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8日 星期五

台海呈現微量的漸進變化 (3 of 4) 台海兩岸互動的新時勢與新思維




台海呈現微量的漸進變化 3 of 4      


20160316 07:02 AM

台海兩岸互動的新時勢與新思維

張中衡 為FT中文網撰稿

台海問題糾合了歷史與現實、統一與分裂、國家戰略與地緣政治等一系列復雜層面,是一個極容易暴露智商學養,也極需要展示政治智慧的領域。塵埃落定的大選結果不止昭示了島內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更代表了一種世代的更替和理念的深刻變遷。如今,兩岸互動的傳統平台國共兩黨關系退居其次,維系統一的傳統力量台灣統派群體日漸式微,兩岸政治的新生勢力台灣青年一代已銳意進場。當此之際,兩岸新一輪互動如何開啟?古人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筆者不才,願為有識者論之。

一、拋棄陳舊的“法統觀念”,將中國還原為一個地域和文化範疇

“法統”者,一脈相傳之正統也。作為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一般用來指政權之正當傳承。這種傳承的正當性在歷代統治者眼裡有特別的意義,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具體形式規儀上便是分外隆重的“封禪”大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史記·封禪書》)“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五經通義》)。顯然,這種法統觀,源自“君權神授”的政治理念。

近代以來,隨著天命神話的消退和法治觀念的興起,它又被賦予了新的涵義,那就是“統治權力在法律來源上的正當性” 。比如台灣就堅持認為,它的“法統”上承辛亥革命後的南京臨時政府和1925年於廣東成立的國民政府,是根據1912年民國參議會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31年國民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而產生的。

正統同時意味著唯一,“天無二日,地無二君”,為此繼起的新王對前代務求滅除,蒙元之於趙宋,滿清之於朱明皆是如此。戰後國共兩黨在勝負已分,乾坤已定,雙方皆無力再戰的情況下,一方仍念念不忘光復大陸,一方仍朝夕准備解放台灣,且皆以“大業”視之,這不能不說是這種潛意識的法統觀念沈浸其中。熱戰不成,外交爭奪,海外個別小國借此兩邊下注,敲詐勒索無所不用其極,竟成國際奇觀。

而在今天,主流的“政治合法性”認知已經發生深刻變遷,舊有的“法統”之爭已經毫無意義,念茲在茲,大可不必。對台灣人來說,民主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正統”一語不僅毫無正面價值,反讓人們聯想起以往的黑暗記憶。既然大陸早已不再提“解放台灣”的口號,台灣也不再做“光復大陸”的迷夢,“中國”作為統治空間、政治認同的依據也已光彩不再,兩岸何須再爭“中國”之名分?至於國際邦交,從來都是唯利是圖,所謂名分,不過自我感覺而已,在外國人眼裡意義不大,徒受他人掣肘,反失大國威儀。何況法統之屬,原本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大陸是中國,台灣亦是中國,大陸是祖國,台灣亦是祖國。中國這個概念原本一就是個地理和文化範疇,只因昔日兩黨之爭才被抹上了特別的政治色彩。劫波渡盡,中國這個億萬華人共有的家園,也該恢復其本來面目了。

也許有人會認為此議純屬多此一舉,因為“九二共識”中的“各自表達”早已解決了這個難題,只要回到“九二共識”就沒有問題。竊以為即使回到“九二共識”,問題依然存在。“各自表達”看似高明,實則曖昧,“周子瑜事件”為什麼會因一個莫名其妙的因素而引發如此不可理喻的後果?除了個別人的肆意炒作之外,恰是因為這種曖昧表達所導致的兩岸民眾在中國認知上的巨大落差,為其提供了發酵空間和傳播能量。

二、變革落伍的“統戰思維”,展開平等真誠的思想文化交流

一個人容易為自己的成功所累,一個政黨也是如此,“統戰”作為中共黨爭的“三大法寶”之一,在歷史上確實發揮過特殊作用,但時代已經不同了,凡事都要與時俱進。民主政治在台灣已相當成熟,國家政治已非一人一黨之事,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為求勝選,政黨必須畏懼民意。現代性政黨內部也不是個別黨魁和少數大佬所能完全左右的,黨魁也須時刻面對黨內同志的督察,傳統統戰手法已經利害相雜,甚至未得其利反受其害。

君子之交,貴在誠心正意。人是理念動物,先入為主的道德說教和功利性的糖衣炮彈是不受歡迎的,唯有基於平等和尊重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才能拉近距離,溝通理念,增進情感,對青年一代來說更是如此。這在兩岸的“服貿事件”中體現的一覽無余。過去三十年來,在籠絡台灣民心方面,大陸始終不得其門而入,近年來好不容易找到“經濟牌”這一竅門,終因“服貿事件”而破功,原因何在?有人也許會覺得,這是台灣青年年輕幼稚,受人蠱惑,不識抬舉,殊不知青年一代的這種“不識抬舉”本身恰恰才正是問題的所在。誠如候選人之一宋楚瑜在選後感言中的忠告:兩岸的距離,不是海峽,而是民心。

三、消除無謂的“恐獨焦慮”,以同理心感受島內民眾的真情實感

如果任由“台獨”發展,台灣有沒有可能獨立?當然有,但台灣自身不可能真正獨立,因為台灣一島不可能擺脫中美兩大“力量極”的雙重鉗制。

事實上,獨立在台灣從來都只是一個被操縱的議題,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並且是一個伴隨民粹情緒的退潮而日漸冷卻的議題。我們看到,整個大選期間,對兩岸關系蔡英文只有四個字:維持現狀,具體內容卻不置一言,為此甚至不惜被人譏之為“空心菜”。顯然,民進黨方面在有意回避和淡化這一議題,相反國民黨方面推出的洪秀柱卻緊追不放,舊事重提,冷飯熱炒,不能不說是本輪大選的一大敗筆。

也許有人會認定,蔡英文的這種含糊其辭實際另有用心,因為民進黨是把“台灣建國”寫進黨章的。這是事實,但一個政黨的現實政策同其宣傳綱領未必是一回事。政黨要有理想,就像店家要有招牌一樣,但很多時候它僅僅是個招牌而已。如果追根溯源,民進黨原本和台獨並沒有什麼關系,只是在與國民黨角逐的過程中,糾合和吸納了眾多深綠力量。在我看來,民進黨能夠以執政黨地位整合深綠未必是壞事,相反,任由這部分人在主流政黨之外才會使局勢更復雜。

盡管如此,可以預見,獨立思潮在島內仍將頗有市場。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傾向於將其看成一個歷史和人文現像,而非純粹的政治。如果放到更大的歷史時空之中,就會更容易看清這一脈絡。

台灣開埠四百年,最早入主這片土地的卻是歐洲殖民者,隨後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來此經營,直到清初施琅攻島成功,並入一統。然不幸於1895年,清廷甲午戰敗,台灣連同其生民又被割讓日本。故國已去可奈何?台灣人不得不著和服,說日語,做日本人。50年後中國又勝,日本駐台總督安藤利吉在國民政府代表陳儀面前簽署降書,台灣再歸中國,並在幾年後以彈丸之地承接戰敗來此的兩百余萬國民黨軍民。此後作為兩蔣統治下的“反共基地”,台灣長期處在以戡亂為名的高壓統治之下。1971年大陸重返聯合國,台灣代表被無情驅逐,隨後中美建交,台灣成為真正的孤島。從“前清遺族”到“殖民屬民”,從“反共基地”到“亞細亞的孤兒”,殖民之辱,壓迫之痛,何其悲悵?何其無助?此地此民何曾有過喘息,何曾有過出口?

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承受了反復的文化衝擊,有來自大陸的中華傳統,也有外來的東洋、西洋文明,可嘆的是,如同每年太平洋突入其境暴烈肆虐的台風一樣,它們都是攜政治之強權以不容置疑、不可拒絕的方式加諸其身的。文化的進入與政治的壓迫一體兩面,台灣不可能沒有抵抗,這種抵抗自然會以尋求自身的獨特性為基調。總之,台獨思潮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而這個背景一開始又跟今日大陸基本無關。

抵抗的代價是殘酷的,在日本殖民時代,反抗就等於滅族,在國民黨戡亂時期,反抗同樣意味著死亡。其實,在海峽的另一面,大陸近代以來所遭受的苦難又何嘗不是血淚斑駁,痛徹心腑?那些一聽到“台灣人”三個字就暴跳如雷的人,對海峽對岸的同胞何不能存一份“基於理解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已經修改法律,撤銷對台獨言論的犯罪指控——同時撤銷的還有對鼓吹共產主義的指控。我認為這是一種開明,同時也相信歷史終將證明,這種寬容是一種難得的政治智慧。

四、嚴控隨意的武統宣傳,以寬容和智慧掌控台海復雜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多個政權並峙的局面,最終必是其一以武力兼並剪除其他而成一統。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也付出了極大代價。秦的統一帶來東方六國多元社會文化的焚滅,蒙元滿清的入主則導致中華文明的停滯,甚至帶來了生靈塗炭屍骨相枕的歷史性倒退。

何以至此?只因歷代統治者不是只知攻城掠地、拓土開疆,就是只知固守一隅、割地為王,專恃武功,動則興兵,從未將百姓福祉意願放在頭等重要位置。21世紀的今天,中華民族應該有能力選擇更好的手段和方式,正如60多年前《新華日報》社論中所提出:“中國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即便暫時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武力也應是最後的底牌,而不應是動輒展示的衝動。無論如何,每一個中國人都應明白和切記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台海決不是展示鐵血的舞台,因為它是中國的內海。

隨意展示自己的底牌並不高明,公開的武統宣傳更是一種輕率之舉。我不反對武力威懾,但公開的威懾等於公開的羞辱和挑釁,沒有人願意在這種游戲中屈服。在兩岸已有足夠對話渠道的情況下,任由個別名聲不佳的所謂“鷹派”人物發表此類言論實無必要,這看似收放自如,實則和任由一些三流藝人操弄的“反獨大業”一樣極不嚴肅,在敏感脆弱的兩岸關系上捅下大簍子,還洋洋自得而不自知。

要知道,“台獨”勢力不會無知到坐等導彈飛機打來,真要宣布獨立一定會選擇特別時機,也一定會求得美日的協助。美國固然不會為了遷就台灣而對抗大陸,卻完全可以為了對抗大陸而拉攏台灣,此局若成,縱有絕世雄才也不是那麼好應付,兩岸鷸蚌相爭,美日漁翁得利的民族大悲劇恐怕難以避免。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求仁得仁,求戰得戰,為淵驅魚,終非王者之道,再不能任由一些不三不四之人亂吹口哨了。

兩千多年前的孟子與齊宣王有一段精彩的對白:“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梁惠王下》)這不是老生常談的陳詞濫調,而是古老恆新的民族智慧,相信對今天的兩岸仍有借鑒。

五、充實統一構想,以“共和”理念涵蓋凝聚台海兩岸

對於“統一”,大陸盡釋善意,提出在此前提之下什麼都可以談,但台灣方面卻始終並不領情,原因何在?因為恰恰對什麼是“統一”這個最重要的前提並沒有說清楚。

任何事情都需要條件,統一也不例外,我們不能抽像的談論統一,至少應該對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有一個清晰的設計說明。“一國兩制”的提法固然新穎,卻總是難以令人信服。“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顯學》),系統是統一的,任何社會制度都是一套嚴整自洽的體系,一國如何兩制?反之亦然。一個鍋裡不可能同時煮出兩種稀飯,否則當年兩黨何須爭得個你死我活?資本主義是包括自由民主在內的一整套制度體系,並不是大陸“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那麼簡單,這在今天已經是一個非常顯明的道理。

古人雲:“道不同,不相謀”,因為同祖同宗,就得湊在一起過日子,天底下並沒有這樣的道理。即使經濟層面的合作也只是統一的正向推動而不是決定因素,統一最終還是要靠價值理念和制度體系的融合——這種融合,已經超出傳統意義上的政權統一,竊以為與“共和”二字倒是甚為貼切。

“共和”與以往的統一有什麼區別呢?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大一統”基於皇權理念,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一的依托和目的全在於至高無上的“皇權”。這一觀念在中國浸染已久,“王臣意識”的代入感依然普遍存在於國民潛意識之中,但它雖然已經不合時宜。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興起,統一又具有了新的內涵,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被視作一個民族集合體。但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這顯然也是異數。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內外之別、華夷之辨並不拘泥於血統、族裔,而在於文化。而“共和”就是一種既不同於昔日王朝帝制,也不同於西方民族國家(聯邦),它基於共同文化類屬和相同價值理念,超脫於黨派和地域之爭,兼具現代性和民族性的國家統一形式。

如此議可成,兩岸暫可在“中華共和國”這一共同框架之下,分占“民主共和”與“人民共和”之兩端,既追先王之道,又合今日之實,各得其所,不亦善哉?

六、結語

天下無全勝之局,炎黃一體、四海一家的闊大場景固然是令人神往,思想文化的變革和制度的演進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價值理念和制度體系還將存在巨大落差,硬性統一對雙方既有格局都將是一種劇烈衝擊。“維持現狀”既是各方反復博弈的結果,也是現階段最好的歷史安排。統一之路依然道阻且長,惟願兩岸能夠以共和為念,仁者取仁,智者求智,樂天保國,不強為天下難。但歷史不會止步,它一定會為自己開辟前行的道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假以時日,歷史一定會有更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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