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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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 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2017年7月14日07:13

何清漣

7月13日，劉曉波先生去世。對中國來說，不僅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命終結，還意味著非暴力抗爭這一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狀態。

《零八憲章》宣示的非暴力抗爭路線

在國內時，和劉曉波始終緣慳一面。他作為文壇“黑馬”橫空出世之時，我正在復旦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限於專業，對當時瀰漫全國的“文化熱”感受遠不如文學圈深刻，但聽到不少有關他的傳聞。90年代末，因為包遵信先生的關係，距離似乎近了一些。一次是接到劉曉波從北京家中打來的電話（老包將我的電話號碼給了他），談他對《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感想。其中一些感想片斷，他寫在與王朔的對話錄《美人贈我蒙汗藥》裡了，其中那位“老俠”就是劉曉波。多年後我才知道為何要以“老俠”為名，“俠”者，“霞”也，是其愛妻劉霞之名的諧音。在那次的通話中，他很想了解中國的言論尺度是否會有寬鬆？因為當時出版界的說法是：《現代化的陷阱》這種書都能出，還有什麼書不能出？連英文雜誌《遠東經濟評論》當時都寫了一篇《北京的春天》，分析以《現代化的陷阱》、《交鋒》為代表作的“今日中國出版現象”。我當然知道，他那時根本不能在國內發文章，但也只好告訴他，出版內情複雜，算是夾縫裡有得力人物推了一把，絕不意味整體言論環境寬鬆。我沒告訴他的是，就在他打電話那時，深圳所有的媒體都接到市委宣傳部的禁令，禁止“炒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及作者。

2000年7月去北京開會，包遵信先生與我約好，會後邀劉曉波一道見面聊天。7月12日會議結束之後，我在朋友家接走兒子，希望帶他在北京遊玩幾天，結果在7月13日出了一場莫名其妙的車禍，腿骨與腳掌骨均斷裂，當天在北大的演講取消，原定幾天之後的見面當然也取消了。

劉曉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軌跡開始於2005年之後，那時我已經被迫辭國四年。對於後來《零八憲章》的發起及其入獄，以及誰是真正的起草者，均只是遙觀。對《零八憲章》本身，因為認同其和平理性抗爭理念，希望中國未來能走憲政民主之路，我與曉農均簽了名。後來，國內簽名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與政治迫害，斷斷續續時有所聞。

最開始，由於《零八憲章》相關人士自述在國內尚有少許空間，外界均以為，中共能夠容忍非暴力抗爭這種溫和方式。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沈大偉先生（David Shambaugh）後來在《中國即將來臨的衰敗》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中承認，從2000年到2008年，中共有一條開明的曾慶紅路線，直到“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華爾街日報》2015年3月6日）。可見這傳聞流傳之廣。因此，主張非暴力抗爭並宣布“我沒有敵人”，引發無窮爭論。希望當局能夠容忍非暴力抗爭這點期望，即使在劉曉波被投入監獄之後，外界仍然沒有放棄。直到劉曉波獲獎之後不久，《零八憲章》的實際起草者張祖樺在公眾視野中消失後，人們才非常不情願地承認，通過非暴力抗爭通向憲政民主這條如封似閉、但又彷佛開了一個小口子的路，終於被中共徹底封死了。再後來，外界發現劉霞實際上被軟禁了，世界才知道，中國政府對待異議之殘酷，與南非政府的相對文明簡直天壤之別。曼德拉入獄20年，曼德拉夫人在外繼續其夫未竟事業，而中國政府卻事先防範一切反對因素的萌芽。

煎熬的除了劉曉波，還有非暴力抗爭路線

劉曉波病危消息傳出之後，他的朋友們寫過不少憶念文章，我對其中的兩篇情真意切的文章印像深刻，一篇是蘇曉康寫的《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另一篇是余杰寫的《劉霞——作為劉曉波的人質》。

甫見蘇曉康文章標題的“煎熬”二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作者如非自身也掙扎於這種煎熬之中，無法用這二字表達，讀者如果不是經歷過類似煎熬，也無法理解這兩個字包含的不可承受之重。文中那段“桂冠還是十字架”，細述了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後，劉曉波本人及《零八憲章》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遭遇的尷尬：海內外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質疑聲中，當然包含了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的疑問，蘇曉康的這一總結多少有點苦澀：“中國人的驚喜帶有很大的艷羨成分，甚至還會參雜'民族自豪感'，卻很少有人真懂奧斯陸的意思。這個情勢，反而叫得主背負了沉重的榮譽債。”劉曉波辭世的當天，“奧斯陸的意思”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安德森在聲明中再次強調：“通過向劉曉波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希望強調發展民主與創造和確保和平之間存在著根本聯繫。此外，委員會發現劉曉波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壓迫行為為增進不 民族間的友愛做出了貢獻。”

正因為這頂桂冠其實就是十字架，劉曉波認為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蘇曉康對此做了總結：“在一定意義上，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我不是一個輕易動感情的人，那天，看到蘇曉康這段文字時，淚水不由得溢滿眼眶。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這句話蘊含的沉重。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前輩學人李澤厚與劉再复在深刻反思後，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對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鉅。我很理解蘇曉康在文中說出來的話以及他沒有完全表達出來的想法。作為共同經歷了一國風雨的同齡知識人，我們聽得到暴力革命的呼聲，在1989之後的近三十年內備受煎熬。即使在劉曉波去世的當天，對他本人、對非暴力抗爭路線的不同意見，在推特上隨處可見。

余杰的文章《劉霞——作為劉曉波的人質》，主要寫劉霞與劉曉波共同背負十字架的艱難歷程。丈夫作為政治犯坐牢，妻子失去自由，這恐怕是中國特色。中國政治反對者與維權律師的妻子們，都經歷了飽受政治株連的折磨，最後都奮起抗爭。但劉霞形同關押的數年軟禁，卻僅此一例。劉霞所遭受的磨難，展示了中共極權政治極其醜陋殘暴的一面。期盼她盡快獲得自由，應該是所有人的共同心願。

中國當局拒絕了“和平轉型”

作為一個追踪中國變化幾十年的中國研究者，我深知中國的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中國當局維穩的投入也越來越大，中國上空的專制陰霾也越來越重。2011年3月宣示的“五不搞”、2013年5月面世的“七不講”、2015年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的“709事件”，以及大批關停海外資助的NGO，種種跡像都表明，中國通向憲政民主的和平轉型之路已被關閉。這次劉曉波病重之際希望攜妻子出國這點最後的願望，都未能得到滿足，只能在不自由的狀態中辭世，已經沒有多少人再幻想非暴力抗爭能實現中國政治轉型。但深知共產革命之害的人，幾乎全都不希望中國再發生一次類似的革命。中國當局似乎嫌中國人不夠明白這點，在劉曉波辭世當天，美國中文媒體多維網發表《沉思錄：“第五縱隊”較量已無聲》，稱劉曉波、茅于軾、賀衛方、南方係被中共視為西方在中國的“第五縱隊”。這種表態，意味著中共完全拒絕任何說理的聲音。

劉曉波已進入了歷史。悼念者在激憤悲痛之下，用劉曉波說過的一句話來告慰英靈：“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但我是一個不善於幻想的人，只能據實道來：劉曉波的辭世，包括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現，都不可能改變中華民族的靈魂。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將在世界人權史上佔有一席歷史地位。但是，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卻會因將來中國轉型道路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評價。如果中國能夠實現和平轉型，劉曉波將與六四亡靈一道，成為一座歷史豐碑；如果中國祇能通過暴力革命完成政權更替，劉曉波就可能會成為政治教科書上的一個經典案例，稱他證明了和平轉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權在潰而不崩的狀態下繼續生存很長一段時間，他代表的和平轉型訴求則會時時出現在中國人的政治話語中，成為非暴力抗爭者的旗幟，主張暴力革命者批評的目標。

我希望第一種情況出現，但我知道，歷史不以個人的意志願望為轉移。和平轉型的道路雖然已經被中國當局關閉，但暴力革命的基本條件暫時沒有具備，中國人還得在等待中煎熬。我的看法是，與其被煎熬成一群憤怒的網絡暴民，不如從基礎做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普及、涵育公民的權利意識，為未來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