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5日 星期四

台灣對復制硅谷的反思



(Ajin 開口)
坦白說,貼不貼底下這篇,俺大腦和心理是有很大掙扎。雖然俺不認識作者,但卻知道他是認同國民黨,所以俺絕對無法用沒有顏色眼鏡看他:他要不是投機,根本就是具有中華深層腦質。一旦中華腦質化,那就絕對不可能具有人觀價值,也不可能有人本概念,更不可能具有南語化的認同的。這是整盤套餐的必然,不可能單點跳躍的選擇,也是俺的信念。之所以如此,俺可以接受中華血統人,但不能接受中華腦質人。
然而,底下這篇的內容有許多觀點,和俺的概念非常接近,也超脫出中華腦質人的範疇,根本不是擁有中華價值人所能提出來的觀點。這就把俺逼入掙扎,要看作者面,或要看內容面?最後俺選擇看內容面,畢竟內容才是概念流通的實質吧!



許毓仁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19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隨著資通訊(ICT)產業起飛,硅谷(台灣譯作矽谷)變成了點石成金的應許之地,北加州從斯坦福大學到聖何塞(San Jose)一帶綿延20公里的區塊成為全球資訊產業的重鎮。太平洋的這一端,台灣也在同一時間搭上了這股熱潮,通過產、官、學、研四根重要柱子交互運作技術轉移,對接硅谷,在科學園區內創造了許多經濟奇跡,例如全球半導體業龍頭台積電(TSMC)的誕生。那是一個全球科技大廠都要到台灣設分公司的年代。
然而,曾幾何時,台灣的產業發展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停滯。產業發展目標從1990年代喊出打造亞洲營運中心、到2000年的綠色硅島、再到2002年的兩兆雙星(指面板與DRAM產業),最後均無具體成效,喊的震天嘎響的兩兆雙星,似乎也成了兩道流星劃過天際。到今天,台灣新政府推出亞洲硅谷政策,從名字來看似乎想重振過去與硅谷對接的時光,但在倉促推出後卻立刻被台灣新創圈(startup community)大力抵制。
為什麽擁有多數意的政府推出的產業政策會受到強烈的反抗?答案很簡單:因為官方還在用過去的思維來面對明日的挑戰。
硅谷不能被復制、更不能用
亞洲硅谷打算在台灣北部桃園市圈出3.8公頃的地,準備蓋樓招商引資。這有什麽問題呢?首先,從命名來看,官方完全不瞭解硅谷的含義。
硅谷是從身上長出來的,美國當年因為許多大公司倒閉、實驗室關閉,釋出了大量的人才,他們無限的創造力不再被束縛,因此奠定了硅谷的文化和精神。在硅谷,九成以上的創業項目不成功,擁抱失敗的精神要比臺面上的光環更重要。
那台灣官方為何會認為蓋一座新的園區,就可以創造出亞洲硅谷?台灣的自然資源有限,同時缺乏礦產和石油,過去的經濟奇跡,是靠著一個又一個的加工出口區、工業區、科技園區所創造的,從土地、租稅優惠、到產業群聚效應,園區戰略似乎已成為台灣產業發展的必勝秘方。
但硅谷的資金、市場、技術、人才,以及擁抱失敗與鼓勵創新的文化精神,絕對不是在台灣喊一個亞洲硅谷口號就能復制的,如果繼續陷入園區思維,亞洲硅谷最後恐將變成亞洲蚊子館(蚊子館指的是閑置的公共建設)。
而且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口號背後的內涵不足。亞洲硅谷預計招商什麽樣的企業?吸引別人的誘因是什麽?定位在哪裡?這些問題在台灣當前的計劃中都還看不到。在818日剛出爐的台灣行政院總預算書中,亞洲硅谷的預算為新台幣112億元(約人民幣23億元),占台灣整體創新產業預算的近四分之一,如此龐大的預算規模不知道要蓋出幾棟樓。
亞洲硅谷計劃中,其中一項目標是打造亞洲年創新IPO中心,這更是一個與現實脫節(disconnect)的囈語。 台灣資本市場的籌資不活絡,行業仍以傳統產業、建設、金融,硬件為主,本益比又相對偏低,在亞洲區域里,台灣稱不上是一個籌資標的市場。而就新創事業來說,台灣創櫃板的籌資能量低落,籌資金額只有新台幣2億多元(約人民幣4200萬元),與新加坡凱利板2592億元台幣(約人民幣545億元)和深圳創業板達人民幣5.59萬億元相比,台灣能量明顯是不足的。新創公司的籌資是市場導向的,市場在哪,錢就在哪,亞洲硅谷預定地在桃園,並非金融中心也沒有配套法規,對外資和創業家明顯不具吸引力。
想要解決產業問題,不是成立更多空間,而是要思考整體發展策略。台灣要如何從硬件走向數字化整合,以互聯網+(Internet Plus) 和物聯網 (IoT)作為基底,結合台灣的硬件優勢,才有可能突破困境。另外,台灣應該要推動更多的合並收購,通過大企業母雞帶小雞,讓新創事業的產品服務能被大企業所用,進一步被帶到大市場去,會比籌資單打獨鬥好更多。
還有,人才的存在,比提供招商租稅優惠更有長遠的意義,這是官方必須認清的事實。目前臺灣人才嚴重外流、外籍人才聘雇又受限於僵化的法規,要如何吸引人才迴流,同時鼓勵外國新創公司來台發展,這才是真正能長出硅谷的政策。
我剛從以色列參訪回來,以色列的經驗也讓我看到人才對新創發展的重要性。
參訪以色列的啟示
在這個人口只有800萬的地方,天然資源匱乏,四周強敵環伺,但仍以科技新創立國,在美國納斯達克(Nasdaq) 有超過50家公開上市的公司,總市值超過千億美元,以色列是如何做到的?過去閱讀書籍《Start-up Nation》曾對以色列的成功經驗有深入的描述,但這次我深入參訪的經驗更是為之震撼。
首先,以色列政府不只花錢協助新創產業,是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
以色列只有19個新創加速器,而且每一個加速器有清楚的戰略目標,從水資源到綠能、互聯網、金融科技等,分工相當清楚。每個加速器由國家提供85%的資金,也引進外界投資。我所參訪的水資源加速器Aqurius Spectrum,就有李嘉誠的Hutchison(和記黃埔)派駐在當地的投資經理人。
至於台灣,全台有160個以上的育成中心(即孵化器)與加速器,使用率低於20%。這些單位分散在各個大學、政府的官方及半官方單位,彼此各自為政,因為官方提供齊頭式平等的補助政策,導致台灣各個部會從行政院到客家委員會,每個單位都在成立育成中心。
而在法規上,以色列也鼓勵新創投資。以色列設有《天使投資法》 (Angel Law),投資新創事業可以享有5%16%的減稅優惠。另外,國外創投若投資以色列新創項目,可以不用被計算資本利得(capital gain),這也讓國際資金對投資以色列大感興趣。此外,以色列在1985年設立的國家型創投Yozma,由國家出資邀請國際創投參與以色列投資,至今已經有超過200家的創投參與,硅谷著名創投基金如 Greylock Venture Polaris Partners以及Accel Partners都透過這個計劃投資以色列。
以色列發展新創事業更關鍵的要素是培育人才。以色列人才的培養從家庭開始,面對猶太族在歷史上被迫害,他們深知,只有靠知識才能走出困境,從小就重視教育,數學、法律、邏輯、辯論、修辭學、科學到語言等學科在猶太教育中無一不被重視。
此外,以色列更無時無刻都在推動創新人才的培養。在這個全皆兵的國度中,軍事訓練是必須的,兩年的軍事訓練著重在領導統御、軟件開發、農業、醫療、生物科技,通過創新文化來超越自我的限制。在這次參訪中,不少人都分別向我提到軍隊的專業訓練,例如8200部隊就是以色列新創公司的搖籃,這個部隊訓練情報人才,對於大數據分析,資訊安全有深入的訓練。另外一個Talpiot 部隊更是一個菁英中的菁英單位,從育才、選才、到賦予任務都是相當嚴謹,就如同美國的點軍校,畢業於Talpiot的軍官曾先後創辦了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研發了武器、創辦了醫院、學校等等。
若要總結以色列憑什麽在新創發展上勝出?答案是投註資源在影響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項目,尊重專業,還有吸引人才、培育人才。
這次亞洲硅谷政策之所以會在台灣引起那麽大的討論,是因為台灣執政者近年來最大的盲點在於對未來沒有想像力以及想復制過去的成功模式,因為抱著輸不起的心態,所以不敢有突破。但事實上,台灣更需要的是拋棄成功模式、還有不怕輸的精神。
這不是政黨輪替就能解決的問題,只有讓上位者的思維改變,才有辦法真正踏出創新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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