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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 星期四

中國有問題,都是“外部勢力”惹禍?



焦點對話:中國有問題,都是“外部勢力”惹禍?
寧馨              2016.06.24 23:28
華盛頓—
中國當局最近在一連串引發爭議的事件中指責“外部勢力”卷人,使得“外部勢力”成為官方話語中曝光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從銅鑼灣書店風波,到烏坎警民對峙;從玉林狗肉節爭議,到還未出台的南海仲裁,中國處處指責“外部勢力”在“煽動,策劃和導演”。其實,自從習近平上任以來,所謂​​“外部勢力”就成了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外交問題上屢試不爽的替罪羊。香港佔中,股市崩盤,南海危機,都成了當局加緊防範“外部勢力”,加強社會控制的理由。為何“外部勢力”在中國官方語系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體現了當局的什麼思維定勢?這些所謂“外部勢力”到底都是誰?
參加討論的四位嘉賓是:專欄作家,時事評論人士曹長青先生;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先生; 中天新聞華盛頓特派員臧國華先生;專欄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陳破空先生。
陳破空表示,非要說中國的問題都是外國勢力造成的,首先就違背了中共一直灌輸的唯物辯證法: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是第一位的。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是第二位的。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實際上,樹立外部假想敵,把國內問題歸結為外部勢力操縱的結果,藉以轉嫁矛盾、轉移視線,是所有極權政府的慣用和通用手段。中共當局把這一手法發揮到極點。發生在中國的民眾請願與抗議​​活動,包括發生在香港、西藏、新疆的自治或獨立訴求,在中共的宣傳喉舌裡,統統成了外國勢力插手和操縱的結果。中共不斷強化其奴化觀念:凡中國人,包括香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都是臣民、順民,不可能批評或抗議中國政府,凡有國民批評或抗議中國政府,必是受了外國人的指使、收了外國人的錢財、去執行外國人的陰謀。共產黨不斷暗示、貶低全體中國人:你們都是奴才,生來就是奴才,而且,你們的智商遠比外國人低,如果不是外國人指使,你們怎麼可能想到來批評、抗議、造反?
曹長青表示,用所謂“外部勢力干預”做藉口進行獨裁統治,是專制者的慣用手法。奧威爾在研究共產專制的名著《動物農場》中就總結出,那些起來造反、把人趕走的豬司令們,就提出這樣的口號:四條腿是好的,兩條腿是壞的(豬是好的,人是壞的),我們豬是一個整體,要一致對外,對付外部勢力。這樣,就用我們和他們,內部和外部,掩蓋了正確與錯誤,是與非。奧威爾的《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都是描寫總結共產老大哥世界的經典作品,揭示了共產國家這種給民眾洗腦的專制方式。這也是中共慣用的手法,從天安門事件,到今天的烏坎事件,都是用所謂的“外部勢力”來迴避和掩蓋自己內部,尤其是專制者本身的問題。專制國家,最愛用“外部勢力”來說事。例如北韓說自己遭到外部敵對勢力包圍甚至要入侵,來維持其專制統治。中東的專制國家也是如此,總是把自己內部的失敗,歸罪於外部的所謂大小兩個“魔鬼”(美國和以色列)。美洲經濟最糟的兩個國家共產古巴和委內瑞拉,也是用外部勢力,尤其把美國指為“敵對勢力”來轉移他們國內的矛盾和失敗。 
曹長青說,外部勢力的說法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或者說被專制者熱衷,主要就是它可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用“我們”和“他們”,內部和外部,把自己內部的問題,扭曲改變為是我們民族和外部民族的兩個種族的問題。而一切專制都是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之上的。而改變這種思維和做法的重要途徑,就是實行民主,用民主主義取代民族主義。用民意(選舉)來改變領導人和其錯誤的政策,使他們無法再自身問題推給所謂的“外部”。
楊建利表示,任何專制政府都需要製造外部敵人來欺騙民眾維持政權, 目的無非是規避責任、轉移矛盾、提高身價、杜撰打壓理由、製造危機恐怖氣氛。偉光正獨裁者如此,不自信的偉光正獨裁者更是如此。中共政權每年花100億搞大外宣,為什不能做到煽動民主國家的民眾顛覆其國家政權,為什麼中國的民眾被外部勢力一煽動就起來?
臧國華表示,中共自己是在作為“外來勢力”的馬列主義和共產國際的鼓動和支持下,成功推翻國民政府而奪權的,因此它對所謂的“外部勢力”一直特別警惕,特別防範。現在中方所稱的“敵對勢力”的確是存在的,但首先是它自己製造的。因為沒有中共的敵視和打壓,這些勢力,例如海外民運、藏獨、疆獨、台獨以及所謂的反華勢力就不會存在,不會發展。至於每當中國國內出事,當局立即指責“境外勢力”煽風點火,卻完全是一種掩蓋自己無能,推卸責任和轉移民眾視線的把戲。通常是國內某地先出事了,國外的民運民權組織發聲支援,而不是因為這些組織的發聲和支援才導致國內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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