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效益最大化的新典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年會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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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效益最大化的新典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年會隨筆

◎ 林昕璇／維吉尼亞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美國政治的機要中樞華府，總是不缺輪番上演、交鋒激盪的各式年會、研討會和座談會。各國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專家學者無一不想要在華府獲取一席發言權，影響美國外交國際政策的形成。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自去年9月於華府智庫群聚的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揭幕，是華府地區首個以台灣事務為核心的常設研究智庫，在成立屆滿一周年的9月14日，舉辦了一場名為：「Upgrading US-Taiwan Relations for the 21th Century」政策座談會。

《智庫是賣Idea的，實踐是政府的事》

顧名思義，智庫就是智慧的寶庫，指涉由專家學者組成，匯聚各方智慧和才能，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議機構。智庫扮演一個知識效益最大化的平台，是現代國家政策諮詢的重要機構。

美國的智庫能量，堪稱世界最強大。如前身隸屬於美國空軍，專精國防外交政策倡議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全美第一個全國性政策研究中心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蔡英文總統曾經發表演講的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都在官方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相對的，台灣的智庫表現在兩岸關係與對美政策。李登輝前總統執政時期，特別重視智囊獻策的概念，執政12年內，台灣所成立的大型智庫多少因他採納了政策建議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贊助成立的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劉泰英擔任過院長與他後來創辦的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經院)與台灣綜合研究院(台綜院)，使智庫益發蓬勃，多項政策皆已落實為國家政策。

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主政。受到國內外經濟大環境不佳影響，財政為首要解決的問題。但是文官系統執行政策過程的觀念令新政府不甚滿意。為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注入策略性思維，強化解決問題的實際應變力，陳水扁總統上任後委託幕僚成立台灣智庫，成為新政府的重要智囊團，並培育現實與理論並重的全方位專才。

回顧台灣智庫發展史，在在可見主政者借重專家學者的歷史軌跡。時值今日川普上台，台灣政府對外，如何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對內如何緩解人才流失、人力資本衰退的險峻局勢，建構一個高度應變、即時性的政策形成與回應機制，刻不容緩。

《當代社會的公共治理危機》

公共政策的形成與執行，在當代社會面臨嚴峻的挑戰。首先是公務體系、被有限預算、人力、考績層層桎梏，早已失去挑戰現況、創新改革的能力；而本該扮演知識理念領航者的大學研究者，亦受制於各種評鑑、期刊審查等學術行政流程，逐漸失去與社會展開實質對話能力。再者，即便大學近年廣設政策研究組織，但大學政策研究組織本身秉持的價值、學校決定的價值和自身的升遷與發展機會三者間常會出現緊張狀態。舉例來說，大學研究機構的研究傾向以學者的價值觀為主，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出版之前，這類議題討論的熱度早已褪色。學術研究固有其理想性，但在風險多樣化、決策力求即時的現代社會下，就像一個背負著沉重軀殼、步履顢頇的老者，難以對全球化下各種衝擊挑戰，提出即時有效的解決方案。

誠然，很多大學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優秀及重要的研究，但是不一定適合決策者針對立即性政策分析的需求。它通常扮演了廣泛的「啟蒙」(enlightenment)的角色。作為學術和理論的啟發，必須承認的是，這個原始的美好初衷，如今卻也成為大學教育的阿基里斯腱，高等教育過度迷信國際大學評鑑和學術發表的結果，愈來愈難以真正著力於社會問題的辨析與解決。一篇學術論文，從投稿到正式刊登，少則半年、長則可達6年之久，雖是為追求真理的嚴謹性和公正性，卻也使學術生產變成冗長繁瑣與機械複製的過程。

黑格爾曾說：智慧女神的貓頭鷹總是在夜晚才展翅飛揚。在現今，學術界的反思恐怕會過了好幾年才會浮現。

相對於此，智庫宛如一座專家薈萃的孤島，對政策制定的深層改善做專職跨學科整合的科學性思考，和即時回應的倡議，是一座橫跨於權力和知識間的橋樑。同時，跨學科研究的特質使智庫有全觀鳥瞰的視野，使之比較有能力廣泛連結政策網絡，服務在地社會的需要。這也構成智庫與一般學術機構不一樣的特質。

《攻占台灣議題主導權》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上週在華府舉行週年論壇(GTI Annual Symposium)，涵蓋了台美關係長久以來的核心議題。

 1、台灣關係法的內涵深化與永續發展

長期研究台灣議題的美國戴維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她以童話「睡美人」隱喻當初美國國會力保台灣關係法通關的驚險過程，比喻尼克森政府與中國建交時，國會極力通過《台灣關係法》來維繫與台灣關係的做法。就像故事中的公主被下了將在16歲生日時因為被紡錘刺破手而死亡的詛咒之後，最後一位仙子便送給公主一個禮物，讓她沉睡百年以緩解那個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傷害。任雪麗認為，《台灣關係法》就是那個緩解魔咒的禮物。

任雪麗說：「中美建交是歷史洪流的命定所趨，無法改變。但當時的美國國會就如同最後賜與禮物的仙女，儘管最終仍無法破解詛咒，但至少能緩解這個決定帶來的影響，盡可能在不可逆轉的中美建交下，持續與台灣保持友善、實質性、有意義與建設性的關係。」

這段巧妙的童話比喻，可謂空前絕後，一方面彰顯了台灣關係法38年來扮演台美外交關鍵樞紐的地位，更提醒台灣官方今後更應該持續致力於該法的內涵深化與行動落實。

2、台美共同軍事防衛網的建構與強化

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喬治城大學教授Oriana Mastro，則認為：「盱衡現實情勢，訴諸台灣也是一個民主國家、美國也是一個民主國家，這種雲裡霧裡的抽象價值，來尋求美國的支持和國際關注，或許已不再能發揮預期效果。而是應該更現實地換位思考，台灣憑甚麼讓美國無法放棄，台灣如何透過強化各方面的自主性(Autonomy)，對中國造成心理威脅，顯示充分的誘因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戰略協作夥伴，這個才是策略性、具建設性的思維，唯有透過外交博弈的思考，在如今亞太地區陷入一片軍備競賽詭譎局勢下，小國台灣方有可能打下堅實利基，與美國建立長遠互信的協作夥伴關係。」

「建立台美安全防衛共同整合機制(Joint-Integrated Mechanism)，朝向建構一個共同的戰略指揮中心(Commander Guidance)，才是台灣自身安全防衛與存續上的脫困之道。」Oriana Mastro教授進一步表示。

她的發言，立基於策略賽局與國際現實主義，蘊含深厚的理論基礎，看似雖不討揭櫫「西方民主自由信仰價值」的主流論述之喜，卻讓我們更能看到事情真相，令我們不再迴避事實。而從美方這兩年大動作通過《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拉高軍事合作等級至台美軍艦互訪、強化美台軍事例行性合作等一連串修法，亦頗有與Oriana Mastro的訴求互為呼應之勢。

3、新創產業的扶植與鼓勵

就台灣當務之急的經濟體質轉型，參與者一致認為台灣應該停止繼續將TPP與「自由貿易」畫上等號，轉而尋求更多新創產業的機會。包括雲端科技、大數據，以及資通訊技術有關的新創產業，將成為下一個時代數位革命的弄潮兒。另一個重中之重，是要落實產業轉型。唯有強化經濟體質，確保台灣經濟自主。如果台灣失去經濟獨立性，將會變得脆弱易受傷害。質言之，新創公司的鼓勵與推廣和相應的法規鬆綁將是台灣下一步經濟轉型的突破口。

《台美政策對話的新紀元》

從台灣利益出發，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的成立，標誌著兩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在一群對家鄉充滿關懷和高度台灣主體意識的旅美的台籍企業家與學者共同捐助創辦，它意味著台灣在國際戰略和台美議題上的自我賦權，從此之後，台灣擁有在華府自行設定議題的權力與發聲舞台，不再趨附於傳統美方主導的智庫，總把台灣視為中國研究陪襯依附的角色。往後在影響美方決策的談判空間，將大幅增加議題設定的彈性，不再受制於美方大型智庫對台灣事務的圈定與限制。

第二：在各國前仆後繼，傾國家、大企業挹注之力，莫不紛紛想在華府這個全球戰略的制高點插旗，台灣也能透過此對話平台的設立，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建立台灣研究的口碑。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的研討會，指出了幾個台灣爭取國際地位、強化國力的重要破口，從軍事國防、經濟體質、乃至台灣關係法深化，以總體戰略思考的觀點，提供了精闢深入的總體檢。在這個台灣國內改革派全面落地的時刻，更值得台灣當局能夠以之作為深化政策研討的重要參考，提供政府對美政策推動的方向與建言，進一步扮演互動對話的橋樑，將來自華府的聲音真正反饋於台灣體制內的改革，透過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搭建的對話橋梁，「以台灣為本」、「納入全球視野」的台美政策開展實踐的新賽程，正式鳴槍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