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斷層線：特朗普當選對中國的啟示
唐納德·特朗普戲劇性地贏得美國大選，這是今年繼英國脫歐之後第二個“黑天鵝”事件。創造歷史拐點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那些利益受到傷害的人民。在金融危機爆發八年之後，不再忍受的情緒席捲全球。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過去幾十年裡，自由主義者推動的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弱者身上。在這個過程中，全球的精英群體（政客、華爾街、硅谷、跨國公司等）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並通過制定規則、主導輿論等占據優勢地位，弱者的聲音被長期忽略，憤怒不斷滋長。這是不少美國人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行的持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深了傷害，被自由貿易與移民搶走就業、被資產泡沫推向貧窮的中產階級與低收入者，對政府喪失信任，最終通過民眾運動發泄不滿。而特朗普今年的參選為他們表達憤怒提供了一個“集結號”。
中國是否應從英美這兩起“突變事件”中吸取教訓？顯然，中國不應該隔岸觀火，因為中國也存在類似問題：面臨經濟增長停滯的挑戰以及因貧富分化而日益增加的不滿，這種環境往往導致民粹主義崛起，或者是發生革命。
中國被公認為是此輪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自2000年以來迅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浪潮針對的主要目標。特朗普在競選中不斷指責中國，並威脅發動報復。
在這一輪全球化中，中國的起點是計劃經濟形成的後果：每一個家庭在財產和收入上幾乎平等，只有城鄉二元的鴻溝。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不管是執政黨還是老百姓，都暫時感受不到階層的差別，每一個人努力工作和賺錢，盡管增長並非讓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利益均沾，但大多數人仍對未來抱有希望。
與歐美國家一樣，中國在2008年進入了第二階段，即通過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增長，製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通脹與資產泡沫，信用的泛濫與財富的流動更加不均衡。起初農民工在基建和地產的大量勞動力需求中受益，但後來，城市中產階級日益承受逐漸上漲的成本，富有者則變得更加富有。今年，中國政府又可以說是主動製造並鼓勵了一場“地產泡沫”，這會在未來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2008年後，依靠信用擴張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讓中國出現了兩條斷層線：不斷抬高的杠桿與日益降低的增長效率，以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產生這兩大斷層線的源頭是難以動搖的“保增長的政治正確性”。在1990年代，積極的鄧小平希望中國的GDP能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而保守的陳雲則認為6%更為合適，江澤民最後取了中間值8%，這意味著增速本身的確定並非一個科學過程，而是政治決定。
保持增長沒有錯，但關鍵是，依靠房地產業增長的方式並不利於資源向更有效率的部門配置，反而加重了實體經濟的成本，扭曲了整個市場的價格，並通過房價上漲加速財富分配的不公。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中驚人的信用擴張引導資金集中流向了房地產業與基建，引起上游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產能擴張（這也是目前產能過剩的領域），以及房價上漲，地方政府債台高築。今年，為確保增長（到2020年GDP翻番的政治目標要求6.5%增速底線），政府再一次刺激樓市，最終導致房價失控，去產能、去杠桿等改革任務半途而廢，杠桿與泡沫繼續肆虐。
兩次飲鴆止渴式的刺激都瞄準了地產，房價暴漲讓中國未來變得暗淡。2016年成為中國財富分配時間上的一條分界線：不是因為個人努力與個人價值帶來的區別，僅僅因為不合理的貨幣政策，就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一二線城市讓還沒有買到房子的家庭陷入絕望，不得不節衣縮食，這將導致家庭消費水平降低、儲蓄率下降，前者會拖累消費，後者會影響投資，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將衰退，依靠投資發展的模式也難以為繼。
看上去，中國執政黨並沒有吸取美英貧富差距拉大的教訓。長期以來，中國精英階層口頭上將日本與拉美轉型失敗作為前車之鑒，呼籲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中國不斷依賴貨幣政策的做法，恰恰製造了資產泡沫並加大貧富差距。一個原因是，中國精英階層並不覺得貧富差距是一個多麽嚴重的問題。在北京坐滿官員、學者和教授們的會議上，絕大多數人宣稱北京、上海的房價還會繼續上漲，立法機構審議房地產稅時，也會遭到強烈的抵制。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擁有大量房產，周圍的人也是如此，彼此之間關心的是誰又買了房子，或者誰的房子又升值了多少。他們一點也不關心那些拿著10萬年薪（看起來已經足夠高）的年輕人在北京可能永遠買不起住房，盡管他們有些人的名義工資比這些年輕人還低。
中國的改革是在政府權力不受約束、公民缺乏權利的背景下展開的。改革30多年後，造成不公平的階級分化，房價暴漲加速和鞏固了這一過程。一旦經濟停滯增長，窮人不再受益，剛剛形成的中產階級就會覺得被剝奪，這個制度就會被質疑，經濟問題就可能政治意識形態化。在長期繁榮中形成的樂觀預期一旦熄滅，曾經被金錢至上主導的社會意識形態將會重組。脫胎於近代革命意識形態與封建社會農民“造反有理”文化的中國，可能會動盪不安。
應對兩大斷層線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改革。一是通過改革釋放市場效率，包括大規模的國企改革、取消壟斷並減少政府管制與乾預、更加開放的市場、要素價格市場化、產權保護、降低稅負等。只要中國通過制度改革釋放市場活力與效率，完全可以在中期內由市場來驅動較高速的增長，並為技術升級與結構調整創造時間和空間。但這項改革本質上要求政府放棄權力，從過去幾年實施效果看，幾乎沒有進展，甚至改革向領導人所推動的相反方向倒退。
另一個方向是實現社會公正。這包括機會公正（階層固化問題），公共資源分配公正（教育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問題），放棄排外的戶籍制度（包括大城市），尤其必須著眼於縮小貧富差距。僅僅提高收入（收入翻倍計劃）並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增強購買力，防止收入增長購買力反而加速縮水的現象。目前導致貧富差距最大的是房價，製造了有產和無產兩個階級，應該考慮以稅收方式調節，避免富人囤積住房，引起房價繼續上漲。另一個問題是，很多人有太多腐敗或灰色收入，高收入階層避稅，而個稅主要由工薪階層承擔，這個問題也需要解決。
中國體制存在太多的結構性問題，決定了改革同時追求效率與公正並不矛盾，提高效率不會也不應以犧牲公正為代價，提高社會公正也不會犧牲效率。在中國現有環境下，任何將兩者對立的說法，都是既得利益者逃避改革、拒絕利益調整的藉口。
當權者不應該繼續試探人民的底線。從菲律賓到美國，全球性的反建制浪潮已經出現，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擴大讓中國社會變得脆弱，“被沉默”的大多數無法釋放不滿。因此，中國應該逐步賦予民眾更多權利和自由，這是社會與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更是符合世界發展的潮流。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需要增強市場效率，實現社會公正，同時推進可控的民主，避免壟斷權力的政府與廣大人民的權利需求嚴重脫節，出現一條政治上越來越劇烈的斷層線。如果前兩條斷層線無法解決，破壞性的能量會全部轉移到政治的斷層線上，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歷史規律，而且它正在美國以及全球其他地區用和平的方式展示出來。
目前，特朗普當選形成了一個中美改革賽跑的局面。在中國，習近平剛剛被確立為“核心”，他有志於將中國帶入一個新的三十年，在這一階段實現國家崛起與國家現代化的雙重目標，但也面臨著僵化的體制。在美國，擁有參眾兩院多數支持的特朗普也誓言要讓國家再次偉大，他要推動經濟改革並捍衛美國第一的國際地位。這位善於商業談判的地產商與脫口秀主持人觀察力敏銳並敢於行動，但通過封閉美國來解決結構性問題，顯然困難重重。兩位領導人的目標能否實現，取決於兩國國內改革能否成功。目前，中國不應將美國收縮視為在全球擴張影響的機會，集中力量優先解決國內阻礙經濟發展的難題，才是首要任務。
美國人選擇特朗普，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戳破了“美國第一”的泡沫。他提醒美國人，美國事實上千瘡百孔，人們需要面對這一現實，並採取一場手術。特朗普指出這一點，並提供方案，只是他的言論備受爭議，他的方案也具有民粹主義特徵。中國人也應該正視自己的現實，而不是沉浸在“國家崛起”、“經濟奇跡”、“中國模式”等泡沫當中。中國的結構性問題比美國更嚴重，制度可靠性比美國更脆弱，更應該全國上下清楚改革的緊迫性。在具體問題上，中國應該小心自己的財政，不應繼續跟隨特朗普大搞基建。中國也要警惕驕傲自滿，防止國際擴張導致戰略性透支。
任何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導致的社會危機，最終會以國際秩序崩潰與重構展現出來，並實現權力轉移。幾十年前，在長期“滯脹”之後，1980年代保守的里根與撒切爾夫人分別在美國、英國登上歷史舞臺，這與當前的情況有著驚人的相似。不過，那一場改革賽跑以蘇聯的崩潰落幕。蘇聯的教訓不是改革太激進，而是漸進式改革無法推動，改革麻木，“改革已死”，最終導致各種“斷層線”結構性崩裂。蘇聯入墓後，俄羅斯也只有休克療法一條路可走，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深刻的教訓，值得中國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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