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紅線與新聞原則的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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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記者遇上中國課堂：政治紅線與新聞原則的選擇題

2016.08.11 00:39

蕭雨

為了實現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中國近年來引進了大批外籍教師，其中很多西方記者也紛紛來到中國教書。

來中國前，他們都或多或少地都被警告過，中國有些碰不得的政治禁區。有些人對政治閉口不談，但是在政府嚴苛的意識形態控制面前，依然有人選擇幫助他們的中國學生們成為新聞業的最佳從業者，儘管他們對學生們未來在中國從事新聞業的前景並不樂觀。

誰又將為你說話？

“別把自己弄進監獄裡，我可不打算去撈你，”艾素珊（Arielle Emmett）至今記得她去中國教書時，臨上飛機前姐姐對她說的話。

艾素珊早年留學台灣，70年代出任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曾在美國多所大學任教。

2011年，獲得美國馬里蘭大學新聞學博士的她來到中國農業大學國際學院擔任傳媒課老師。

這天，艾素珊等到天黑後才把大約10名學生召集到一間教室。當時，教學樓裡幾乎空無一人。這次行動是為了觀看一部被中國官方屏蔽的視頻。

“我沒有告訴學生要對外保密，但是他們心照不宣，”艾素珊說。

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出現在屏幕上。在這段偷偷拍攝的視頻中，軟禁中的陳光誠控訴著中國當局對他和家人的長期監視和迫害。

“他們很震驚，也很難過，” 艾素珊這樣回憶學生們的反應。

艾素珊說，學院裡的其他外教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願碰觸底線，但是她不怕提出尖銳問題。

“我來自一個政治氛圍比較濃郁的家庭。我媽媽是個導演。她有很強的是非觀，我也一樣。我就是沒有辦法把黑和白混為一談，”艾素珊說。

艾素珊的一名學生說，她這個人“比較愣，比較直，比較不圓滑。”

有一次，艾素珊在課上講到18世紀英國哲學家埃德蒙·伯克的“第四權”理論。和後來的很多西方學者一樣，伯克認為，媒體應該是在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制衡力量。要實現這種功能，新聞界必須獨立並免受政府審查。

“我認為，讓他們了解在西方，至少在美國，我們相信媒體應該是獨立的，”艾素珊說：“我的確問了他們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媒體不代表你說話，不支持人民的事業，那麼誰又將為你說話？”

艾素珊回憶，這番言論讓她的一些中國學生感到困惑和不安。至少有一名學生到學院辦公室舉報了她。

學院決定要派人來聽她的課。她回答說：“我不在乎你們來聽一兩次課，但是如果你們一直來，我就辭職。我沒法這樣工作下去。”

不過，艾素珊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人來聽課。她說曾經在在教室裡看到過幾個陌生的面孔，但她不確定他們的身份。

艾素珊認為，有些學生黨員是帶著任務來上課的。她的幾個成績最好的學生就在大學期間入了黨。

“我問他們，你們為什麼入黨？他們說，如果想在中國干出點什麼的話，就得入黨。我理解他們，”說這話時，她的臉上閃過遺憾的神色。

一年合同期滿後，艾素珊被學校辭退了。

深挖“維基解密”拼湊“天安門”圖景

“六四”25週年紀念日前，傑夫·邵斯將自己的微信頭像換成了“坦克人”的照片。他想試探一下中國網絡審查的效率，也想看看他的中國學生會作何反應。

邵斯是美國維吉尼亞州邦聯大學新聞系的副教授，社交媒體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天后，他的微信帳戶被封了。

他的學生中只有一個女生問：“老師，你為什麼把頭像換成了一個坦克？”

“我不是坦克，我的頭像是在那個站在坦克前面的人，你認識這張照片嗎？” 邵斯問。

她對“坦克人”一無所知。

2014年邵斯第一次來中國，他獲得富布賴特項目的資助，到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教新聞課。

富布賴特項目是美國政府資助的國際交流計劃。每年大約有500名美國學者被派往全世界近130個國家任教，而每一位去中國的老師臨行前都會得到項目工作人員的一些忠告。

“他們籠統地把它稱為3T，西藏（Tibet），天安門（Tiananmen）和台灣（Taiwan），”邵斯說。

邵斯表示，他理解工作人員的用心，但是這些原則應用到新聞課教學上很有難度。

他說，他無意刻意迴避某些話題。

來到中國後邵斯發現，儘管“維基解密”在中國是敏感詞，但是有一個“維基解密”的鏡像網站意外地成了中國防火牆的漏網之魚。

於是，一個通過挖掘“維基解密”探究89天安門事件的項目被植入課堂中。

“1989年5月21日晚，天安門廣場上有多少學生？”學生們被分成小組，利用剛剛學到的“深網搜索”技巧找尋這類問題答案。

起初，他們並不清楚這些問題指向何方，但是當答案一個個浮現出來，一幅天安門事件的圖景被慢慢拼湊完成。

學生們將這些發現整理成文，但是後來一致同意，還是不要在全班同學創建的班級網站上發表為好。

“他們說，如果政府知道了我們在看這些東西，可能不會高興，”邵斯表示同意，只將這個項目發佈在自己的個人網站上。

在社交媒體課上，邵斯帶領學生們比較谷歌、百度、必應等不同搜索引擎的異同。

“這很具啟發性，” 邵斯說：“可以幫助他們了解搜索引擎是否有偏見。假使你在網上搜索一個詞，比如達賴喇嘛，如果第一頁上所有的搜索結果都是恐怖分子、分離分子之類的，這說明了這個搜索引擎的一些情況，至少告訴你它是由誰控制的。”

邵斯知道，這些內容都碰觸了所謂的政治紅線，但是他說:“我不是為了違規而違規的，只是想讓學生知道，記者的首要職責是探究真相。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一些路障，作為記者，有責任想辦法合法地繞過這些路障，盡可能多地獲取不同角度的信息。只有這樣，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相。”

無處安放的新聞理想

同為富布賴特學者的美國媒體人葛林·莫特2008年到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

他清楚地記得常務副院長李希光對他說，在這里關起門來什麼都可以談，包括西藏、天安門和台灣。學生的報導沒有禁區，但是在公開場合還是要謹言慎行。

莫特給本科生講授的教材是《新聞要素》。這是一本被美國大學新聞學院廣泛採用的教材，梳理了西方新聞從業者​​遵守的十大核心原則。

比如，新聞工作首先必須做到對真相負責；新聞工作必須忠於公民；新聞必須成為權力的獨立監督者……

莫特說，他在中國教授這些新聞原則時，和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授課時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他知道，這不等於學生們將來在職場上能運用這些標準。

“我時常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從事的新聞工作和我教給他們的原則是對立的……” 莫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這些年輕的記者將加入中國的70萬媒體從業者，他們將面對那些遵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審查他們稿件的編輯。他們還會被要求自我審查。

他們中少數的幸運者將加入前《財經》雜誌那樣的媒體，有一個像胡舒立那樣的編輯，那是在她憤而辭職創立財新傳媒前，或是加入《南方都市報》，富於遠見程益中報紙的主編，直到他被撤職。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在新華社總部服役期滿後，一些人可能會被派駐海外，分配到一個國際記者站，作為推動中國CNN在新聞和信息領域增強影響的一部分……”

在莫特看來，年輕的中國記者們前景黯淡。他們得不到足夠的報酬，沒有充分的法律保護，也缺乏必要的專業組織的協助。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學校燃起的的新聞理想，獲得專業素養在中國的新聞界無處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