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義與台獨：北京的兩個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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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08日 07:11 AM

香港本土主義與台獨：北京的兩個擔心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FT中文網撰稿

目前北京正進行著的“兩會”上，中國最高層一方面告誡，香港人不應該“把任何社會和經濟議題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對香港“分離主義”的崛起非常擔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綜合報道）。

確實，自從香港的抗議活動越來越頻繁和火爆以來，國際上越來越把香港的對抗局勢同其它地方的對抗運動作比較。尤其是今年春節香港商業區旺角的對抗行為發生顯著升級（即“魚蛋騷亂”），時間恰與台灣民進黨選戰大勝相銜接，令觀察家們更是把“台獨”和“港獨”聚焦在一個鏡頭裡考察。這種視角在中國內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來的言論空間緊縮，這“兩獨”一定是眼下“兩會”上的熱議話題。

兩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專家眼裡，“台獨”和“港獨”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將提及。可是，既然目前這種比較已經被公眾廣泛高度的關注，就有必要對此作盡可能客觀持平的解析：它不僅僅是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現實政治和政策選擇的問題，潛在地影響到千百萬人的安全、生活和未來的走向。

由於歷史的現實的條件和香港大不一樣，有關台灣獨立運動的內涵和形態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可供我們細細剖析，而所謂的“港獨”就不是這麼回事。因此，本文先在“台獨”問題上理出幾個相關的參照點，以其為背景，來反觀香港“本土主義”運動——所謂的“分離主義/港獨”乃是其中極少數最激進者的一種政治訴求。

按照台獨運動核心團體的追溯，“台獨”作為一個訴求早在1928年就出現了，“有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的主張”（《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甚至有人把這種訴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該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灣自治協會”，利用許多場合鼓吹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主義帝國，由台灣人自己治理台灣島（參閱相關史料《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與再造》雜志，2007年12月號第37-50頁）。

從那時至今的漫長歲月裡，廣義上的台獨運動經歷了五個階段，這些階段當然是相互交叉滲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個是鼓吹理念階段，第二個是有組織活動階段，第三個是上台執政階段，第四個是下台反省階段，第五個是重新執政階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將正式開始的民進黨政府時期。

五個階段呈現的四大參照點

時起時伏不斷變形的廣義台獨運動包含了太多的差別層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僅就它與香港“本土主義”運動最具有對比意義的那些成分，依筆者的觀察，可以歸結為四個參照要點。

其一是，全部台灣居民裡面，拒絕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兩岸統一的人數比例越來越高，目前絕對超過了一半；超過了多少難說清，因為台灣的民意調查在這個問題上的數據差別顯著。如此這般“拒統”的台灣居民，最大公約數不再是基於血緣、省籍、方言，而是基於政治社會制度的認同。他們成為大多數，既源於人口要素，即台灣出生長大者越來越多，也源於海峽對岸的政治狀態，使島內各界越來越失去“和平民主統一”的指望。目前的台灣居民裡面主張“按差條件統一也勝過按好條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國統一當作最高價值認同的，已經成了政治上的瀕臨滅絕物種，有如華南虎或白鰭豚，你怎麼喜歡它，也沒辦法讓它昌盛。

其二，所有拒絕按北京方案統一的台灣居民，他們竭力保衛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會制度的另一種說法）不被損毀的願望，依托的底線之一是他們有“國軍”的保護。一部分人更指望他們的努力，到了嚴重危機時刻定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實質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有效武衛。

其三，台獨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曾經過度利用了台灣民眾對以上所說的國際支持的指望，幾次試圖把“台灣獨立”的目標猛推到位，也即“台灣獨立建國”，不僅是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刀兩斷，也要拋棄台灣跟歷史的中國之政治連帶標志——中華民國的國號。這種願望在“台獨”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階段，還只是以社會行動為主，到了第三階段，就成了政府行動。於是立刻招致北京和華盛頓的雙重大力反擊，不得不黯然退縮。中共官媒在警告剛勝選的蔡英文團隊的時候，用“不當家不知道油鹽柴米貴”為題，提醒得頗為生動——你們的前輩從說到做沒有做成的事，你們今年5月20日後就不要再試做了。

其四，於是就有了眼下的這種現實：蔡英文團隊不斷聲明執政後不會危及兩岸的基本關系格局，不會做讓美國和國際社會擔憂的衝擊周邊安全的險事。曾在台獨運動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發揮過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輝，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書中文版自序裡明言：只要保全中華民國的主權和地位，修改憲法內容，讓中華民國成為新共和國，就沒有宣告台灣獨立的必要，沒有必要在國際社會做出引起爭執的發言。他認為，重點在於（中華民國）“以台灣之名”存在也即“台灣化”（台北《風傳媒》：“風評：李登輝，又來了！”2016年2月17日）。這個宣示被解讀為是給蔡英文執政維持兩岸關系的現狀聲張護航。這些以前把中華民國國號當作老外套必棄之的政客，經過“台獨”的第三和第四階段的嘗試，終於體會到，在可望的長時段裡，這件老外套仍是保護他們最不願喪失的權益——自主治理台灣的金光罩。

香港本土主義運動的階段

筆者還沒有讀到研究文獻，細細考證香港“本土主義”的起點和早期形態。僅依本人的觀察，在1993-1995年就聽過有些香港的社會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權轉換稱為“新殖民主義主子替換老殖民主義主子”。估計這種激進本土主義觀點在1980年代初，中英開始香港問題談判時就萌發了。

時至今日，本土主義蔓延到香港社會更廣階層，其第一個堪與台獨運動作對比的，是“民主回歸派”失去影響。近幾年來，香港年輕激進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責本港老一代民主愛國者，說他們以政治空幻藍圖誤導港人太深（參閱“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們當年大力鼓吹只有讓香港先回歸中國，才能借此過程實現香港的民主化，理由是殖民主義天然是外來少數人統治，絕不可能與本土全民政治參與權相容。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開啟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須趕走英國殖民政權，回歸中國，實現港人民主治港。“你們幾十年前鼓吹的這個民主回歸前景，不是空中樓閣又是什麼？”香港民主回歸派的被邊緣化，頗相似於台灣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人的失勢。這兩者的失勢，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權益至上”派的陣營。

第二個堪作對比的，是香港本土主義內涵的界定。原來“本土主義”被有些人譯成Nativism，其含義易被解讀成極端排外：香港只屬於世世代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這放在香港顯得很怪異，因為它從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誰都難以聲稱自己是“土著/原住民”。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權益，不應該受到歐洲殖民者的剝奪壓迫。現在“本土主義”多譯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權益置於首要地位，這樣就不等同於在香港社會裡鼓吹老新移民之間水火不容，連特區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體接受它。“台獨”理論家裡曾經有人大力鼓吹，“台灣民族”在血緣上就有別於中國人，以此論證“台灣獨立的人種根基”。國際學術界一讀到這種觀念，馬上就聯想到種族主義，因為納粹運動就是以血緣論為出發點的。近年來，少有“台獨”理論家再發表這種政治生物學說辭了。

不可比的部分更多

迄今為止，香港本土主義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組織活動”兩個階段。在可預見的時段裡，它和“台獨”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兩者最要害的區別是明擺著的：香港本土主義團體作為政黨不可能上台執政，至多只有少數成員當選成議員。上述“台獨”四大參照點的第二和第三條，不會出現在香港政壇上，不會有嚴肅的本土主義者真以為香港能夠組成“自衛軍”，能夠指望關鍵時刻國際社會給予“香港獨立運動”以實質支持和武力保護。

正是由於以上的要害區別，香港本土主義群體大多數所索取的，基本上不會超越“治權”的冷靜範疇。這不是說該群體中沒有少數激進成員不想爭奪“有限主權”，而是由於周邊硬性的限制條件，令任何這類想法變成有規模的行動時，都會被立刻制止。香港社會主流不會追隨“港獨”的號召形成分離主義的民運，盡管最近英文中文媒體廣泛報道香港本土派激進成員聲明“要對港獨去污名化”、“要在十年間推動公投”、“2047年由港人決定香港是否脫離中國”（詳閱《明報》2016年2月20日、《紐約時報》2016年2月16日長文）。

筆者反倒相信，經過幾番嘗試肩負挫折及代價之後，這些激進成員隨著年齡增長和對本港及國際政治的深切體會，極有可能變得更審慎，把政治訴求退縮到靠近現實的尺度，有如上述四大參照點的第四條。運作空間大得多、資源富得多的台獨運動經過幾番嘗試，都能變得如目前階段這般審慎，相似過程也會出現在不太遙遠的香港。筆者1994年回顧親歷過的幾波大動蕩時，曾反省道：“妥協是成年的智慧，激進則是青年的專利。雖然激進對於人類整體而言是一個已經多次犯過的錯，對於每一具體的青少年個人，它卻是新鮮的”（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頁）。

所以，要合理處置香港近期的多種麻煩衝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會和經濟議題都政治化；同時，中國大陸也無需對目前香港少數年輕人的過激言論太驚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