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民主的牙齒」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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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中國沒有「民主的牙齒」可言

蕭軼 2016年3月23日

「沒有民主，自然也就沒有『民主的牙齒』可言。如果有的話，那也是公民個體的牙齒，以及大大小小自治團體的牙齒，」周濂在採訪中談道。

 「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在互聯網上發生左右論辯時，這句話經常出現在右派網友的話語之中，用於形容左派或毛左的麻木不仁、逃避現實。這句話源自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周濂在2012年4月出版的一本學術隨筆的名字，之後它登上了當年各大好書榜。素來反對偶像崇拜的周濂，也成為了新一代知識青年的偶像。

2015年，當中國政府正在操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閱兵時，周濂的文章《正步走是世界上最恐怖、醜陋的權力宣言》被很多人轉發。周濂與太太——清華大學的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一個被冠以「民主女神」，一個被稱為「學術男神」，這樣的家庭組合難得一二。夫妻二人的發聲，總會引發很大反響。

1974年，周濂出生在浙江遂昌。在他成長的1980年代，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和紀錄片《河殤》被廣泛議論，在遂昌這座波瀾不驚的外省小城裡，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愛欲與文明》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引論》給小鎮青年周濂帶來異常強烈的觀念衝擊。儘管那時的他，錯把政治當哲學，以為政治就是哲學。

1991年，當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夢想被攔腰截斷後，中國歷史出現了新的分期刻度，周濂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1989年後的中國大學，政府要求高校對學生進行軍訓。在石家莊陸軍學院封閉式軍訓一年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論人類不平等起源》再一次引領了他走向更為深邃的哲學之路。碩士畢業後在《中國合作新報》（只存在一年）和科普雜誌《Newton-科學世界》當記者的經歷，讓他對學術隨筆作為公共政治文化介入者的特殊身份有了重要認識，尋求抽象思辨與生活經驗之間的隱秘關係，如何將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從「殿堂」搬到「廣場」。過了兩年半的媒體癮後，周濂來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2008年，周濂的政治哲學專著《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被收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正式出版，躋身於他當年敬佩的學術前輩所聚集的叢書行列。

2015年下半年，周濂的新隨筆集《正義的可能》出版，周濂自稱是《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的升級版，它從日常生活出發，以哲學視角思考，鉤玄哲學與生活之間的隱秘關係。周濂面對黨化語言對漢語詞彙的污染改造，不斷釐清日常生活中脫口而出的概念詞彙之間的異同之處，將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等耳熟能詳卻又因缺乏說理的環境而導致越發陌生的哲學詞彙，融入生活細節進行哲學剖析，通俗易懂而又深入淺出。比如，他在《自由的生活碎片》一文中談到「二戰」期間美國戰時廣告：「自由這些詞，只有當我們把它們打碎成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時，它們才能團結我們。」

採訪中，他談起有關中國本科教育開設「批判性思維」這門課程、中國執政從「例外狀態」回歸「常態政治」、抵制暴力的語言與不良中文、公共知識分子祛除意識形態的迷障、儒家的「日常人生化」等等的意義所在。以下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

紐約時報中文網：近些年我們會發現，中國在經歷過近十年的互聯網啟蒙後，幾乎人人都能脫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憲政」等大詞，然而一旦進入辯論或對話環節，就會發現很少具有對話的可能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周濂：人人都能脫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憲政」這些大詞，比起人人脫口而出「革命」、「群眾」、「階級鬥爭」，本身就是一個進步。

之所以進入對話環節發現對話很難進行下去，首先是因為這些大詞都是一些「本質上充滿爭議」的概念，也就是說，它們並不是不言自明的，很多人望文生義，以為自由就是我喜歡我愛意義上的任性妄為，平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意義上的平均主義，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殊不知這些概念需要我們通過深入地閱讀和思考才能把握其錯綜複雜的內涵和關聯。

其次是因為我們缺少公共討論的基本訓練，在辯論的時候，常常犯各種基本的邏輯錯誤，比如說人身攻擊、訴諸憐憫、訴諸群眾、攻擊稻草人等等。因為缺少邏輯訓練，我們往往習慣於站立場而不是說出立場背後的道理。內田樹在《日本邊境論》中有句話說的好：「對於一個論點，贊成也好，反對也罷，對於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判斷，一個人應該能夠講述出自己形成這個判斷的經過。只有面對這樣的人，我們才可能和他進行談判、交涉。無法與之交涉的人，並不是因為對自己的意見十分確信而『不願做出讓步』，而是因為不能講述出自己意見的形成過程而『不願做出讓步』。」

紐約時報中文網：我記得法律學者蕭瀚曾對「對話」有過一個說法：「對話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徑。」對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經被看做不太需要了，互聯網上總是各說各話真理在握的樣子或圈子內部一致對外的現象。如何重建「對話」？

周濂：在家長制的政治傳統中，合法性的依據在於「我是你爸爸」；在精英制的政治傳統中，合法性的依據在於「我是專家」；在獨裁製或者極權主義的政治傳統中，合法性的真實基礎在於「我比你更強大」。但是在現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只能訴諸每一個公民的理性認可，用蕭瀚的話說就是「對話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徑」。這首先需要我們真正接受現代社會的平等觀念，充分認識到無論體力還是腦力人與人是平等的，此處的平等不是指「絕對值」上毫無差別，而是說大致平等，也即沒有人在體力或者腦力能夠強大到足以成為別人的主人，關於這個問題霍布斯(Thomas Hobbs)、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經典作家早已有過很詳細的論述。

如何重建對話？這是一個過於複雜的話題，一言難盡。從我的角度說，我認為大學本科教育應該開設「批判性思維」這門課程，讓每個大學生都接受基本的邏輯訓練。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新書《正義的可能》一書中，多次談及極權主義與「例外狀態」。在例外狀態下，存在個人責任嗎？若存在，又該如何承擔？

周濂：在任何時代，哪怕是最極端的環境下，都存在個人責任的問題。雖然系統的壓力時常讓人不自覺地彎下腰來，但是我們不能將一切責任都推給制度，否則人的自主性就是毫無意義的詞彙，更何況今天這個時代仍然給每個人留出了不少的空間，讓你可以承擔起個人責任。

至於選擇用什麼方式去承擔個人責任，這是因人而異的，或者說對方式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個人責任。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每個人的性情、認知、職業、思想背景各個不同，只要目標都是那高牆，不管是『公知』還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還是草民，你喊號子我掄鎚子，你拆地基我運垃圾，都是在推牆，相煎何太急？」

王岐山談「合法性」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9月，王岐山公開談論「合法性」問題。除去您在新書中談論魏瑪時代這一特殊時期即「例外狀態」的「合法性」外，在「例外狀態」已經生成並且長期存在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談論「合法性」？

周濂：人生充滿各種意外，正常的生活隨時可能被各種飛來橫禍打破，但是我們仍然會為我們的孩子做長遠的打算：給他們存好必備的讀大學的費用，買房置地，準備婚禮和嫁妝。當然，我們也會為可能出現的意外上各種保險，但是歸根結底，上保險是為了讓我們能夠更正常地生活，是為了在出現意外時，仍然能夠把我們拉回到正常生活中來。

同樣的道理，在政治領域裡，正常人都不會願意一直生活在「例外狀態」之中。所謂「例外狀態」，它與「常態政治」相對立，其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必要性中沒有法律。」意思是事出緊急必要，法律（規則）便不敷適用，用我們最熟悉的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王岐山正視「合法性」問題，意味着想要走出「例外狀態」，回歸「常態政治」。因為例外狀態是把雙刃劍，它或許有利於當權者通過法外手段來貫徹一己之意志，但更有可能的是賦予當權者過多的權力，一意孤行，一條道走到黑。當代中國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政治議題就是從「例外狀態」回歸「常態政治」，尊重法治、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最根本的現代政治價值，只有這樣才真正有可能建立起現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礎。

紐約時報中文網：新書在談論「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時，談到「民主是需要牙齒的」，在民主尚未來臨之前，是否也存在「民主的牙齒」？若存在，「牙齒」又該以何種方式存在？

周濂：就像不存在「沒有貓臉的笑」，沒有民主，自然也就沒有「民主的牙齒」可言。如果有的話，那也是公民個體的牙齒，以及大大小小自治團體的牙齒。

紐約時報中文網：您在新書中，幾乎每篇文章都在釐清我們生活中極易脫口而出的概念詞彙之間的異同之處，當語詞已被高度污化而整個社會毫無意識地使用時，它的後果會是怎樣的？作為普通人，可以為此做些什麼？

周濂：新書對很多概念作了澄清，從內文標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比如「嫉妒、怨恨與憤恨」、「不自製、放縱與冷漠」、「好人與好公民」、「我知道與我相信」等等。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作為語言動物，我們通過文字來定型我們的思想，通過語言來塑造我們生活的秩序。混亂的語言秩序必然導致混亂的生活秩序。我在序言里說過這個問題，我們的生活世界裡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暴力語言，有的來自政治語言的污染：比如嚴打、斗垮、狠抓、扭送、堅定不移、決不手軟；有的來自軍事語言的污染，比如進軍、搶灘、接班人、勝利完成；有的來自網絡語言的污染，比如：屌絲、給力、矮銼窮、白富美、高富帥、綠茶婊、體制婊、次奧、跪了、打醬油、碉堡了、表叔、房妹、也都醉了……

暴力的語言必然導致暴力的思維。奧威爾(George Orwell)說：「思維的淺陋讓我們的語言變得粗俗而有失準確；而語言的隨意凌亂，又使我們更易於產生淺薄的思想。」在我看來，暴力僵化的語言表現出來的是對思考的仇恨，以及對思想者本身的恐懼。不久前人大歷史系一名研究生在朋友圈發貼抨擊學界前輩，導師憤而與之斷絕師生關係，其中的是非曲直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我認為該生的一個錯誤就是受網絡語言毒害太深，對語言缺乏基本的敏感度，濫用「垃圾」這樣的詞彙，還自以為是在做正常的學術批評。

如果說清晰、準確、有邏輯的思維是走向觀念革新的第一步，那麼觀念的革新首先體現在語言和表達上。就像奧威爾所說的，抵制不良英語並非是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職業作家所該關心的事。同樣的，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作為知識人，我們無力改變現實的秩序，但至少可以通過改變語言的秩序來間接地改變現實的秩序。

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

紐約時報中文網：新書中，有篇文章談到了當下公共知識分子被逐步地喚作「公知」、「母知」和「公公知識分子」等等污名化的稱呼，您在談論這個問題時，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知識分子在道德方面的義憤填膺或在同情方向上的思維狀態總被意識形態所迷障，而他們卻又不自知。在泛意識形態時代，如何祛除意識形態的迷障？

周濂：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不斷地跳出來看自己，不斷地轉換思想的頻道，嘗試從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對手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生活和思想，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不被一種意識形態所捕獲，我相信這裡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作為一個思考者，我們永遠都應該保持精神上流亡的狀態，而不是安居樂業做某一種主義的順民。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談論西方觀念時，總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出現，您在對傳統文化方面的態度似乎與其他公共知識分子有所不同，尤其在儒家方面，您甚至認為儒家是您的生活。簡單談下您的儒家觀念，當代儒家應該如何參與公共生活？

周濂：人類的基本情感應該沒有太大的分別，比方說，中國人講究孝道，但不意味着外國人就不尊重父母，儒家重視家庭，但不意味着基督徒不熱愛家人。我們每年春運人山人海，美國的聖誕節同樣是全美人口乾坤大挪移。不同的傳統以不同的方式「定型」孝道，不同的文化以不同形式「呈現」孝道，作為生活在特定時空中的人，我從小被教育要在祖墳前叩首，清明節緬懷先祖，中秋節合家團圓，這是傳統文化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烙印，我對此習以為常甚至甘之若飴，就像喝稀飯吃榨菜一樣是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乃至於就是生活本身。

但是與此同時，我並不會因此認為這些禮儀和習俗就高人一等，更不會因為它們是祖宗之法就認為它們是亘古不變的，任何傳統都面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挑戰，比如說「父母在、不遠遊」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就難以實現，「核心家庭」也早已取代「四世同堂」成為生活常態。更重要的是，就像余英時先生所指出的，自辛亥革命以來，儒家思想被迫從各層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國家組織、教育系統以至家族制度等。

時至今日，我們已「不得不承認：儒家通過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國人的生活秩序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有志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為這一方面枉拋心力。」在這個意義上，我認同餘英時的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儒家的現代出路不在於重新建制化，而在於「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才有可能「重新產生精神價值方面的影響力」。當然這也就意味着，儒家要接受自由、平等這些最基本的現代政治價值，認識到多元主義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永久性特徵，從而放低身段，在鄉村、田野、社區以及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精耕細作，成為公民社會和公共生活的一個構成性力量。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什麼樣的人才有青春》一文中，您談到「屌絲」這個網絡流行語容易催生出犬儒主義氣息。網絡流行語與犬儒主義之間是怎麼發生關係的？

周濂：並不是所有的網絡流行語都會催生出犬儒主義，比方說屌絲是我討厭的網絡詞彙，不明覺厲是我喜歡的網絡詞彙，網絡流行語與犬儒主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

紐約時報中文網：當下有種論調，即社會的撕裂狀態，所以很多人一直強調共識。但我發現，在西方比如荷蘭社會卻在不斷學習衝突而非共識，再如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說先見之明很有可能是先見之愚，社會應該在衝突中學習，而共識往往意味着在合作中存在共謀，等等。您怎麼看待共識這個問題？在「共識」問題上，「判斷的負擔」該如何「承擔」？

周濂：我猜想荷蘭社會強調要學習衝突而非共識，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共識足夠多，反而阻礙了一些利益團體的正當訴求，遏制了社會的活力和發展。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我們不可錯把杭州做汴州。中國社會當下的困局在於全方位的撕裂，上下撕裂，左右撕裂，利益撕裂，觀念撕裂，在這個背景下應該更加強調共識而非衝突。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承認，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共識，恰恰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從衝突中學習，缺少運用規則來疏導競爭的意識，也沒有合理解決衝突的制度。

其實羅爾斯(John Rawls)講「判斷的負擔」，歸根結底是為了證明程序正義的重要性。任何一個政治社會要想獲得秩序、穩定和團結，就必須要在某一層面上達成共識，在多元主義的現代民主社會中，這個共識就是對於遊戲規則的共識。在承認遊戲規則是基本公正的前提下，所謂規則意識其實就是願賭服輸。正因為我們今天缺少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也沒有規則意識，所以社會合作也會瀕臨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