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02月 19日 15:55
“特朗普主義”在美國出現的社會根源
Charles Murray
如果你對特朗普主義(Trumpism)感到沮喪，可別騙自己說如果特朗普(Donald
Trump)未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特朗普主義就會逐漸消失。特朗普主義是許多美國人對美國演進軌跡所生憤怒之情的一種表達，而這種憤怒是合情合理的，特朗普主義的出現也在意料之中。特朗普主義標志著美國社會持續半個世紀的一種演化進程已經走到了最後階段，即美國對其深具歷史意義的國家認同的摒棄。
知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最後一部作品《我們是誰？》(Who Are We?)中寫道，這種國家認同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美國的盎格魯-新教傳統，由於美國目前存在眾多文化和宗教傳統，安格魯-新教傳統無可避免會褪色。另外一個組成部分是美國理念，這是美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正如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言：“美國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國家，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這是我們的宿命。”
這種被亨廷頓稱作“美國信條”的意識形態都包括什麼內容呢？其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平均主義、自由和個人主義這三點。由此衍生出久為觀察人士所認同的那幾條人們耳熟能詳的國家信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平等，言論和集會自由，獨立自主，有限政府，自由市場經濟，分權制衡。
直到1960年時，這種信仰還是全國性共識。當年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和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都真正信奉這種理念，他們與共和黨人的分歧只是實現方法的不同。
如今，這個信條已不再令人信服，其實質也不復存在。為什麼會這樣？推動這個逆轉過程的很多因素都可以在整個美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找到：比如新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出現，以及夾在兩者中間的工人階層所處的困境。
筆者2012年在《分崩離析》(Coming Apart)一書中詳細討論了這些新的階級。新的上層階級包括那些決定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形態的人。新的下層階級包括那些未能遵從美國公民文化一些最基本習俗（尤其是工作和婚姻習俗）的人。這兩個新出現的階級實際上都否定了美國信條，無論他們嘴上說得多漂亮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特朗普主義則代表了夾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工人階層的聲音，向世人宣告這個階層同樣也在背離這一信條。
歷史上，美國例外主義最公認的方面之一是缺乏階級意識。就連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認這一點。這是美國式平均主義。沒錯，美國有富人也有窮人，但這並不意味著富人就高人一等。
成功的美國人頑固地拒絕接受上層階級光環，他們通常比較低調，把自己當作普通人。大多數美國富人在普通家庭、甚至貧窮家庭中長大，在變成富人之後，他們在生活中仍保持著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習慣和標準。
在美國的社會群落裡，社會和文化之間曾呈現出高度的異質性。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19世紀30年代曾寫道，在美國，較為富裕的民眾煞費苦心地不顯得高高在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甚至在美國的精英社區當中也是如此。在1960年的人口普查中，費城高級住宅區Main Line的居民收入中值僅相當於今天的9萬美元。波士頓Brookline的居民收入中值為7.5萬美元，紐約上東區僅為6萬美元。在這些社區通常的宴會上，很多客人僅僅只有高中學歷。
但自那以來，新的上層階級發展出了獨特的文化。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頂尖的大學吸引了全國各地最優秀的人才，他們彼此交往，相互通婚。聰明才智越來越受到重視。2016年，前面提到的那些精英社區中的宴會上，來賓幾乎全都擁有大學學位甚至更高的教育背景。他們大體上都很富有。當前Main Line、Brookline和紐約上東區的居民家庭收入中值分別在15萬、15.1萬和20.3萬美元左右。
這些晚宴上的談話可能與美國主流聚會上的談話完全不同。新興上層階級的成員很少被美國主流社會中最受歡迎的電影、電視劇和音樂所吸引。他們在飲食、健康保健、子女撫養、度假、讀書、網站瀏覽和啤酒口味方面有著獨特的文化。不管哪個方面，新的上層階級都擁有其獨特的行為方式。
新興上層階級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很容易就接受成為上層階級成員的現實並且對普通美國人表現出一種傲慢態度，這是美國社會的一種新現象。在與受過高等教育的朋友聊天時嘗試使用“鄉巴佬”這個詞，看看他們是否會產生聽到其他種族歧視語匯時的那種緊張情緒。當你提到“飛躍之地”(flyover country)這個詞而沒人問你這詞是什麼意思時，想想這意味著什麼吧。如果想不明白的話，可以跟一位在西佛吉尼亞購買了周末度假地的華盛頓朋友聊聊。他會告訴你他對新鄰居們的不屑，而這些鄰人他在華盛頓精英社區裡已經遇到過。
美國主流群體充分意識到了這種傲慢和蔑視，自然也受到了刺激。美國平均主義已經命無多日。
新的上層階級逐漸退出社會主流之際，新的下層階級在白人工人階層中出現，並在創造特朗普主義借以興起的社會環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美國立國時起，工作和婚姻一直是美國公民文化的核心，白人工人階層一直秉持這一理念，直到上世紀60年代。幾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參加工作或尋求就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婚。
此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從1968年到2015年，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這對男性來說本該是工作和供養家庭的黃金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從96%下降至79%。同一時期，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的已婚率從86%下降至52%（非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已婚率也出現下降，只不過降幅和持續下滑程度沒那麼嚴重）。
這是令人震驚的變化，而且這種現象在美國國內很普遍。目前在普通的白人工人階層居住社區，正值壯年時期的男性人群中，有五分之一甚至沒有找工作；他們依靠女友、兄弟姐妹或父母生活，或是依靠傷殘撫恤金、灰色收入、犯罪收入維持生活。近一半人沒有結婚，與大量未婚男性伴隨而來的全部社會問題都湧現出來。
在這些社區，大約一半的孩子是未婚女性所生，具有單親母親家庭孩子的所有問題，男孩的問題尤其嚴重。無論是在小城鎮還是城市地區，吸毒都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
想一想這些趨勢對工人階層社區每個人生活的影響，包括那些仍然遵循舊規則的人群。他們發現自己努力工作，養家糊口，但鄰裡之間的傳統公民文化已經不復存在，社區氛圍不再友好愉悅，甚至不再安全。
在美國出現這種社會階級巨變的同時，還發生了其他重大變化，即美國社會出現了背離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大規模意識形態變化，而這兩種主義是美國信條的兩大支柱。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由民權運動及女權運動引發，這兩場運動都是對美國信條的典型引申，對美國在實現黑人和女性權利方面提出了合理的要求。
但是，運動的成功卻很快導致與美國信條相矛盾的政策推出。平權運動要求將美國人放在不同的群體中加以考慮。保持結果的公平勝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基於照顧特定群體的考量而制定的政策不斷增多，此類政策越來越多，而這類政策對應的特殊群體也越來越多。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民主黨精英們絕大多數都接受了一種與傳統上的自由和個人主義觀念公開沖突的意識形態。這一點鞏固了民主黨長期以來在少數族裔、單身女性和低收入女性中的聲望，然而卻得罪了另一個關鍵的民主黨選民群體：白人工人階層。
白人工人階層的男性是上世紀80年代初“裡根民主黨人”的典型代表，這個群體也常常被說成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然而這個群體的憤懣卻常常被誤解。說他們毫無理性地攻擊跟自己外表不一樣的人，這是錯誤的。特朗普主義肯定有一些種族主義和排外的成份，我在推特(Twitter)和Facebook上寫了一些批評特朗普的文字後發現了這一點。
特朗普主義作為一種現象，它的核心事實是整個美國工人階層有正當理由對統治階層表示不滿。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工人階層實際上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經濟學家自然可以指出這一說法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但說到底，在收入分配體系中處於下半段的那部分人，其家庭實際收入自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從未增長過。
同一時期，美國企業將數百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轉移至海外，而這些屬於勞工階層能獲得最高報酬的崗位。不管是從前還是現在，這些主要都是男性工作崗位。1968年和2015年，70%的制造業工作都由男性承擔。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數以千萬的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的）湧入美國，給工人階層的就業帶來競爭。除了農業之外，其中許多就業崗位涉及建築業或手工技藝。從過去到現在，這些行業的就業一直以男性為主：1968年和2015年，男性在這些行業從業人員中的佔比分別為77%和84%。
經濟學家仍在就這種局面給美國就業市場帶來的淨效應爭論不休。但是，某個小鎮上的人因為大企業關閉當地工廠把工作崗位轉移到中國而失業，或者一個屋頂工看到承包商因為非法移民成本更低廉而聘用他們，這些人產生憤怒和挫折感是合情合理的。
在社會上，白人工人階層男性被社會精英們看不起，而在自己的社區中，他們作為家庭支柱、好父親、好伴偶的角色得不到認可，他們的社區生活開始分崩離析。這一切也加劇了他們的挫折感。最重要的是，幾十年來他們投票支持的政黨──共和黨沒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來幫助他們。他們怎麼會不憤怒？
他們希望解決問題的方式一點都不保守。他們現在希望有一個中立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他們的利益。如果說桑德斯在移民問題上是持非常開放態度的，那麼他的其他理念與特朗普主義的一致程度要超過保守主義。
在政治上，桑德斯不再堅守美國對自由和個人主義的傳統理解不是什麼問題。特朗普也不再堅守。白人工人階層中的很多人都是如此。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背棄了美國信條。
誰還在繼續全面地擁抱這種信條？大部分中產階級和上中產階級（尤其是小企業經營者），企業界、金融界的很多人士，以及共和黨大部分高級領導層。他們仍然在原則上支持平均主義、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理念。
別忘了還有溫和派民主黨人，他們是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精神繼承者。他們或許鼓吹社會民主制度，但他們對於將美國人劃分為不同群體加以區別對待的政策不滿，而且非常堅定地支持言論自由、個人的道德責任以及托克維爾所說的那種平均主義。這樣的人依然很多，不過他們大多不敢亮明自己的政治觀點。
但這些都只是大眾中的一小部分，美國建國之後的175年中將美國民眾凝聚在一起的全國共識已不存在。正如美國信條漸漸失去人心，它與日常生活的契合度也在縮減。我們自夸的自由如今受限於成千上萬的瑣碎限制，涉及我們想做的幾乎所有事情，個人主義照例會因顧及群體權利而被忽視，我們還得到了一個傲慢的上層階級。在實際操作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美國信條都已經崩塌。
美國的民族特性並沒有完全丟失。在全世界的眼中，美國人的民族特性仍是生動、獨特的。在歷史上，美國接納不同種族的移民，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使之展現出美國的民族性格，在這方面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做得更出色。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人的特質仍清晰可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主義的熱情很大程度上被引向了警惕移民湧入威脅到美國民族特性這一風險。然而實際上我遇到的外來移民（無論是什麼種族）通常都具備典型的美國人品質──開朗、工作努力、樂觀、雄心勃勃。保持美國人的民族特性似乎不足為慮。
不過，這種民族特性歸根到底也是根植於美國信條中的。當對這種世俗宗教的信念只存在於一部分美國人心中時，美國很快會變成另一個國家──一個十分強大、富裕的國家，名字仍叫“美利堅合眾國”。但是我們將脫離美國的基石──正是這塊基石造就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美國。
（本文作者默裡(Charles Murray)供職於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是該研究所的W.H. Brady學者。他撰寫過多本書籍，例如《民治：重建自由，無須得到許可》(By the People: Rebuilding Liberty Without Permission)和《分崩離析：美國白人五十年來(1960-2010)的變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知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最後一部作品《我們是誰？》(Who Are We?)中寫道，這種國家認同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美國的盎格魯-新教傳統，由於美國目前存在眾多文化和宗教傳統，安格魯-新教傳統無可避免會褪色。另外一個組成部分是美國理念，這是美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正如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言：“美國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國家，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這是我們的宿命。”
這種被亨廷頓稱作“美國信條”的意識形態都包括什麼內容呢？其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平均主義、自由和個人主義這三點。由此衍生出久為觀察人士所認同的那幾條人們耳熟能詳的國家信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平等，言論和集會自由，獨立自主，有限政府，自由市場經濟，分權制衡。
直到1960年時，這種信仰還是全國性共識。當年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和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都真正信奉這種理念，他們與共和黨人的分歧只是實現方法的不同。
如今，這個信條已不再令人信服，其實質也不復存在。為什麼會這樣？推動這個逆轉過程的很多因素都可以在整個美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找到：比如新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出現，以及夾在兩者中間的工人階層所處的困境。
筆者2012年在《分崩離析》(Coming Apart)一書中詳細討論了這些新的階級。新的上層階級包括那些決定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形態的人。新的下層階級包括那些未能遵從美國公民文化一些最基本習俗（尤其是工作和婚姻習俗）的人。這兩個新出現的階級實際上都否定了美國信條，無論他們嘴上說得多漂亮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特朗普主義則代表了夾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工人階層的聲音，向世人宣告這個階層同樣也在背離這一信條。
歷史上，美國例外主義最公認的方面之一是缺乏階級意識。就連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認這一點。這是美國式平均主義。沒錯，美國有富人也有窮人，但這並不意味著富人就高人一等。
成功的美國人頑固地拒絕接受上層階級光環，他們通常比較低調，把自己當作普通人。大多數美國富人在普通家庭、甚至貧窮家庭中長大，在變成富人之後，他們在生活中仍保持著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習慣和標準。
在美國的社會群落裡，社會和文化之間曾呈現出高度的異質性。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19世紀30年代曾寫道，在美國，較為富裕的民眾煞費苦心地不顯得高高在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甚至在美國的精英社區當中也是如此。在1960年的人口普查中，費城高級住宅區Main Line的居民收入中值僅相當於今天的9萬美元。波士頓Brookline的居民收入中值為7.5萬美元，紐約上東區僅為6萬美元。在這些社區通常的宴會上，很多客人僅僅只有高中學歷。
但自那以來，新的上層階級發展出了獨特的文化。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頂尖的大學吸引了全國各地最優秀的人才，他們彼此交往，相互通婚。聰明才智越來越受到重視。2016年，前面提到的那些精英社區中的宴會上，來賓幾乎全都擁有大學學位甚至更高的教育背景。他們大體上都很富有。當前Main Line、Brookline和紐約上東區的居民家庭收入中值分別在15萬、15.1萬和20.3萬美元左右。
這些晚宴上的談話可能與美國主流聚會上的談話完全不同。新興上層階級的成員很少被美國主流社會中最受歡迎的電影、電視劇和音樂所吸引。他們在飲食、健康保健、子女撫養、度假、讀書、網站瀏覽和啤酒口味方面有著獨特的文化。不管哪個方面，新的上層階級都擁有其獨特的行為方式。
新興上層階級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很容易就接受成為上層階級成員的現實並且對普通美國人表現出一種傲慢態度，這是美國社會的一種新現象。在與受過高等教育的朋友聊天時嘗試使用“鄉巴佬”這個詞，看看他們是否會產生聽到其他種族歧視語匯時的那種緊張情緒。當你提到“飛躍之地”(flyover country)這個詞而沒人問你這詞是什麼意思時，想想這意味著什麼吧。如果想不明白的話，可以跟一位在西佛吉尼亞購買了周末度假地的華盛頓朋友聊聊。他會告訴你他對新鄰居們的不屑，而這些鄰人他在華盛頓精英社區裡已經遇到過。
美國主流群體充分意識到了這種傲慢和蔑視，自然也受到了刺激。美國平均主義已經命無多日。
新的上層階級逐漸退出社會主流之際，新的下層階級在白人工人階層中出現，並在創造特朗普主義借以興起的社會環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美國立國時起，工作和婚姻一直是美國公民文化的核心，白人工人階層一直秉持這一理念，直到上世紀60年代。幾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參加工作或尋求就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婚。
此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從1968年到2015年，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這對男性來說本該是工作和供養家庭的黃金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從96%下降至79%。同一時期，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的已婚率從86%下降至52%（非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已婚率也出現下降，只不過降幅和持續下滑程度沒那麼嚴重）。
這是令人震驚的變化，而且這種現象在美國國內很普遍。目前在普通的白人工人階層居住社區，正值壯年時期的男性人群中，有五分之一甚至沒有找工作；他們依靠女友、兄弟姐妹或父母生活，或是依靠傷殘撫恤金、灰色收入、犯罪收入維持生活。近一半人沒有結婚，與大量未婚男性伴隨而來的全部社會問題都湧現出來。
在這些社區，大約一半的孩子是未婚女性所生，具有單親母親家庭孩子的所有問題，男孩的問題尤其嚴重。無論是在小城鎮還是城市地區，吸毒都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
想一想這些趨勢對工人階層社區每個人生活的影響，包括那些仍然遵循舊規則的人群。他們發現自己努力工作，養家糊口，但鄰裡之間的傳統公民文化已經不復存在，社區氛圍不再友好愉悅，甚至不再安全。
在美國出現這種社會階級巨變的同時，還發生了其他重大變化，即美國社會出現了背離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大規模意識形態變化，而這兩種主義是美國信條的兩大支柱。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由民權運動及女權運動引發，這兩場運動都是對美國信條的典型引申，對美國在實現黑人和女性權利方面提出了合理的要求。
但是，運動的成功卻很快導致與美國信條相矛盾的政策推出。平權運動要求將美國人放在不同的群體中加以考慮。保持結果的公平勝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基於照顧特定群體的考量而制定的政策不斷增多，此類政策越來越多，而這類政策對應的特殊群體也越來越多。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民主黨精英們絕大多數都接受了一種與傳統上的自由和個人主義觀念公開沖突的意識形態。這一點鞏固了民主黨長期以來在少數族裔、單身女性和低收入女性中的聲望，然而卻得罪了另一個關鍵的民主黨選民群體：白人工人階層。
白人工人階層的男性是上世紀80年代初“裡根民主黨人”的典型代表，這個群體也常常被說成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然而這個群體的憤懣卻常常被誤解。說他們毫無理性地攻擊跟自己外表不一樣的人，這是錯誤的。特朗普主義肯定有一些種族主義和排外的成份，我在推特(Twitter)和Facebook上寫了一些批評特朗普的文字後發現了這一點。
特朗普主義作為一種現象，它的核心事實是整個美國工人階層有正當理由對統治階層表示不滿。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工人階層實際上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經濟學家自然可以指出這一說法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但說到底，在收入分配體系中處於下半段的那部分人，其家庭實際收入自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從未增長過。
同一時期，美國企業將數百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轉移至海外，而這些屬於勞工階層能獲得最高報酬的崗位。不管是從前還是現在，這些主要都是男性工作崗位。1968年和2015年，70%的制造業工作都由男性承擔。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數以千萬的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的）湧入美國，給工人階層的就業帶來競爭。除了農業之外，其中許多就業崗位涉及建築業或手工技藝。從過去到現在，這些行業的就業一直以男性為主：1968年和2015年，男性在這些行業從業人員中的佔比分別為77%和84%。
經濟學家仍在就這種局面給美國就業市場帶來的淨效應爭論不休。但是，某個小鎮上的人因為大企業關閉當地工廠把工作崗位轉移到中國而失業，或者一個屋頂工看到承包商因為非法移民成本更低廉而聘用他們，這些人產生憤怒和挫折感是合情合理的。
在社會上，白人工人階層男性被社會精英們看不起，而在自己的社區中，他們作為家庭支柱、好父親、好伴偶的角色得不到認可，他們的社區生活開始分崩離析。這一切也加劇了他們的挫折感。最重要的是，幾十年來他們投票支持的政黨──共和黨沒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來幫助他們。他們怎麼會不憤怒？
他們希望解決問題的方式一點都不保守。他們現在希望有一個中立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他們的利益。如果說桑德斯在移民問題上是持非常開放態度的，那麼他的其他理念與特朗普主義的一致程度要超過保守主義。
在政治上，桑德斯不再堅守美國對自由和個人主義的傳統理解不是什麼問題。特朗普也不再堅守。白人工人階層中的很多人都是如此。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背棄了美國信條。
誰還在繼續全面地擁抱這種信條？大部分中產階級和上中產階級（尤其是小企業經營者），企業界、金融界的很多人士，以及共和黨大部分高級領導層。他們仍然在原則上支持平均主義、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理念。
別忘了還有溫和派民主黨人，他們是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精神繼承者。他們或許鼓吹社會民主制度，但他們對於將美國人劃分為不同群體加以區別對待的政策不滿，而且非常堅定地支持言論自由、個人的道德責任以及托克維爾所說的那種平均主義。這樣的人依然很多，不過他們大多不敢亮明自己的政治觀點。
但這些都只是大眾中的一小部分，美國建國之後的175年中將美國民眾凝聚在一起的全國共識已不存在。正如美國信條漸漸失去人心，它與日常生活的契合度也在縮減。我們自夸的自由如今受限於成千上萬的瑣碎限制，涉及我們想做的幾乎所有事情，個人主義照例會因顧及群體權利而被忽視，我們還得到了一個傲慢的上層階級。在實際操作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美國信條都已經崩塌。
美國的民族特性並沒有完全丟失。在全世界的眼中，美國人的民族特性仍是生動、獨特的。在歷史上，美國接納不同種族的移民，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使之展現出美國的民族性格，在這方面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做得更出色。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人的特質仍清晰可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主義的熱情很大程度上被引向了警惕移民湧入威脅到美國民族特性這一風險。然而實際上我遇到的外來移民（無論是什麼種族）通常都具備典型的美國人品質──開朗、工作努力、樂觀、雄心勃勃。保持美國人的民族特性似乎不足為慮。
不過，這種民族特性歸根到底也是根植於美國信條中的。當對這種世俗宗教的信念只存在於一部分美國人心中時，美國很快會變成另一個國家──一個十分強大、富裕的國家，名字仍叫“美利堅合眾國”。但是我們將脫離美國的基石──正是這塊基石造就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美國。
（本文作者默裡(Charles Murray)供職於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是該研究所的W.H. Brady學者。他撰寫過多本書籍，例如《民治：重建自由，無須得到許可》(By the People: Rebuilding Liberty Without Permission)和《分崩離析：美國白人五十年來(1960-2010)的變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川普主義，其實不太可能變成是美國社會主流，因由是川普主義的最重要內容就是川普本人的財富與個性，但這不是可能廣量複製的。川普只不過是另一個曼哈頓的暴發戶，如上任市長彭博，或Ross Perrot 的曇花一現，而且也必然遲早與小圓帽價值產生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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