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危險的「中國幻想」吧!

（Ajin 開口）

被一再諷刺稱為「中國幻想」的經濟天真觀，即: 貿易、外商投資，會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帶來政治自由化，以及日益增長的繁榮。1970年代，季辛吉就是持這樣的天真概念去中國打乒乓球的。

這個經濟天真觀讓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商界高管和兩黨政治領袖奉為聖旨，直到2008才赫然警醒，但為時已遲矣！

季辛吉概念的錯誤對整個世界已經造成無法彌補的永恆傷害：

• 天災方面有：氣候暖化，沙漠化，室溫效應所產生的怪異氣候，
• 人禍方面有：操作匯率; 全球掘取天然資源; 非洲設置奴隸生產營 - - 族繁

經濟發達絕對不是造成現代文明之因，其實是相反的。必須先有人本概念為基礎的社會發展，造成現代文明，接著才能引發衍生出來高科技的經濟發展。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028/americas-dangerous-china-fantasy/zh-hant/

放棄危險的「中國幻想」吧，「北京之春」難再現

詹姆斯·曼 2016年10月28日

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及剛進入21世紀的那幾年，美國商界高管和兩黨政治領袖反覆提起過我稱之為「中國幻想」的觀點：貿易、外商投資和日益增長的繁榮，會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帶來政治自由化。

「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吧，我們有的是時間，」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曾經說。不過他只是在重複他的民主黨前任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觀點，後者稱中國政治制度走向開放，「就像柏林牆的倒塌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後來的情況並非如此。

過去幾年來，中國政府變得越來越不能容忍政治異見，以致美國領導層現在變得更加不願意就中國政治未來或貿易投資對它的影響下結論。「中國幻想」的邏輯推論完全錯了：經濟發展、貿易和投資反倒帶來了更大的政治壓迫，形成了更封閉的政治制度。

也就是說，產生了一種新的中國模式：一個極為國際化但同時又嚴厲(repressive)的一黨制國家。從俄羅斯到土耳其，再到埃及，其他專制國家可能會試圖複製中國的這種模式。結果就是，在未來，美國將不得不一再地與這種新的中國模式做鬥爭。

我使用「嚴厲」一詞，針對的是有組織的政治活動，而非私人言論。去中國的遊客有時會驚訝地發現，的士司機、導遊或老朋友會坦誠地跟他們講話，甚至談論政治。但這些人所不能做的，是成立一個獨立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或採取獨立行動試圖改變些什麼。

實際上，在過去的兩年裡，中國政府採用了一些新辦法來對付可能會給獨立政治活動提供支持的人和機構，哪怕是間接的也不行。它還加強了對非政府組織的控制。更近一些時候，它開始不斷逮捕律師，還推出了電視認罪的做法，這讓人想起史達林時期擺樣子的公審。

為何貿易投資反倒讓中國政權對異見的壓制比5年、10年乃至20年前更甚了呢？簡單地講，答案就是這個政權認為自己需要這麼做、可以這麼做，而且不讓它這麼做的外界阻力比過去更少了。

首先，它需要這麼做，因為隨著經濟發展及其變得更加複雜，中國民眾產生了一些新的不滿，如果不加以控制，它有可能發展成為有組織的政治活動。環境問題成倍增加。消費者擔心食品安全（比如毒牛奶）和大型事故（比如火車事故）發生。而網路審查制度就算不是一種侮辱，也是件令人反感的事，至少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如此。

其次，中國的安全機構壓制異見的能力比過去大得多。技術賦予它更大的能力，可以同時控制實體空間（街頭）和虛擬空間（網路）。

最後，在過去20年裡，世界各國與中國的商業關係日益緊密，令外國領導人更加不願對中國的壓制行動做出反應，以免遭到中國政府的報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認識問題：實際上，中國政府在乎自己在國際間的名聲，如果各國領袖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協同一致，中國會力圖避免遭到國際譴責。

幾乎沒有人記得，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曾對北京發出威脅，表示如果它不改善自身的人權環境，美國就會對它進行貿易制裁——相比於現在，美國當時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手裡的經濟優勢要大得多。然而經過激烈的爭論，柯林頓政府最終退讓，沒有對中國採取貿易制裁措施。

這場辯論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美國領導層做出過度反應，他們決定避免採取任何更進一步的強硬措施去支持中國的人權行動。相反，他們拋出了「中國幻想」：那種中國必然會發生改變的想法。

柯林頓總統一度公開表達了這種樂觀主義，還提出了有關貿易將如何使中國自由化的錯誤假設。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他對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說，「你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不管怎樣，歷史自有它的判斷——很不幸，美國對貿易影響中國政治抱持了錯誤的信心。

未來，我們將不得不應對這樣一個中國，它可以沒完沒了地進行一個又一個的鎮壓行動，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偶爾緩和，出現個「北京之春」。那將是個不一樣的中國，在那裡，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或許不比過去忠誠，但他們的觀點也不再那麼有影響力。

我們所能做的，是持續表達政治自由的價值和持不同意見的權利，越有力越好。世界各個民主政府則需要更經常地展開合作，對中國的打壓行動予以譴責——不只是在私人會面中，公開場合也要如此。我們還要找到新的辦法，將參與打壓行動的個別中國官員單獨挑出來，予以懲罰。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可以把子女送到美國最好的學校，而律師卻要在國內被關起來？

中國政府不會因為我們與它進行貿易而走向開放。這種「中國幻想」不僅在觀念上是錯的，在戰略上也是錯的。下任美國總統需要重新開始。

詹姆斯·曼(James Mann)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駐校學者、前《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社長，著有《中國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書。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