍持有這樣一種信念,那便是,彼此信任。
在丹麥,普通中國人或許可以感受到什麼叫秩序和高效,增加一些現代國家的感性認識。這不奇怪,因為在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發布的各國在社會公正、國家治理和政府清廉等指標的全球排序中,丹麥等北歐國家多年來一直名列前茅,把其他歐美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或許,當中國的社會信任度提高,社會資本得到改善之後,再看麥克洛斯基會覺得更有道理。畢竟,麥克洛斯基強調的觀念和思想並非空中樓閣,而是附着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之上的,既如此,社會資本問題就難以繞開。
我們很難對社會信任和社會資本與觀念和思想市場孰先孰後進行排序,因為它們彼此交織,相互影響,難以分割。例如,我們無法想象一個社會資本低的國家能擁有成熟的思想市場,類似地,一個思想不自由、缺少思想市場的國度也不會有什麼社會資本。
由此可見,中國的解放思想應與重建社會信任,改善社會資本同時推進,這一點對於今天的中國尤其顯得重要。凡對社會有益的觀念、想法、習俗和信仰等都值得大力扶持,以此收拾人心,重構中國社會的倫理和秩序。
儘管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中國的改革事業遠未完成。只要中國沒有建立起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沒有完成法治中國的大業,沒有完成向自由、民主和開放的現代國家的轉變,那麼,解放思想就不會終止,而改革也將繼續前行。
需要指出的是,「解放思想」並不是一個經得起推敲的提法。對此,我們不必糾結,也毋庸平息相關爭論,因為「解放思想」不過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提法而已,具有歷史的使命和過渡的性質。
如果以1978年中國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作為解放思想的標誌,那麼,解放思想的提法已過去39年。從某個角度來看,當解放思想的口號成為歷史,不再被人掛在嘴邊時,中國人的思想或真就擺脫了束縛,實現了解放。
我們還要再等上39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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