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取代美國的貿易角色？
沃爾夫：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取代美國的程度是有限的。整個亞洲都難以獨自維持世界貿易的活力，中國就更不行了。
中國有沒有可能輓救被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的美國所拋棄的貿易全球化？中國領導人發出的威脅，或者美國企業施加的壓力，有沒有可能勸服特朗普重新考慮貿易協定，甚至包括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中國不能取代一個參與性的、外向型的美國——即便它想這麽做也不行，但它可以有所幫助。至於特朗普的意圖，它們是固定不變的還是可以協商的？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建立一個對貿易和投資開放的、由北京主導的全新秩序。奧巴馬的TPP從根本上把中國排除在外。現在特朗普已宣佈，他上任後美國將退出TPP。這為中國提供了推進替代方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機會。在12個推定TPP成員國中，有7個是潛在的RCEP成員國。習近平還向拉美國家提供了加入中國“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倡議的機會。
然而，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取代美國（且不提整個西方）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從市場價格（這是一種粗略衡量實際購買力的標準）角度考察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中國的占比從2000年的4%躍升至2016年的15%。亞洲（包括日本）的占比為31%。同時，美國和歐盟(EU)的占比之和為47%。同樣，盡管增長迅速，但2015年中國在全球進口中的占比僅為12%，而亞洲的占比為36%。美國和歐盟（不包括歐盟內部貿易）的占比之和仍達31%。
此外，從兩個重要方面看，這低估了高收入經濟體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首先，世界最終需求的很大部分仍來自這些經濟體：以市場價格計，2015年中國消費大約是美國和歐盟總消費的三分之一。其次，更重要的是，驅動當代大部分貿易的專門知識來自於高收入經濟體的公司。中國企業仍不能提供可比深度的專門知識。
在《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一書中，日內瓦國際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的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透徹剖析了當今貿易的性質——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二次全球化”。
他的核心觀點是，貿易總是受到距離相關成本的制約，這些成本包括運輸、通信和麵對面接觸的成本。在19世紀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期間，世界貿易的快速增長是由貨物運輸成本的下降推動的。它使創建一個全球交換體系成為可能：製成品與主要來自美洲和澳大利亞的自然資源和農產品之間的交換。
然而，在那個時代，把製造過程拆分開是不可能的。若要在工業領域展開競爭，一國必須掌握所有必要的技能。結果，製造業及其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邊做邊學的成果集中到了高收入經濟體。
這還不算，這些國家的具有中等技能水平的勞動者分享了很大一部分成果——進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和政治影響力。這是因為他們可以優先獲得所在經濟體開發出來的知識成果。
直到大約四分之一世紀前，打入這個迷人圈子的唯一方法是發展自己的競爭性產業。這是困難的：很少有國家能做到。但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通信成本下降幅度如此大，以至於生產過程有可能被拆分（或者說碎片化）；在擁有相關知識的製造商或買家的控制下，組件生產和最終組裝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正如鮑德溫所說，南卡羅來納州的工人“不像1970年代那樣與墨西哥勞動力、墨西哥資本和墨西哥技術競爭。他們是在與一種近乎無敵的組合（美國技術加上墨西哥工資）展開競爭。”
國家資本主義成為全球現象。這也適用於一些服務活動。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未能利用這些機會。但有些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做到了。
以製成品換取原材料的貿易也在繼續，尤其是在中國與其供應國之間。但是，正是這種新的貿易格局助燃了保護主義，進而把特朗普推上權力寶座。如今，政治鬥爭的焦點是：誰獲益於高收入國家的企業開發出的專門知識？這場鬥爭引出了一個重要的規範性問題：誰應該贏？它也引出了一個肯定問句：誰會贏？特朗普是否將優先照顧美國工人，而不是美國企業的股東和管理人員？
抑或他只會用象徵性的姿態假裝這樣做——拒絕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或威脅對中國開徵關稅——而讓大部分世界貿易保持現有狀態？難道他不會得出結論認為，給中國一個組織世界貿易的機會，事實上對美國是不利的？難道他不擔心，限制美國在全球生產分拆中的角色，將使美國企業處於劣勢，進而促使它們把更多業務遷至更歡迎它們的地區？
整個亞洲都不可能獨自維持世界貿易的活力，中國的一己之力就更不行了。西方的重要性太大了，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幸運的是，支持全球貿易的力量仍相當強大。就連特朗普也可能缺乏能量或意志來徹底挫敗它們。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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