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梵蒂岡在中國面前低下了頭？
練乙錚
2018年2月12日
與北京和解至少還可以在名義上讓教皇擁有對中國所有天主教徒的最高權威——這種地位雖然是象徵性的，但對梵蒂岡意義重大，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教徒在改信其他基督教派。
中國基督徒的總人數已極大增加，從1949年的約400萬增長到現在的一億左右。但是從相對角度來說，天主教的發展卻落後了。據估計，1949年，中國的天主教徒多於新教徒，兩者的比例是3比1，而現在，新教徒的人數比天主教徒多，比例為5比1。
導致這種差距不斷加大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羅馬天主教會不僅擁有宗教和道德權威，而且行使政治和外交權力。
天主教會擁有相對統一的指揮結構、明確的意識型態和紀律嚴明的組織骨幹。它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大眾吸引力，擁有極高的忠誠度，長期以來展現出生存和擴張的能力，所有這些都基於它和平的軟實力。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競爭對手，甚至勝過後者。
許多新教教會雖然也遭受懷疑，但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更好。坎特伯雷大主教1983年訪問北京之後，對中國的自由化大加讚賞，據報導，他讚揚中國出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會」。
和前任們一樣，目前監管香港和澳門的聖公會大主教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該機構包括一些名人，他們名義上是給中國共產黨提建議，但經常非正式或祕密地替共產黨做宣傳。前任和現任大主教都傾向於支持北京對香港民主自由的限制性解讀，反對2014年倡導民主的雨傘運動。
其他信仰的代表們走得更遠。中國佛教協會一位副會長稱習近平主席去年秋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是「當前時代的佛經」。中國政府對待佛教徒的方式相對寬鬆，至少對待非藏傳佛教徒是這樣。關於中國佛教徒的數量，有不同的說法，可能在1億多至2.4億多之間。
但是，即使諂媚能得到回報，梵蒂岡對中國政府的綏靖政策也會給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通過承認中國所謂的愛國教會，梵蒂岡可能會損害該國天主教教義的健康。在中國政府批准的教堂裡進行的佈道已經排除了《聖經》中被認為具有政治顛覆性的段落（例如但以理[Daniel]的故事），也有些佈道中會進行共產黨的宣傳。
在遭受了數十年的壓迫之後，中國數百萬忠實的天主教徒可能很快就會覺得自己遭到了拋棄，甚至背叛。更糟糕的是，政府受到這項協議的鼓舞，可能會對他們更加嚴厲。事實上，前不久生效的宗教法規包括對地下教會處以更高額的罰款，對業餘時間在主日學校授課的公立學校教師處以更嚴厲的懲罰。
此外，與北京和解可能預示著梵蒂岡打算最終不再承認台北政府，轉而承認北京才是中國的真正代表。這種轉變將會改變台灣海峽兩岸微妙的權力平衡，也會損害台灣生機勃勃的民主制度。它也將賦予世界各地鎮壓教會和教派的威權政府合法性——以及教皇的認可！
天主教會曾經有過與法西斯或極權國家妥協的記錄。教皇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 )因在二戰期間背叛歐洲的猶太人而遭到批評：他堅持在納粹和同盟國之間保持中立，從未公開譴責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1956年，蘇聯軍隊暴力鎮壓匈牙利起義後，梵蒂岡將直言不諱反對共產主義的大主教若瑟·敏真諦(József Mindszenty)邊緣化，主張與新的傀儡政權達成妥協。
如今，梵蒂岡渴望在中國扭轉敗局，這可能對它自己也沒什麼好處。
北京在履行承諾方面的聲譽不太好。只要看看它是如何實行「一國兩制」的，就知道了。這種制度原本旨在保證香港在2047年之前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權。
即使在這份梵蒂岡看似想要達成的協議之下，中國政府也能最終實現對中國天主教教會的控制——比如說，靠拖延主教的提名，或是靠反覆拒絕梵蒂岡提供的人選，直到之前由教皇選出的主教通通退休或去世。司鐸是由主教指派，因此，如果沒有主教，過一段時間後也就不會再有司鐸，或只剩很少的幾個，中國的天主教便會在無聲中死亡。
四十年前，赤貧的中國剛剛擺脫毛澤東思想的深淵，那個時候，僅僅是可以將香體露賣給20億中國人的想法，就已經讓西方公司神魂顛倒。而今，中國有了更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型跨國公司更是寧可交出專利技術，坦然容忍暴力的仇外主義爆發，任命中國共產黨的成員擔任高管，也不願冒險失去這裡的商業前景。
似乎沒有人可以抵抗中國巨大的香體露市場、汽車市場——或是教徒市場的誘惑。哪怕是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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