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國可讓難民爭光？

有啥國可讓難民爭光？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809/the-world-loves-refugees-when-theyre-olympians/zh-hant/

難民選手離開里約之後，何處是家園？

羅傑·科恩 2016年8月9日

這個世界被裡約奧運會上的難民代表團感動了。他們在開幕式上博得全場起立喝彩。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這個不太會過多流露情緒的人，也笑容滿面。

美國總統歐巴馬發推文支持這10名運動員，稱他們「證明了不管你來自哪裡，都可以獲得成功。」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在Facebook上發佈了一段視頻，在其中談到了全球6500萬難民——自「二戰」以來數量最多——稱他們「更敢於夢想，因為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誰不會被感動？這些是勇敢的人。他們逃離痛苦之地，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生活下去。一般而言，你不是因為有得選而選擇成為一名難民，而是因為別無選擇。就像來自大馬士革郊區的敘利亞難民、18歲的尤絲拉·馬爾迪尼(Yusra Mardini)，她逃離的國家如今已經名存實亡，在抵達德國之前，她乘坐的從土耳其前往希臘的小船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灌入了海水。她和姐姐薩拉跳入大海推了三個多小時，才令它抵達來茲波斯島。

在里約，馬爾迪尼在100米蝶泳預賽中獲得小組賽勝利，但她的成績不足以晉級。不過，那依然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是的，這個世界被難民代表團感動了。然而，卻對難民無動於衷。

他們葬身大海。他們死在密封的卡車車廂裡。他們以無人知曉的方式逝去。圍欄立起來，建圍牆的提議被提出。譴責他們的海報張貼出來。他們代表著危險，會帶來混亂。他們是利用別人的慷慨佔便宜的人。他們被滯留在遙遠的太平洋島嶼上，日漸孤立無援。有人說難民威脅「歐洲文明」——其實說的是基督教的歐洲。有人說要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其實是讓美國重新變成白人的天下。

通過讓難民當替罪羊，右翼分子的政黨壯大起來。沒人願意接收難民。他們可能是恐怖分子或強姦犯。他們坐在接待中心裡。美國曾承諾在目前這個財年接收至少1萬敘利亞難民。之前四年裡，該國只接收了大約1900人。這真是杯水車薪。戰爭開始後，有大約480萬敘利亞人逃離了自己的祖國。

有一個西方國家顯示出了與這項挑戰相稱的政治勇氣，敞開了自己的大門，那就是德國。因為曾經墜入墮落的深淵，這個國家在緊急關頭知道必須去做什麼才是道德的。

這個世界喜愛難民代表團——兩名來自敘利亞的游泳運動員、兩名出身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柔道運動員、一名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馬拉松運動員、五名來自南蘇丹的賽跑運動員。它讚賞現居比利時的敘利亞游泳運動員拉米·阿尼斯(Rami Anis)。他的家鄉是阿勒頗，一個因俄羅斯的轟炸而被西方懦弱地放棄的地方。當俄羅斯在戰爭進行幾年後意識到美國不會採取行動的時候，它便進入了敘利亞。

沒錯，我們應該為身在里約的世界首個奧運會難民代表團歡呼，但不要用空話，也不是為了減輕我們對敘利亞人的愧疚之心。他們現在走在奧林匹克旗幟下。他們想要的是一面國旗。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說：「我們想給全世界的難民傳達一種希望的訊息。」但在喧囂的盛會過後，有誰會記得？

世界正在同時被扯向兩個方向。全球化、四處遊盪的人類和無國界的網路世界的力量，已經招來同樣強大的反作用力——民族主義、本土政治和反移民偏執傾向。這兩種趨勢形成了緊張的均勢。

我在巴西生活了好幾年。那是個慷慨的國家。或許沒有哪個國家能有這樣混雜的文化，有那麼根深蒂固的混雜交往的習慣。額外設立難民代表團的做法發生里約這樣一個種族混合與開放的社會，感覺很對。

對難民代表團的讚美和對難民的詆毀同時存在。怎麼會這樣？皆因那條古老的原則：事不關己。「我們在變得更好，同時也在變得更糟，」小說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告訴我。「而且是以同樣的速度。」

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今年去世的著名歷史學家弗裡茨·施特恩(Fritz Stern)說過的話，「我出生在一個本該可以避免的災難即將到來的世界。」他還說過，「自由的脆弱是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學到的最簡單，同時也是最深刻的教訓。」

自由不能建立在排外與仇恨之上。它是一種普世人權。巴西和國際奧委會讓世界得以一窺難民的人性與志向。或許，我們變好的速度終究是比變壞的速度更快，障礙將會不斷倒下——但僅僅只有話語是不夠的。

翻譯：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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