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王福會”效應：《歷史的終結》應重寫
最後更新 2015.05.18 09:01
最近王歧山與《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見面，他想傳達什麼，外界見仁見智。我仔細讀過之後，感覺到有兩個層面的蘊涵值得關注：一是王明顯地表達了中共政府不會按照西方世界的預期，向民主政治方向邁進；二是福山也許可以從這次面對面的玄學討論中，重新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
王歧山清晰地傳導了什麼？
一、中國特色的“政治”理念。王說：“政治在中國解釋為，‘管理眾人之事’。顧名思義，首先把詞理解好”。
這一解釋與西方解釋完全不同。關於“政治”的解釋，西方政治學的共識是：政治是由各種團體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系，各種社會團體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結成特定關系”的必經途徑是選舉，集體決策除了民選政府之外，還有民意代議機構監管。王完全沒談政府的權力由何產生這一根本問題。
二、一黨執政（專制）不能改，黨大於法是原則。
福山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說話機會中談到自己研究過法治：“關鍵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統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來源於宗教，各教派之間的衝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監督”作用，但最終神是唯一鑒別真理的標准，也是統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來源於宗教精神的法律統治（rule
of law）包括統治者在內，司法獨立於政府的脈絡是這樣來的。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並司法獨立。”王對此的回答是：“我們的信心是從實踐中得來的，還要走出來。”對福山提出中國能否落實法治及司法獨立的問題時，王斷言行不通：“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再說憲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寫的嗎。總統、國會以外還有憲法，憲法應有神聖性，但它不是神，是公眾的法。”
這裡說憲法是“公眾的法”，字面上沒問題，但問題在於公眾是指民主國家那些有政治自主權的公眾，還是中國這種完全沒有政治自主權的公眾。美國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國憲法卻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領導與代表”，中共在制訂《憲法》時，通過自我賦權規定了中共擁有壟斷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的“法定權利”。
三，中國不需要向西方學習。王說：“我們要研究孔孟之道”，並對福山說“你講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歷史裡都有DNA，說明中國文化裡有這個DNA。”這意思是說中國本身的政治智慧已經夠了，不需要學習西方。這一點上，王與習近平相通，就在王歧山會見福山之後，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表示，習近平帶有強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關系的發展，並使目前美中之間嚴重缺乏互信。
福山得重寫《歷史的終結》
《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根據他1989年發表在《國家利益》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擴充而成，1992年成書。福山曾充滿希望地在書中預言，人類意識形態之爭已經到達終點，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最終勝利，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府將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未來人們將不再致力於思想鬥爭，而是致力於解決世間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雖然全球範圍內仍會有一些小的衝突和矛盾，但是大範圍的戰爭和激烈的衝突將不復存在。由於這一觀點發表於蘇聯崩潰前後，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福山的老師亨廷頓覺得福山過於樂觀，他在《文明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裡，說明“一個世界、樂觀和諧”是不可能的，在共產主義制度瓦解後，世界依然不會變成一個和諧的存在。因為在這個消滅了共產主義新的世界裡，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險和衝突不再是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同文化實體之間的衝突，這個新世界的政治是種族的政治，是文明的衝突。
冷戰結束後的歷史看起來證明了亨廷頓的觀點。而圍繞著“文明”的衝突突然間變成了主流。尤其是極端伊斯蘭勢力迅速崛起之後，已經成為最令西方世界頭疼的問題。在中國之外，纏繞了人類一個多世紀的階級政治的幽靈看起來似乎消失不見了，但是在中國境內，除了與維人、藏人的種族衝突之外，階級衝突也成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最近徐純合事件發生後，雖然輿論開始是集中在警察暴力執法槍殺徐，以及當局刪改視頻掩蓋真相這些問題上，但最後還是因徐的長期無業、對家庭不負責任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徐的身份陷阱，孟暉在一條微博上說徐是“垃圾人口”，引起極大反彈，五岳散人明智地看到這話題的危險性，認為這樣會落入三個陷阱：多元價值取向被消解；權利平等被消解；最後日益收緊的評判標准，最終成為法西斯社會（貢獻值衡量）。
我認為，這一討論無意中揭開了中國社會一個巨大的傷口，因為中國有三億多失業人口，將來滑入徐純合境地的人會越來越多。徐純合事件等於揭開了“窮富馬克思主義之爭”的帷幕。階級衝突將成為中國今後社會衝突的重點。
中國經濟將進入“黑鐵時代”
美國《外交事務》最近就“如果今後十年中共當局不進行重大改革它將無法生存”這一問題征詢32位中國問題專家和學者（包括華裔、華人），問題雖然設問有點模糊，沒指明“重大改革”是指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指中共自我定義的重大改革，但結果是各人按自己的理解投票：非常同意4人，同意3人，中立6人，不同意16人，非常不同意3人。鑒於習近平與王歧山屢屢表達“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態度，以此為前提，我想到另外幾個問題：
一、不管前景是不是崩潰，中共都不會認為改革就能消解危機。王岐山當年大力推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人們發現他其實是鐘情“托克維爾定律”：“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按中共現在的危機感，恐怕認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十分危險。如果不啟動改革，就只有兩個選項，第一個是中共在社會反抗下主動交出政權。歷史上，由共產黨主動交出政權，只在兩種情況下發生，一是鎮壓未遂型，如東德、羅馬尼亞、蘇聯；二是主動協商型，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第二個是通過革命推翻政權，這得要反對派積蓄起足夠的力量。
二、無論中共統治是否延續，經濟改革帶來的好日子——胡溫的“黃金十年”已經結束，經過幾年掙扎之後，終於進入“黑鐵時代”。不管是中共繼續統治還是未來的民主政府，都得面對提振經濟，為數億失業人口提供工作，為兩三億老齡人口養老，以及改善舒緩資源生態困境。這都需要大量的錢，而中國國內的財富流失（資本外逃），在中共統治時期，是時進時出，趨利而來，避害而去；中共政權結束後，中國陷入政權更替期不可避免的動蕩蕭條，這些資本短期內不會再流入大陸。
三、無論是中共1949年“解放中國人民“，還是1978年以後“解放生產力、先富帶後富”，都沒能改變底層人口過於龐大的階層結構，居於溫飽及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60%以上。因此，在中國現在這種“砍人頭”的政治中，由徐純合事件引起的命運共同感而迸發的輿論力量已經很可觀；如果中國有幸民主化，這個龐大階層在“數人頭”的政治中的能量將居於優勢。對於中國來說，部分人憧憬的美式民主不會到來，其卑視的印度民主、委內瑞拉式民主與巴西式民主可能是中國未來民主的姐妹行。因此，大家修正一下民主期望值，也許比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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