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麼抓到切•格瓦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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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麼抓到切•格瓦拉的?

50年來關於格瓦拉之死眾說紛紜。玻利維亞軍人普拉多作為抓捕行動的親歷者，講述了格瓦拉從被抓到處死的經過。

更新於2017年12月27日 07:50 克萊爾•哈格里夫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1967年10月8日，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切是綽號）在玻利維亞被俘。作為1959年古巴革命的關鍵人物，格瓦拉來到玻利維亞，是希望將它變成「許多個越南」中的一個——他在1966年《通過三大洲會議致世界人民的信》(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中呼籲讓更多的國家像越南一樣（根據公開資料，該信發表於1967年——譯者注）。關於格瓦拉之死的記載眾說紛紜，有些細節至今仍存在爭議。

「10月8日，我的士兵控制了尤羅(Yuro)峽谷外面的路，那裡到處是大石頭、茂密的灌木叢和樹林。大概一點鐘左右，他們喊着抓到了兩名俘虜。我往山坡上跑了20米後看到了這兩人，遂讓其中一名俘虜報上姓名。『切•格瓦拉，』他說。另一名俘虜是『威利』(Willy)，即游擊隊員西梅翁•庫巴•薩拉比亞(Simeón Cuba Sarabia)。

當時謠言四起，按照各種傳聞，這片地區可能得有三四個『切•格瓦拉』，所以必須核實他的身份。我讓切給我看他的右手，因為根據我得到的信息，格瓦拉右手背上有一道疤痕。他伸出右手，手上真的有道疤。他看上去跟照片上不太像，整個人形容憔悴，渾身又臟又臭，而且精疲力盡。他已經逃亡了幾個月時間。他的頭髮很長，亂蓬蓬地散着，還有一臉濃密的鬍鬚。他的軍裝外面套着一件藍色夾克，扣子都掉光了。他的黑色貝雷帽污穢不堪。他沒穿鞋子，腳上只纏着幾片動物皮毛。襪子也不配對，一隻藍色，一隻紅色。他看着就像你在城裡見過的那些推着超市購物車到處乞討的流浪漢。我注意到他小心地帶着一口鋁鍋，裡面裝了6枚雞蛋，證明他與當地人接觸過。

切從峽谷上跑下來試圖突圍時傷了右小腿。我在那片地區設了一挺機關槍，外加一門60毫米迫擊炮。我的士兵們向切開槍時擊中了他的小腿肚，在他的貝雷帽上打了個洞，還打壞了他身上背着的M2卡賓槍。

切情緒低落，徹底喪失了鬥志。他看到了自己的結局。他有五名游擊隊員被擊斃，這讓他難過。他見我呼叫部隊增援來守衛該區域，就說：『不用擔心，上尉，這就是結局。都結束了。』我說：『對你來說可能結束了，雖然你現在成了俘虜，可峽谷里還有些特別能打的游擊隊員。』

他跟我要水喝。他帶了一個水壺，但我擔心他身上可能帶了什麼毒藥，他也許會自殺，於是從自己的水壺裡倒了些水給他，還分給他幾根香煙。我收走了他衣兜和背包里的所有東西，包括一些現金和他的日記。切完全順從，毫不反抗。他有把手槍，但沒有彈匣裝子彈。所以基本上他手無寸鐵。

旅行禁令

库柏：我不想在一个对穆斯林颁发旅行禁令的国家度假或旅游。特朗普已经在全球创造了新一代的反美主义者。

切還有兩塊勞力士錶，一塊戴在他手腕上，一塊在他衣兜里揣着，他告訴我這塊表是『圖馬』(Tuma)的——幾個月前死掉的一名游擊隊員。他說整個古巴游擊小組的隊員都有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贈予的手錶，作為告別禮物。

下午五點時天開始黑了，我決定結束這次行動，帶着所有傷亡人員和俘虜前往兩公里外的拉伊格拉(La Higuera)，在那裡過夜。拉伊格拉是一座小村莊，村裡有二十幾幢茅草頂土坯房，住戶都是貧苦的農民，以耕種村莊周圍的土地為生。

由於切的小腿受了傷，我的士兵們攙着他行走。路上切對我說：『我活着比死了對你更有用。』當地農民幫我們把每一個人都弄到拉伊格拉村；他們很願意幫助我們打擊游擊隊，因為他們並不信任游擊隊，認為這些人想要侵略自己的國家。

我們在拉伊格拉村矮小的校舍里過了一夜。

我們把威利和幾個死者的屍體關在一間房間里，將切安排到另一間屋子，讓一名軍官看守他，每兩小時換一次班。我們給兩名俘虜提供了一頓飯，有肉、土豆和米飯，還給了他們咖啡和香煙。那天夜裡我一宿沒睡，一直在巡查村莊和俘虜的守衛情況。

晚上我和切有過七八次交談，聊了兩三次後，他看上去振作了一點，似乎對他要面臨的命運有了興趣，恢復了些他的性子。

我們倆都想搞清當時的情況。我問他：『你為什麼要來玻利維亞？你寫的那本游擊戰書里說過，如果一個國家擁有民主政府，那麼即使它存在一些問題，也很難在該國煽動起革命。』（我們玻利維亞已經有了民主政府，一年前我們選出了雷內•巴里恩托斯總統，而且我們還有議會，有新聞自由等等。)他沒有回答，於是我又問道：『你為什麼來這兒？』他說：『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決定，而是其他層面做出的決定。』我問：『什麼層面？菲德爾？』他回復：『其他層面。』我們沒有繼續談論這個話題。當然，很明顯這一命令來自古巴。

我問他是否聽說過1952年我們在玻利維亞掀起的全國革命，他說『是的，我當時就在這兒。』於是我問到：『我們的土地革命已經進行得非常深入，你為什麼還要來這兒為人民爭取土地？這就是為什麼沒有農民加入你們的運動。』他回答道：『是的，我們在這件事上犯了錯，我們掌握的信息有誤。』

切之所以來玻利維亞是因為他無處可去。在非洲遭遇失敗之後（他沒能將『革命戰爭』帶到剛果）他去了布拉格。他設法修復與菲德爾的關係，但他之前已經放棄了古巴國籍和軍銜。他不能回古巴，所以他是秘密回去的。他與卡斯特羅談過，就在那次談話中他們就南美的事情做了決定。但我認為這只是菲德爾想要擺脫格瓦拉的對策，因為格瓦拉對他在古巴已經沒有任何用處。切對於他，對於古巴和古巴共產黨來說都一個問題，因為當時菲德爾已同意轉變對蘇聯政策，而切還在鼓吹革命行動。這兩大強國之間已經達成了和平共處的共識，因此它們同意不幫助拉美的游擊運動。於是切就成了一個問題，而擺脫他的最好辦法就是派他去玻利維亞冒險，同時切斷對他的所有支持。切一到玻利維亞就得不到古巴的任何支持。沒人手，完全失去聯繫，什麼都沒有。切告訴我，當他們在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大本營被政府軍佔領後，他們就離開了大本營，從此失去了與古巴的一切聯繫，完全陷入孤立。

切顯然為自己即將面臨的命運擔憂。我告訴他，他會被送上軍事法庭，因為當時（法國記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等一些外國人因參與格瓦拉革命組織已被送上卡米里軍事法庭受審，我推測切的命運也一樣。我們開始談論他的審判將如何進行。德佈雷的審判吸引了大量關注，成了一場精彩演出。切此前從玻利維亞的廣播上聽過這場審判，因此他可能覺得一場審判將是他的一次好機會。

我們還談到了古巴革命，我們倆都想要搞清楚對方的想法。他說：『你們受過美國人的訓練。』我說：『是的。而你們受過俄羅斯人的訓練，所以我們都是超級大國的傀儡，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的道路。』他表示贊同。
那天晚上我翻着切的日記，問他一些他在日記里提到的事。稍後切告訴我，我的士兵拿走了他那兩塊勞力士手錶，我把他們叫來，讓他們把表還給他。我把表遞給切，他卻說：『明天還會有別的士兵把表拿走，所以請替我保管它們吧。』他從地上撿起了一塊小石頭，在其中一塊手錶背面划了個十字架。『這塊是我的』，他邊說邊將手錶遞給我。切死後我把這塊手錶交給我的營長，他讓我繼續留着。這塊表被我保管到1985年，那時我們在玻利維亞重新建立起了民主政體並與古巴恢復了外交關係。我通過古巴大使館將這塊表送交了他的家人。

黎明時，第八師師長華金•森特諾上校(Joaquín Zenteno)乘直升機從北面60公里之外的巴耶格蘭德鎮(Vallegrande)抵達拉伊格拉村。我向他彙報了情況，將俘虜轉交給他。切也在其中，他十分平靜。陪同森特諾的是美國中情局(CIA)特工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

我離開了拉伊格拉村，帶着新部隊返回尤羅峽谷，抓捕游擊隊剩餘成員，該地區還有5名游擊隊員。我又抓了兩名游擊隊員，大概於中午時分返回了拉伊格拉，得知切死了。我的營長阿約羅亞少校(Ayoroa)告訴我切已被處決。師長已返回巴耶格蘭德，但留下指示將切的屍體用直升機運走。下午一點半左右我們將切的擔架綁在直升機起落架上，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行刑的是馬里奧•特蘭軍士(NCO Mario Terán)，後來他告訴了我事情的經過。在收到來自總統和軍方高層處死切的命令後，森特諾上校從當時在場的七名軍士中召集志願者。（在眾多記載中，有些版本稱接到這一命令時普拉多本人也在場。普拉多對此強烈否認。）傳說當時沒人想去扣動扳機，其實恰恰相反，在場所有士兵都主動請纓。於是森特諾上校隨機選了兩名軍士，他說：『好吧，你處理那間房（切所在房間），你處理那間房（威利所在房間）。』兩名軍士遂走進房間扣動了他們的M2卡賓槍。整件事發生地非常快。據特蘭告訴我，切是被一槍擊斃的，沒留下任何演講、任何告別，一字未留。

切的屍體運抵巴耶格蘭德後，當地醫院在軍方指示下為他的屍體做了清理和梳洗。軍方希望他看起來像人們印象中的切•格瓦拉；如果你見過切被俘時的樣子，你是認不出他的。地上還陳放着其他屍體，但他們沒有得到清洗之類的待遇，切是有此待遇的唯一一人，因為證明這是真的切•格瓦拉很重要。他被陳放在醫院後面一間小洗衣房裡的一塊混凝土板上，約3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攝影記者受邀來拍攝他的遺體。對於玻利維亞政府和軍方來說，展示切已經死亡，以此告誡任何意圖入侵玻利維亞或威脅玻利維亞生活方式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為了證明切的身份，我們需要指紋和有切筆跡的文件，於是玻利維亞政府請求阿根廷政府（切的出生國）送來證明材料。阿根廷政府派了兩名警方專家過來，他們帶來了從切1952年護照上取下的指紋，以及他的手跡樣本。當時的交通運輸還很慢，兩名專家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抵達切的遺體陳放地。在此期間切的屍體腐敗嚴重，散發出難聞的氣味，而且也沒地方存放。因此有關方面作出決定，就地掩埋他的屍體，將他的雙手浸入甲醛保存。

當兩名專家終於抵達時，他們從切的手上採集了指紋，證明這確實是切本人，他們用手跡作出了同樣的證明。切的雙手被內政部長保管，後來他又將這雙手送給他的一名共產主義朋友，這名友人又將它們送給了卡斯特羅。現在切的雙手已被歸還給他的家人。

我對切被處死感到震驚，我沒預料到這一幕。我以為切會像其他俘虜那樣受到審判。這整件事的處置非常糟糕。玻利維亞政府先是發布了錯誤消息，稱切已在戰鬥中死亡，隨後又有報導說有人見到切正步行前往拉伊格拉村，最後總統不得不出面澄清。我認為總統之所以作出處決切的決定是因為如果切被關押，他就會受到審判，而這場審判將轟動全球。他們已經厭倦了德布雷審判那場戲，而審判切•格瓦拉將吸引成千上萬的記者，因此必須避免。此外，如果我們審判他，他將被判處30年監禁——我們玻利維亞沒有死刑，最高刑期就是30年。但我們在哪裡看管他30年呢？我們玻利維亞沒有一間可靠的監獄，所以我們將不斷遇到有人試圖救他出獄的問題。於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處死了切。但這件事處理得很糟。如果當時他們讓人們繼續相信切已英勇戰死，這樣處理就很好，可惜切被處決的真相已經公開了。

說到切的作為，他在玻利維亞當游擊隊長時犯了很多錯誤。他與自己書里所寫的一切都背道而馳，而這導致了他的失敗。到處都能看到他的肖像海報，我覺得切不會喜歡這東西。但大多數人不了解他這個人，或者他所做的事。他精通理論，但當他有機會（在玻利維亞）實踐他的想法時，他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加里•普拉多•薩爾蒙(Gary Prado Salmón)曾是玻利維亞第二突擊營的一名上尉，這支精銳部隊由美軍訓練。後來他成為玻利維亞政府的一名部長。1981年他因後背意外中槍導致癱瘓，只能坐輪椅。隨後他又相繼擔任了玻利維亞駐英國和墨西哥大使，如今他在玻利維亞聖克魯斯的一所私立大學教書。克萊爾•哈格里夫斯(Clare Hargreaves)在為撰寫一本關於南美可卡因交易的書《雪原》(Snowfields)進行研究工作期間，居住在玻利維亞（並在這裡認識了普拉多）。

譯者/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