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朗普回看“五四”：中美歷史的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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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朗普回看“五四”：中美歷史的變奏

2016年05月05日 06:21 AM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劉伯健 為FT中文網撰稿

大約一百年前的一天，毛潤之剛放棄圖書館的工作回到家鄉長沙，孫文還在上海的寓所閉門思索實業救國的計劃。京城晚春初降，景山牡丹盛開，漫天柳絮作雪飛，趙家樓胡同的曹宅濃煙滾滾，尚在東交民巷的謝婉瑩，好奇地聆聽著窗外學生們震耳欲聾的吶喊聲。就在如此稀松平常的一天，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在中國大陸，“五四”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被視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奏。而在兩蔣時代的台灣，“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聯系被謹慎分開，愛國與民族精神成為“五四”僅有的內容。到了馬英九執政後，國民黨紀念“五四”的重心則轉到了民主和科學的價值傳承。

其實，“五四”的意義不僅僅局限於中國史的範疇，它在將中國民族主義與反日情緒正式連通的同時，也是中美關系史上的分水嶺之一。而且，“五四”也生動記錄了美國在實現外部崛起前的一次意識形態掙扎。特別地，在如今美國陷入衰落迷思、特朗普掀起孤立主義風潮之際，本文對“五四”時代的重訪，不僅是對美國外交及其意識形態百年輪回的回顧，而且對於尚在外交上“作為與少作為”之間猶疑的中國而言，也是一次與美國經驗的對話和比較。

特朗普與“舊美國”的回歸

若拋開當時帝國主義的時代性質，一些史學家認為，“五四”的引燃與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外交失手關聯甚大。一戰結束後，期盼公理戰勝強權的中國人對巴黎和會寄予厚望，以崇尚民族平等與自決著稱的威爾遜尤受尊重。然而，威爾遜終究在英法的要挾下妥協，巴黎和會決定將青島轉讓日本，這個消息讓中國陷入極度沮喪。

其實可以這麼說，當時的中國和威爾遜都是美國孤立主義的受害者。在威爾遜任總統之前，傳統、封閉的共和黨人已連續掌管了三屆白宮，而在參眾兩院，從19世紀末到羅斯福上任前，共和黨長期占據著壓倒性的優勢。當時，憑借左右兩個大洋構築的地理屏障，加上經濟和軍事崛起帶來的滿足和安全感，多數美國人對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亞歐大陸的險惡政治並無太多興趣。孤立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然地主導著當時的美國外交。

威爾遜在和會上唯一的成就，大概就是把成立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的條款送進《凡爾賽和約》。而最讓他遺憾的有兩件事：一是，他未能阻止英法對戰敗國（尤其是德國）及其殖民利益的瘋狂盤剝，其中包括中國的山東問題；二是，他簽下的和約被共和黨人把持的國會拒批，結果讓美國竟沒能加入它所創始的國聯。而且，讓威爾遜格外受挫的是，當時美國人大多仍信奉“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舊思維，主流民意對他的國際主義理想並不太熱心。

總之，巴黎和會前後的經歷讓這位學者總統心力憔悴，也正是在“五四”當年十月的一天，威爾遜突發中風，從此一病不起，直到1924年去世。不過可惜的是，他並沒有機會看到，僅僅十多年後，日本在珍珠港重創美軍，大夢初醒的美國人終於開始走出孤立清高的心態。此後，具有威爾遜特色的美國外部崛起被一步步付諸現實，而威爾遜的外交理念，特別是美國對其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領導責任，現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政治正確，在美國被廣泛接受。

然而，讓人覺得突兀的是，在美國深陷衰落迷思的今天，這些理念的政治正確性正在被動搖，而讓這動搖浮出水面的，正是最近大紅大紫的“特朗普現像”。自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哨聲吹響以來，特朗普多次突破美國二戰以來形成的觀念禁區，而讓人錯愕之處在於，他的每次突破竟都能為自己贏得不小的支持率漲幅。比如他曾在譴責“三K黨”和白人至上極端思想的問題上遮遮掩掩，他曾辱罵墨西哥人、揶揄在美國生活的拉美移民，他甚至曾高調呼吁嚴格管制穆斯林進入美國。即便如此，共和黨高層傾盡全力向選民舉薦的布什、盧比奧和克魯茲等政治明星，竟然先後都被特朗普成功地一一擊退。

其實，除了公開為種族主義、反穆斯林等思想背書之外，特朗普更讓人擔憂的是他的外交立場，其明顯的孤立主義傾向，頗有與威爾遜針鋒相對的架勢。最具代表性例子的有兩處。

其一是關於國際合作，特朗普對北約、聯合國和“日內瓦公約”的存在價值多有質疑，他還責難日、韓和沙特在安全上占盡美國的便宜，甚至提出干脆退出，讓它們擁核自衛等等。他對國際合作的不屑，不僅讓美國的盟友們陷入焦慮，更是否定了威爾遜時代以來美國苦心維系的國際秩序，而這一秩序正是以雙邊和多邊合作制度為基礎的。顯然，特朗普這種孤高的世界觀，與二戰前老共和黨人恪守中立、不結盟更不願動武干涉的做派如出一轍。

其二，在經貿政策上，特朗普號召對中國實施嚴厲的關稅制裁，呼吁終結包括“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在內的諸多自貿協定。實際上，早在1918年威爾遜提出的“外交14點方針”中，推動自由貿易就被明確地列在第三項，而且直到今天，捍衛自由貿易仍是現代美國最核心的國家利益之一，而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一旦實現，壁壘高築的美國或許回到19世紀片面追求貿易出超的重商主義時代，全球性的貿易大戰難以避免。

不得不說，在共和黨陣營裡，像特朗普這樣的激進反叛者還算不上太大的奇觀，而之所以會出現“特朗普現像”一說，主要是因為，他那些“倒行逆施”的言論，總能出人意料地得到民意的積極回應。

根據相關研究，推動“特朗普現像”走到今天的各種支持者群體中，工薪階層的白人中年男性占據最核心的位置，而這群人普遍缺少大學教育，在政治上較為傳統、自我和排外。雖然這一群體曾經支持羅斯福的新政計劃，但他們始終不太認同外交上拯救世界的自由使命。不幸的是，隨著近年來美國制造業的空心化和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最先感受到就業和生活壓力的正是他們。但是，無論是迎合權貴精英的共和黨，還是擁抱經濟全球化的民主黨，給予這一群體的重視和關懷都遠遠不夠。

簡單地說，在美國經濟增速放緩、財政危機持續發酵的今天，特朗普的民粹主張雖然與威爾遜理想主義外交思想格格不入，但在相當一部分選民看來，相比那些還在為美國“救世主”使命辯護的政治家而言，特朗普明顯更加務實和坦率。可以預見，曾在“阿拉伯之春”和緬甸民主化進程中“政績斐然”的前國務卿希拉裡，不久後也可能會被迫調整外交方面的選舉策略。

總體上，相比於內部危機的醞釀，目前美國在外部的霸權衰落更為顯著，特別是經過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消耗，美國“同時能打贏兩場戰爭”的建軍標准已經有所松動。從2011年到2016年，美國軍費預算正在經歷二戰以來削減幅度最大的幾個時期之一。五年間陸軍裁員將近10萬，陸軍人數接近二戰以來的最小規模；截止到2015年底，海軍在役水面戰艦數量已縮減到1916年來的最低；而空軍史上最昂貴的戰機更新計劃正飽受經費不足的困擾，F-35目前才艱難地入役約30架，僅僅完成美軍計劃進度的1%左右。

當然，單憑獨步全球的人才和科技優勢，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富競爭力的超級經濟體，但是，正如托馬斯·皮凱蒂和弗朗西斯·福山所暗示的，長期失序的財富分配格局和扭曲衰敗的民主分權制度正在將美國拖入一道歷史關口。春江水暖鴨先知，或許，特朗普現像正是一部分美國人在這道關口前反思掙扎的政治寫照，而實際上，針對美國民眾的一系列民調數據顯示，截止2014年，支持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的比例就已連續降到了二戰以來的最低點。

美國的百年輪回：中國的關鍵他者

百年似輪回，特朗普現像與“五四”時代的美國構成了一種怪譎而又引人深思的前後呼應。一面是在方興未艾的美國衰落中，特朗普掀起的一股致敬孤立主義的思想復古潮；另一面則是20世紀初美國在外部崛起中，威爾遜與美國舊外交意識形態之間激烈的政治鬥爭。有趣的是，這兩面的美國，都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他者。

當初為威爾遜所痛恨的美國孤立主義，倒逼出了“五四運動”和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而特朗普復辟“舊美國”的夢想一旦實現，至少在短期內，對國力仍待提升的中國很難說是利好。特別是，當美國撤銷它為世界提供的“治安維穩”服務，或者在反恐、核不擴散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上不願承擔領導責任時，中國將很可能被迫尋求國家大戰略上的歷史性變革。畢竟，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根據“十三五”規劃，戰略機遇期和安全的周邊環境對當前中國的發展仍至關重要。

並且，面對美國的霸權“懶政”和棘手的全球性議題，中國還未做好承擔領導責任的心理與政策准備。客觀上，中國缺乏超級大國所必需的全球戰略投送能力，對人道主義危機高發地帶的管控能力極其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國回到孤立主義並不等於轉向妥協、克制和懦弱。回顧美國在19世紀先後同西班牙和英國對抗的歷史，以及它在一戰早期的漁翁得利，以及後來毀譽參半的《中立法案》，不難發現，確保重創任何敵手的防守反擊和坐山觀虎鬥的經典離岸平衡，就是美國孤立主義與其民族主義混合後的代表性戰略產物。實際上，相比帶有救世主使命感的威爾遜主義外交，孤立主義文化更加強調處處應以純粹的美國利益為先，這也正是特朗普“重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讓美國再次偉大”等話語在保守人群心目中的魅力所在。

然而，歷史地看，面對美國外交文化的孤立主義和國際主義，中國人的立場其實相當尷尬和矛盾。一方面，中國曾在“五四”前憧憬過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也曾在抗日戰爭時因美國的參戰與援助而振奮不已，到了1960年代中蘇分裂後，中國更是撇開意識形態上的敵我之分，熱情響應美國聯合抗蘇的戰略倡議。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左派和“鷹派”的理論世界中，自杜魯門主義出台以來，美國從未停止過終結共產黨歷史的意識形態戰，而且它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權國家。換句話說，在國際主義外衣下，美國的戰略擴張往往意味著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或者戰略遏制。

另外，廣義地說，中國自己的外交其實也存在“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二元對立。近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就中國外交“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孰輕孰重的問題展開爭論。而且，毛澤東時代也曾有過從“一邊倒”改成“輸出革命”的政策實踐。但是，由於毛時代那段坎坷的國際主義外交經歷並不算成功，加上蘇東劇變、美國獨霸帶來的國際壓力，鄧小平提出的“不當頭”外交一直延續至今。

實際上，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都是“不當頭”方針的一部分，“有所作為”只是在此大方針下最低限度的國際政治參與，正如鄧小平解釋的那樣，所謂“作什麼為”，就是“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然而，無論是已經實踐過的國際主義，如毛澤東輸出革命、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為盟友柬埔寨出頭教訓越南，還是未來中國外部崛起後可能出現的新國際主義，幾乎都無法做到不結盟主義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不干涉內政”。

總之，隨著外部崛起的推進，中國外交亟待超越的思維困境在於：一方面中國在話語上對民主、人權等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十分忌憚，另一方面，中國又期盼能有一套易被接受和推廣的中國特色國際主義價值觀，但這套價值觀或許不會再是毛時代的那套無產階級大革命了。

回頭看，“五四”的一個意義是在中國社會進一步強化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為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打破了思想僵局。實際上，就連孫中山，也被認為是到“五四”前後才真正接受近似於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中華民族國家觀。而威爾遜、羅斯福、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外交實踐，或許都暗含著一個道理：國際主義外交的成長與成功，需以民族國家的主體強盛為前提。這可能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美國陷入衰落迷思之際，最先犧牲的是國際主義外交思想。從這個角度說，出現一個驚世駭俗的特朗普，或許也有它的歷史必然性。

誠然，當前中國崛起由內到外的種種景像，的確正在映射著一幅又一幅美國當時崛起時的畫面，而後者的經驗，似乎也在預言著中國新國際主義外交的醞釀與問世。2014年，剛剛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的中國，歷史上首次進入資本淨輸出時代，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降低，同時也表明，不少國家有著對中國資本與日俱增的需求。回顧歷史，恰恰是在一戰爆發的1914之前，美國基本擺脫了依賴外資的發展模式，對外投資的空前擴張不僅拓展了其在全球的利益存在，也幫助培育了威爾遜式世界觀在美國社會的生長。

體現在外交層面，中國的和平崛起將越來越多地仰賴帶有超主權性質的多邊合作機制。在推進“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亞投行等大型國際合作項目的過程中，不難想像，旨在去國家主義、弱化地理邊界和民族差異的新思維，將會潛移默化地主導“走出去”的中國，而這套思維很可能是中國未來理想主義外交觀的雛形。

不得不承認，就所處的戰略環境而言，今天的中國並不比曾經的美國幸運。分別在20世紀9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中美開始大力建設藍水海軍。當時的美國，也曾在它的“南海”——加勒比海周圍同時面對西班牙和英國的制衡壓力，甚至因為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領土爭端，美國曾一度做好向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宣戰的准備。但實際上，到一戰前夕，世界霸主英國的實力就已經全面衰落，當時的世界是英、美、德、法等列強並行的多極格局。由於歐洲局勢的惡化、自身的地理優勢和外交上的中立，美國躲過了很多次與列強兵戎相見的浩劫。

然而，今天的中國卻面對著美國的獨霸局面，一旦與周邊中小國家關系緊張，就幾乎意味著，它們將別無選擇地倒向美國的戰略懷抱。特朗普版的孤立主義如果實現，由於這片大陸上紛繁復雜的是非糾葛，加上發展迅猛的國家現代化和高漲的民族主義，東亞有可能出現歐洲曾經發生的軍備競賽與合縱連橫，而這很容易被相對安全的美國利用。當然，因為遠程戰略導彈威懾、網絡攻擊、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威脅的出現，如今任何國家都很難真正做到像二戰前美國那種程度的孤立主義——即便是特朗普的美國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