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的忠告：重視特朗普的個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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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國的忠告：重視特朗普的個性特點

2016年12月29日 壽慧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在12月初，我與同事在美國華盛頓拜會了若乾智庫和政府部門的專家，就大選後的中美關系及全球外交局勢進行交流。幾乎所有美國專家表達的共同感受是困惑不安，對未來局勢走向的高度不確定感。好幾位專家都不約而同地說，中美關系正在駛入一片“未知的水域”（uncharted waters），深淺莫測。

一定程度上，這種感覺可以理解。國際局勢和美國國內情況的復雜變化，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直接導致美國外交決策的變化，以及不確定性的增加。全球範圍而言，美國的變化在幾乎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但我感覺，最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此，而是與特朗普的個人特點和行事風格有關。而這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和我們這些訪問者一樣，大部分美國專家都對特朗普的上臺表示驚愕，同樣對他在選後短短一個多月就掀起各種輿論風波（第一個高潮自然是與蔡英文通話以及隨後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感到困惑，因為從不曾有總統當選人在這個時間段能掀起這麽多的是非，尚未正式上臺前就已經引發一系列外交危機。盡管過去一年多的選舉大戲已經讓人見怪不怪，但特朗普製造政治懸念和風暴的能力的確不可低估。

特朗普的這些個人特點對於中美關系究竟意味著什麽？幾乎每一個交談過的專家都懇切地告誡我們，特朗普是有史以來最為性格獨特的美國領導人，他從不以禮貌著稱，而是以粗魯聞名。他的註意力集中時間不超過五分鐘，他通常只會記住最後和他說過話的人和此人的觀點。他喜歡以貌取人，從不深究事情的本質。他從不讀書，他的知識幾乎全部來自媒體和電視。他性情暴躁，以臉皮薄著稱，聽不得別人的批評，卻極喜歡被人恭維，而且睚眥必報。結論是：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家務必要重視特朗普的個性，不要激怒他，而是要盡力尋找渠道和合適的代理人來與他進行個人層面的溝通，獲得他的好感。

這些友善的告誡自然讓人感動。但也令人沮喪。

不確定性是外交沖突的原始動力。從古以來，人類社會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領袖個人的偏好和性格特徵，從而為外交決策帶來巨大的隨意性。這種對權力運用的隨意性又被國際關系本身的無政府狀態所強化——超越國家主體的公共權威（也就是世界政府）的缺失使得國家間的互動缺乏有效的協調和制約機制，猜忌、背信、先發制人成為國家關系層面的道德準則。如先哲們所言，外交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冷靜計算，同時也是莎士比亞的戲劇舞臺，是人類個性的展現和激情的表達。外交決策受制於人類個性的影響是導致人類社會長久以來不穩定的根本原因。

進入到現代社會，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各類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例如聯合國安理會，WTO等），成為現代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簽署國際條約可以有效地將政治人物的行為和國家決策納入到理性規範當中，也就是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稱的“自捆手腳”（tie your own hands）的做法。這種趨勢在戰後進一步得到強化，使得國際關系——至少在西半球——被納入到一個國際機制的密集網絡（a dens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國家間沖突，讓人類社會進入到一個相對和平繁榮的時代。

與此同時，對應不確定性的另一個制度是來自國家內部對政治領袖的制約機制。盡管任何一種政治體制當中都有可能產生制約領袖的機制，使得國際關系不再完全受制於政治領袖的個人喜好和性格特點，民主可能是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將領導人納入到制度框架內行使職權，使得公共決策超越具體個人之間的特殊關系，所以才有“民主國家間不發生戰爭”的論斷。即使在非民主國家，統治者也傾向於採用政黨、議會、選舉等各種民主手段來維護政權，其原因也在於避免不確定性帶來的沖突。與此前人類社會長久面臨的情況相比，國際機制與民主制度這內外兩種機制的結合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而美國在這兩個方面都是最關鍵的領導力量。

如今，美國的新選總統似乎正在挑戰這些機制。

這位新當選的領袖拒絕每天聽取情報部門的簡報，認為這些東西太過瑣碎無聊，他的才智不需要依賴這些東西。據稱他在接聽台灣領導人的電話前兩天才被通知，而他在做出決定之前不屑於咨詢相關部門的意見。他用推特直接取代傳統新聞發布渠道，常常在後半夜發布驚人言論和重大決策，在推特上花費大量時間與冒犯他——或者只是友善地取笑他的副手彭斯——的娛樂節目和媒體打口水仗。在我們與國務院亞洲事務的官員交流中，我們發現這些官員對剛剛發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楊潔篪在紐約會見特朗普新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竟然一無所知。

不僅僅是傳統官僚機制被棄之一邊。如一位美國專家所說，這位新領導人的特點是對任何既有的外交政策和原則都要問一個“為什麽？”，然後再問一個“為什麽不可以？”（Why Not？）。就電話風波來講，特朗普用安全沖突作為要挾來獲得經濟利益，令沖突進一步升級，而不是利用經濟利益來緩和安全沖突，這種做法對於任何理性的外交家來講都難以置信。

無論特朗普的行為背後的動機是什麽，他的行為顯示，他對制約美國外交決策的既有的價值觀、制度、規則、潛規則都持有相當的不信任甚至敵意，並刻意用另類的方式予以攻擊，在很大原因上是因為這個策略幫助他在競選中創立自己政治標簽，他希望繼續以此來擴大他的政治資本。

人們當然有理由相信，美國的政治體制和他個人的理性計算，會讓他在選後有所收斂，融入到他在競選中不遺餘力攻擊的體制中去。但是又如我們訪談的另一位專家指出，特朗普的學習曲線是平的，他競選之初和結束時的言論如出一轍——他從競選中未學到過任何新東西！如何指望一個年過七十，被稱為患有極度自戀症的人，能在短短幾個月或者幾年有所實質性變化？

事實上，查看一下特朗普在年初競選時的外交觀點，會發現他最近的言行舉動和人事任命與他當初表達的外交理念和世界觀——例如對自由貿易的反感，對中國的不滿，對俄羅斯的好感，對美國盟友的利益糾葛，對伊斯蘭教的敵意——高度吻合。

中國人在過去幾個月中已經習慣於將特朗普視為一個言語不靠譜但行動務實的商人政治家，卻低估了他的潛在的價值觀對他的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低估了他維護自己的價值觀的決心，以及他用非常規的民粹手段抵禦來自共和黨建制派陣營挑戰的能力。何況，瀕臨破產的共和黨無意間大獲全勝，同時贏得兩院多數，在很大程度上拜特朗普所賜，所以勢必會珍惜這個機會，與特朗普達成妥協，各取所需，絕不肯制約特朗普的出格舉動，造成兩敗俱傷。

外交變成領袖自我表達的舞臺，所有程序、規則、官僚體制都被推在一邊，讓個人特點取代政治制度，個人喜好代替政策導向和戰略規劃——美國民主從未被置於如此危險境地。而這與中國的利害關系不可低估。近來有些中國媒體幻想美國的外交收縮和政治內鬥會讓中國漁翁得利，獲得戰略和外交機會，恐怕是最大的失策。特朗普的冒險好鬥個性與共和黨右翼的尚武好鬥傳統的結合，將會給中國在戰略和軍事領域帶來巨大風險，同時“美國優先”原則將在經濟上讓中國失去長久以來最為重要、將來也依然是最為重要的市場。

中國究竟會如何應對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尚待時間考驗。電話風波之後中國官方和媒體對特朗普的不同反應，顯示出中國方面的不確定性。盡管中國政府極力保持剋制和冷靜，中國輿論卻似乎正在跟著特朗普入戲，敵對情緒已經醞釀開來，劍拔弩張的態勢開始浮現。

在未來若乾年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沖突摩擦中，中國是否能夠以處之泰然的態度來應對特朗普神經質的外交挑釁？對很多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中國民眾來說，不還以顏色就意味著示弱。但是不要忘了，美國依然是超級大國，而承受特朗普壓力的，也不僅僅是中國。此刻除了俄羅斯和以色列，恐怕沒有幾個大國領導人能坦然面對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和壓力。而中國在他的價值觀中，從目前的判斷來看，仍然被視為對手（盡管是危險的對手），而非死敵。

如果這個判斷準確，我們可以因此說，特朗普用交易代替外交的行事風格固然讓人難以接受，但中美關系還未折返到“冷戰”時期，因此大可不必用“冷戰”思維和手段，用過激行為來回應對方的過激行為，用口水戰和拳頭取代外交溝通協商，被他牽著鼻子走入到一個惡性循環中去。我們必須明白，如果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作為治國原則對世界有任何借鑒意義的話，那應該是提醒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當務之急應該是目光向內，深化改革，把此輪全球範圍內的民粹危機視為一次內在調整的機遇，夯實制度規範，提高民生質量，實現社會平等公正，減少增長創新的內在阻力和不確定性，為迎接未來的世界經濟波動做好準備。

同時也應該時刻註意，特朗普的每一個舉動背後都可能有更大的意圖需要考慮，不是所有這些意圖都要置中國於死地。無論如何，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著重點意在重振美國，貿易是他的對華政策的核心和終極目標，而台灣問題是他實現這個目標的籌碼（盡管他的團隊中的成員另有所圖）。如此而言，正是那些可以協商的背後意圖，也許給中美關系留下足夠迴旋的空間。這或許是特朗普神經質的外交表演背後的真正動因。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對中國而言，何嘗不也是一個機遇，藉以解決自身在貿易不平衡中遇到的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