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到英美：也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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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到英美：也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郝志東：半年來，幾波民族主義浪潮裹挾世界，引發思想界的不同反應。民族主義在英美和中國的勃興有何不同之處？

更新於2016年10月27日 06:42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郝志東

在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無疑是社會變動最具能量的因素之一。這一點從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就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就當代社會來說，中東的戰爭自不待言，就是最近半年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英美的民族主義大潮，一波接著一波向人們襲來，就足以讓人們感到它的巨大能量。

半年來的幾波民族主義浪潮

舉例來說，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以後，一時間上至退役少將張召忠，下至出租車司機，一片喊打的聲音。“百度”一下“張召忠談南海”，你會發現不少“該出手就出手”、“我們學一招後，你就死定了”（指美國軍艦）、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等火藥味頗濃的字眼。在一篇題為“南海之後又妄想東海仲裁，日本三十六計玩得溜，中國如何一招制敵”的文章中，張召忠主張“我們在軍事上要有大量的動作，要做好打仗的準備”，要“讓世界知道，誰才是東海和南海真正的主人”。

網上也曾瘋傳這樣的愛國詩：“韓貨日貨肯德基, 豐田本田蘋果七。國難當頭不能買, 買了助敵打南海。只要人民都不用, 日美韓菲就得窮！就算不能上前線,在家也能作貢獻！”另外一些人則採取了實際行動，跑到肯德基或麥當勞等美式快餐店，拉起橫幅、高呼口號，要人們抵制“美食”，說吃美國的肯德基就是“丟老祖宗的臉”，就是在“贊助美國人”製造炮彈打中國，就是漢姦。張召忠也號召人們不要去菲律賓旅游（不知道他為什麽沒有號召人們不要去美國以及日本旅游）。這個勁頭頗似2012年西安打砸日系車、重傷並致殘一車主事件。最近中菲關系又好了起來，張召忠是否又要號召人們去菲律賓旅游？這些人把國際關系看作是小孩子打架一樣，只逞口舌之快，而不考慮前因後果。

這種針對美日的戰爭喧囂，最近又蔓延到了臺海兩岸。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志懷在10月24召開的由台灣研究會主辦的兩岸關系研討會上指出，目前兩岸和平的“機會不斷流失、互疑不斷加深、風險不斷疊加”，“對立、對抗或許會成為現階段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常態”。那麽如何對抗呢？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將10月21日在環球網上發表文章，稱“《反分裂國家法》明確的武力統一臺灣的條件之一——‘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正在顯現。因此，中國軍隊要在臺海軍事地理環境下，進入武裝奪取台灣的針對性戰備訓練階段”，比如，要準備多少個什麽樣的“編組作戰集團”、研究如何將炮火覆蓋“台島新竹、桃園甚至臺北”。總之，“我軍任務部隊的每一名官兵都要認識到，解放台灣是受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重托，是統一中國的革命英雄主義壯舉，必將在中國歷史上像鄭成功、施琅一樣留下傳世英名”。其實早在2016年初，王洪光就和另一位將軍羅援就提出來要讓台灣人民體驗一下什麽叫“地動山搖”與“水深火熱”。真是辛辛苦苦40年，一下回到改革開放前——“解放台灣”可是文革前與文革中的口號。

看來，除瞭解放軍要做好打仗的準備之外，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好抵制台貨、將台灣人從大陸趕出去的準備。台灣女藝人陳艾琳，兩年前在社交網站寫“我是台灣人，台灣是我的國家”，遭到大陸網民的抵制，最近被大陸導演陳菱思開除出自己的電影《女友販賣機》劇組。導演並為此事向所有網民道歉，檢討說應該在拍攝前查清楚演員的政治立場。這讓人想到了台灣大選時的周子瑜事件，以及台灣男藝人戴立忍因被舉報有台獨情緒被大陸劇組換角的事件。

那麽由於香港也有人在搞獨立運動，是不是也要抵制港貨，將相關商人趕出大陸，或者用什麽其他辦法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呢？當然，顏色已經有了，也看到了。澳門已經拒絕了有台獨色彩的台灣學者入境，也拒絕了香港不少有支持民主運動的相關學者入境。如此看來，兩岸四地是不是要劍拔弩張，刀槍相見了呢？

民族主義的能量是很大的，創造性是很強的，只要“政治正確”，是沒有什麽事情不可以乾的。

當然，民族主義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有。英國於2016年6月舉行公投決定脫歐，是為了自己更大程度上的獨立與自主，是英國民族主義的表現。美國國會於2001年通過的反恐法案別名乾脆就是“愛國者法案”。目前美國的總統大選，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打民族主義的大旗。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的所謂“讓美國再強大起來”的口號，就是針對其他國家的政府以及移民、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的美國民族主義訴求。這和中國的“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港獨等等是異曲同工的。

那麽，學界對這一波一波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反應如何？我們應該作何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勃興和英美民族主義的勃興有沒有相同與不同之處？這些民族主義會給大家帶來怎樣的後果？我們應該奉行什麽樣的民族主義？這正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對這一股股民族主義思潮的反應

首先，有不少人是支持這些民族主義思潮的。比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周永明。他在一篇關於“西方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三種套路”的文章中（見2016年8月5日雅理讀書網），盡管沒有直接為上述那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觀點與行為辯護，但還是假借批判西方人的觀點，間接地作了辯護。他說，西方人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可以分為三類，即愚氓、傀儡、病人。我說是假借，因為他口中的西方人，是所謂“西方學者和媒體”，但是這有點匪夷所思。因為第一，西方學者或者媒體是不會用這樣的字眼的，就是他在文中唯一點名批判的林培瑞也沒有用這些詞。第二，其實西方並沒有那麽多人會那麽關註中國的民族主義以至於要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起個什麽名字。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說，中國人關註和瞭解西方的事情遠遠超過了西方人關註和瞭解中國的事情。

所以說，周教授是假借西方人，來批判中國人中批判這些民族主義的人。的確，他的口吻也是對著這些中國人來的。比如，他認為這些民族主義者不應該被稱作“愛國賊”（見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在美國叫愛國主義，在中國就叫民族主義”，2016年7月27日，觀察者網），而“愛國賊”是一些反對這種民族主義的中國人給這些民族主義者起的名字。相反，他認為這些民族主義者，比如軍事論壇上的民族主義者，“大多受過良好教育”（不知道他是怎麽知道的），是“知情的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民族主義者=愚氓的時代早已過去”，“中國熱血的愛國青年”並不是“一群沒有獨立思考，沒有自主性，任憑政府操縱的木偶或傀儡”，他們“沒有那麽好忽悠”，反而是“美國政府夥同媒體忽悠美國乃至世界人們的能力”要遠遠超過任何人。同時，把“施暴者變成正常人，受害者變成變態人”是“混帳邏輯”！他認為“對歷史的記憶與反省，對當下的自立與自信，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和規劃，中國民族主義的動力既豐富又強勁又正常”。周教授認為“自詡心智正常的西方學者紳士......的判斷實屬錯誤又多餘”。他認為把這些“愛國者”稱作“愛國賊”是對“愛國者這一概念的超出想象”的“影射和褻瀆”。他感到“驚詫莫名”！

周教授的這種觀點，也間接地反映在哈佛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許吉如在北京衛視演講時所表達出來的愛國敘事中（也見她7月發表於FT中文網的文章《哈佛女孩的‘愛國演講’：你所不知的台前幕後”》）。正如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李江的文章《哈佛女孩與她的愛國敘事》中所言，許吉如將國家擬人化了，在她的口中和筆下，“國家是一位慈祥的母親或父親，賜予了兒女們穩定安康的生活”。

但是，李江說，在這里，人們看不到“公民直面國家、社會、社區存在的問題，並致力於改善家園”。人們看到的是“一番宏大的道德宣言，一碗精緻的心靈雞湯”，“對身邊的不義”則“視而不見麻木不仁，而對千里之外的‘敵人’張牙舞爪義憤填膺”。

的確，這也正是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所關註的問題（見《為什麽精英聯合、中下層分裂》，搜狐文化網，2016年8月3日）。劉認為“民族主義的危險在於把民族國家的利益視為最高價值”，而不問“民族或國家利益與個體公民的利益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麽？是否存在獨立於個體公民利益的民族利益？”如果國家利益是公民利益的總和，那麽人們應該問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公民的福祉，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公正這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否得到保障。那些以愛國的名義、以狂熱的舉動來宣泄自己對社會的不滿的人，並不是真正的愛國。這就涉及到一個到底什麽是民族主義，什麽是愛國主義的問題。這正是我們在下麵要論述的。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重要性與盲目性

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目前的民族主義思潮，沒有人會否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重要性與積極的一面。的確，在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中國革命中，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兩個主義也都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些民族主義的積極的一面，是它正面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在受到他者的威脅時，民族主義會凝聚該民族成員的向心力，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民族主義可以為弱小的文化群體在民族國家林立的世界中爭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見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 153-60)。人們可以利用民族主義進行政治動員，維護自己群內的團結，保護自己的文化。在自然災害面前，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也可以讓大家更好地團結互助，轉危為安。

不過這種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有時侯確實是盲目的，這是它負面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它在不同的民族或者國家之間豎起了一道牆，阻礙了它們之間的聯系，損害了它們之間的關系，結果對各方都弊多利少。比如，英國脫歐其實不見得比留在歐盟對自己的發展更有利，歐盟也失去了一根臺柱子。美國的民族主義曾經導致侵略伊拉克的嚴重悲劇，使伊拉克和美國兩敗俱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也受到了威脅。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共和黨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也不是美國的福音。如果川普獲勝，美國的領導地位會得到進一步的削弱。川普獲勝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代表的民族主義還會持續占領一定的市場。美國的總統大選是由兩黨選民的基本盤所代表的兩種民族主義的博弈，就和中國也有兩種民族主義的博弈一樣。

藏獨、疆獨、台獨、港獨也都不是中國的福音，當然也不是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人民的福音。2012年中國的反日浪潮導致了人民財產的損失與個人身體的傷害。本文開始時談到的人們關於戰爭的喧囂，也會導致更多財產的損失與生命的喪失。（關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世界上的發展，也見吳建民《當今哪兩種思潮特別值得警惕》，《人民論壇》2016年5月1日）。兩岸三地的民族主義使得臺海關系、大陸和香港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張，國家的真正統一，即毛澤東當年所說的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離大家越來越遠。

當然，所有這些民族主義的訴求，都需要正視，需要得到解決。即使是借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之名行而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見邱震海《有些底層民眾盼打仗是愛國還是對現實絕望”》360圖書館，2016年6月24日），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台獨和港獨，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宣言，沒有現實的可操作性。但是它們所代表的是一種政治訴求，是需要認真面對、認真解決的政治訴求。只是如何解決，需要人們思想的轉變與利益的博弈。

這種轉變，是要向與這種民族主義思潮相對的世界主義精神(cosmopolitanism)的轉變。美國民主黨所倡導的就是一種類似世界主義的精神，即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保障國家安全、人民幸福，保證社會的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而不是一種狹隘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真正的愛國主義，是一種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踐行憲法所規定的普遍性原則的民族主義。

我們到底要什麽樣的民族主義？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定義什麽叫民族主義。其實，民族主義有兩個含義。第一，它是一個意識形態，認為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是一體的，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見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比如中國。第二，它是一個運動，即建立一個（多）民族國家的運動。而愛國主義則是一個價值觀，即熱愛自己的文化、傳統、國家和人民的感情。這和打砸日系汽車或者抵制美國快餐店本來是沒有什麽關系的。

那麽，這個民族國家的性質是什麽呢，比如是專制獨裁的、威權的，還是自由民主的呢？這就是建國的宗旨問題，或者說是民族主義的內涵問題。我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Whither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State, and Intellectual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中總結了民族主義和國家的幾個理想型分類，請看下表。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橫列有兩種民族主義，一種強調個體（1），可以稱作個體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會註重人權、自由、平等，可見於民主國家。另外一種強調集體（2），即所謂國家利益超越個人利益，並且在民族與民族之間豎起了一道牆，讓他們互相殘殺。這也是著名學者紀連海所說的“為了保護中國在南海的利益，不惜犧牲10億人口”（見鳳凰評論部《“犧牲十億人口”論，是以愛國的名義反文明》）。在這種民族主義看來，這種犧牲是合法的，應該的。現代文明與秩序是可以被破壞與漠視的，對待生命是可以殘忍、暴戾與冷血的。殊不知人都犧牲了，要了南海的利益給誰呢？但是這在集權國家或者民粹主義國家是可能的。

從縱列來看，也有兩種民族主義，一種強調公民權益（3），不論民族或者種族，只要認可這個國家的價值體系與行為方式，即可成為公民。美國即這樣的國家。但是這種國家也可能用同一個標準要求自己的公民，不看個人或者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從而使國家變為一個壓迫少數民族、壓迫不同文化群體的工具。中國國內一些研究民族問題的學者如馬戎、胡鞍鋼等提出，取消少數民族待遇，無論是高考還是招工，不分民族，沒有差別，一律以公民身份對待，也是同一個思路。這一點很類似美國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即取消平權法案，不給少數民族以任何優待。如果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上臺，美國的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另外一種民族主義則強調族群或者民族群體的權益。這個族群民族主義（4）和集體民族主義（2）是相通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排外的，比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發生在不少國家的種族滅絕等，都是這類民族主義的代表。這里有可能是多數民族/族群對少數民族/族群的屠殺，也可能是少數民族/族群對多數民族/族群的報復性屠殺。這在國內外的歷史上，包括當代史上，都不少見。

在多數情況下，上面這四種比較純粹的理想型分類的民族主義都是比較少見的，我們更可能看到的是他們的結合體，所以才有了從第（5）到第（8）的另外四種民族主義。具體說來，個體民族主義可以和公民民族主義相結合，成為個體公民民族主義（5），使得（1）、（3）、（5）三種民族主義成為一體，三個名詞也可以相互指稱、互換通用。這是強調人權、強調公民權益的民族主義，也是民主國家與政體的特點。它的問題，如上所說，是可能單純強調公民的一致性，而忽視少數民族與族群的個體利益。

上述第6種民族主義，即集體公民民族主義（6），是有點自相矛盾，因為集體和公民個人兩者是可以相互抵觸的。在制度設計上如何既能夠保證集體利益又能夠保障個人利益，對制度設計者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也是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列文森所提出來的“儒家中國的現代命運”（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這也是另一位有名的漢學家白魯恂所提出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到底是什麽”的問題（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pp. 86-112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6）。也就是說，中國人到底想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民族國家？答案其實不是很清楚，挑戰是很明顯的，盡管集體公民民族主義是一個不錯的選項，也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選項。

另外一個可能的不錯的選項是是第（7）種，即個人族群民族主義。它和第（6）種選項的不同是強調了族群/民族的利益。換句話說，第（6）個選項中的“集體”現在更加具體了。這對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是比較合適的，既強調個人權利，又強調族群權利。但是和集體公民民族主義一樣，個人權利和族群權利也可能是相矛盾的。和集體公民民族主義一樣，挑戰也是很明顯的。多元文化主義在歐美都受到了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而使人們開始懷疑文化多元主義是否出了問題。當然宗教極端主義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能發生，不應該和宗教多元、文化多元掛鉤。

但是，很可惜，很多政府和個人都以反對宗教極端主義為名，行反對文化多元主義之實。結果就是集體族群民族主義（8）的崛起。這是集體民族主義（2）族群民族主義（4）的結合。英國的脫歐和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的崛起都和集體族群民族主義有很大關系。這種民族主義要求個人或者族群利益服從大民族的利益，鄙視個人自由與族群自由。例子包括中國的大漢族主義（比如只許講漢語、不鼓勵講本族語言），美國的“川普主義”（抵制伊斯蘭教、抵制新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以及曾經風行一時的“只講英語”運動）。當然在少數民族或族群用同樣的方式抵制其他民族和族群的時候，他們也是在奉行集體族群民族主義，也是同樣有問題的。這些問題可見於台獨、藏獨、疆獨、港獨的一些言行之中。

結論

現在，我們可以返回來看一下我們在文章開頭所討論的民族主義的性質了。顯然，那種不考慮公民權益、個人權益，而只考慮集體利益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片面的、排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或者說是集體族群民族主義。而一種更應該奉行的民族主義則是既強調集體/民族的利益，也強調個人權益的民族主義，或者說是哈貝馬斯所講的憲政愛國主義，也即強調普遍的原則與價值，既不單純是個體的權益，也不單純是集體的權益，而是應該強調兩者並重的民族主義。在南海問題上，人們應該考慮的是個人權益和集體權益的並重，而不是只考慮集體權益，國家利益，不考慮個人權益。

就南海、東海的問題來說，個人族群民族主義會要求沖突各方都考慮到對方的利益，同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樣是世界主義的視角。菲律賓總統訪問中國，雙方達成瞭解決南海黃岩島魚權問題的協議，雙方的利益都能照顧到。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行個人族群民族主義的例子。其實東海問題也可以照此辦理。

關於臺海問題，按照個人族群民族主義的原則，也只能是加強溝通，而不是關閉溝通渠道；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猜忌；是在被定義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相互承認對方，同時設計一個聯邦式的邦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包含在這個中國裡面，而不是準備打仗，用戰爭來消滅中華民國、消滅台獨。這些東西，不是戰爭可以消滅得了的。

另外在南海、東海、臺海打仗到底對誰有好處？打仗就要死人，是士兵、老百姓去死還是像張召忠、王洪光、羅援這樣的將軍去死？答案不是很明顯嗎？打仗能夠解決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對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來說是性命攸關的問題嗎？這樣的民族主義不是很危險嗎？所以，如果對民族主義情有獨鐘，那麽應該是個人族群民族主義（7），或者個體公民民族主義（5），至少是集體公民民族主義（6）。總之一定要有公民的利益、個人的利益、民族/族群的利益在裡面，而不是只強調群體的集體族群民族主義（8）。這一點對中國、美國都是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