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貿易讓美國人賠了多少？
EDUARDO PORTER 2016年3月16日
一項新的研究發現，貿易帶來的對美國經濟的利好程度，可能無法彌補其在就業機會上造成的損失。
專家們把貿易對美國經濟的好處弄錯了？
隨着伊利諾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初選選民前往投票站，這兩個丟失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傳統工業州的美國工人階級，在周二晚將再次有機會展示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上周，密歇根州的造反選民把民主黨初選的勝利送給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時繼續保持了非正統的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的領先地位。
選民的憤怒和沮喪，雖然部分是由全球化和技術變革所導致的，都可能不會讓這兩名候選人中的任何一位成為總統。但這種情緒已經對美國的未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動搖了一個曾經堅定的共識，既自由貿易必定是一件好事。
「總統競選活動中的經濟民粹主義迫使人們認識到，不斷擴大的貿易是一把雙刃劍，」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前經濟顧問賈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寫道。
看起來最令人驚訝的是，常常被人認為是短視的、無法全面了解貿易所代表的經濟權衡的憤怒的工人階級，似乎早明白了專家們遲來的真理：貿易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好處也許並不總能證明其代價的正當性。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三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戴維·奧托爾 (David Autor)、蘇黎世大學的戴維·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對我們所有人從小就相信是正確的理論提出了深刻的挑戰，該理論認為一個經濟體會從貿易衝擊中迅速恢復過來。從理論上講，像美國這樣的工業發達國家，應該把勞動力轉移到能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更先進的產業，以此來應對出口競爭。
他們研究了大約20年前，在中國突然出現在世界市場上之後，美國工人的經歷。他們的結論是，理論上該出現的調整從未發生。或者至少還沒有發生。在受影響最大的本地就業市場，工資一直很少，失業率高居不下。從全國來看，也沒有跡象表明其他經濟領域能提供就業增長，來抵消製造業的失業。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暴露在中國競爭下的當地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下降，每年讓每個成年人減少了213美元的收入。
在另一份他們與麻省理工學院的達隆·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和布蘭登·普萊斯(Brendan
Price)合寫的研究報告中，他們估計，1999年至2011年累計從中國進口商品的成本，是多達240萬美國人的就業機會。
「這些結果應該讓我們重新思考貿易帶來的短期和中期效益，」他們提出。「由於未能預見貿易造成的錯位可能如此嚴重，文獻有責任為貿易所帶來的好處給出更有說服力的估計，讓贊成自由貿易的人不只靠理論的根據，也有證據基礎表明誰受益、誰吃虧，各是多少，在什麼條件下。」
全球貿易帶來了不可否認的好處。在它的幫助下，數億中國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擺脫了貧困，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壯舉。它保證了蘋果公司可以受益於中國充分的廉價勞動力供給。讓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得到價格更優惠、更好的製造產品。
雖然如此，但奧托爾提供的證據表明，儘管在考慮了誰贏誰輸之後, 貿易對一個國家在整體上有好處，但當考慮到它把蛋糕的分配改變了50%之後，支持貿易幫助全球經濟蛋糕增長了3%的證據就比較弱了。而且當美國的政治體制沒有興趣去補償在這種貿易中失利的一方時，情況就尤其是這樣。
中國大步跨入市場經濟的影響正在減弱。中國的市場經濟曾經吸引了上億的貧困農民進入製造業，他們主要為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製造出口產品。中國的工資水平正在快速升高。中國的出口和經濟正在放緩。
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貿易沒有如此之大的破壞性。儘管有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種種批評，但大多數經濟學家評估其對美國工人的影響並不太大。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往來，相對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要小得多，也更平衡。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於1994年生效後的多年裡一直保持相對穩定，只是在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獲得穩定進入美國市場的許可後，才大幅度減少。
但是，中國出口帶來的衝擊給美國工人階級造成的創傷尚未痊癒。這種不成比例的影響提醒華盛頓的官員們，也許應該改變其在未來貿易自由化方面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它指明需重新考慮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處理貿易分配後果的問題。
這並不意味在美國與世界之間架起藩籬，但這確實意味着應該借鑒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對於中國的崛起，這些國家做出了適宜得多的回應。
德國就是一個例子，它不僅經歷了中國進口的激增，也經受了蘇聯集團解體之後來自東歐國家進口的衝擊。但它仍然保持着較為良好的貿易平衡，因為德國生產商也增加了面向所有這些國家的出口，抵消了進口競爭造成的就業損失。
奧托爾認為，美國人的低儲蓄率是一個重要因素，再加上外國人傾向於囤積美元資產，幫助保持了美國的低利率水平和美元的堅挺，進一步推動了貿易赤字的居高不下。
然而，也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對我說，德國的高技能工人比較難以用廉價的中國勞動力來替代，因此雖然沒有徹底避免外包，卻也限制了外包的規模。而且德國的工會也更強勢，更善於堅持鬥爭。
華盛頓亦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史蒂芬·S·科恩(Stephen
S. Cohen)和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新書《混凝土經濟學》（Concrete Economics，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發行）中表示，究其根源，這要歸咎於美國的政策選擇。
二人認為，美國本來可以對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策略施加反作用力，方法或許是，在中國貿易順差膨脹之際，更強烈地堅持北京讓人民幣升值。它本來也可以努力扶持未來的尖端行業，就像政府之前多次做過的那樣，鼓勵從紡織品轉向大型噴氣式客機，從玩具轉向半導體。
但華盛頓的做法卻是把國家的未來和住房和金融綁在一起。而華爾街不僅沒有讓繁榮惠及眾人，還引發了上世紀30年代以來全球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他們筆下，即使從最好的方面來看，銀行和金融業的發展也「沒有產生任何價值（或者產生的價值微乎其微）」。
那麼，決策者們應該何去何從呢？
答案不會很簡單。撕毀現有的貿易協定、躲回高關稅壁壘的後面——就像川普，或許還有桑德斯主張的那樣——極度缺乏建設性。世界經濟本來就不穩定，這種做法相當於落井下石。而且，如果違背了國際條約，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國際協調也會變得極為複雜。
不過，在未來的任何貿易自由化舉措中——包括歐巴馬政府倡導的尚未獲得批准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如果還會繼續推進的話——決策者必須更加重視管理成本。奧托爾認為，任何進一步增加貿易的協議，都應該採取循序漸進的做法，為面臨風險的企業及員工留出更多的時間來改組轉型，進入其他工作崗位和部門。
也許最重要的是，貿易領域的新證據表明，美國決策者如果不打算提供更有力的福利保障，就不能一再把所有痛苦都轉嫁到美國藍領工人身上。
倘若貿易分配成本確實很小很短暫，可能那還說得過去，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成本既龐大又持久，此事看起來就不甚合理了。
翻譯：Cindy
Hao、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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