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04 12:35:29
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 / 張千帆
在各國紀念反法西斯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中國也舉行了規模龐大的閱兵式。中國深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自然有必要紀念勝利。但是紀念不應停留在歡慶勝利、譴責侵略的層次上，更應當反思這場法西斯戰爭發生的原因。
如果只是簡單認為自己是戰勝國和受害者，軍國主義、法西斯是日本、德國的事兒，仿佛這些國家就是特別殘忍好鬥，這些民族存在發動戰爭的“文化基因”，那不僅是膚淺的，而且是危險的。事實上，當年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正是以一戰的戰勝國姿態出現的。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是因為日本人特別“壞”或天然具有某種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受到徹底顛覆。如果國家制度出了根本問題，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法西斯。
今天雖然已離戰爭七十年之久，戰爭的陰影卻並未遠去，中日關系仍不時處於緊張狀態。慶祝戰爭的結束，更要探討當年何以開戰，並從制度上防止戰爭重演，才算不忘前車之鑒。影響基本國策的因素當然很多，但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走上戰爭道路，關鍵因素還是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因為我們首先要問，這個國家到底是誰想打仗？又為什麼能把這場仗打起來？
這個制度分析框架很簡單，但是它能從本質上解釋一個國家會或不會發生什麼事。今年早些時候，國內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前口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可以說是揭示日本侵華制度原因的一部力作。這本篇幅不長的小書用一個個故事，很直觀地反映了戰爭和新聞的關系，生動展現了一個國家要走向法西斯主義，首先就是要廢掉民主、管控新聞，因為這兩者是國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礙。當年日本走向戰爭，新聞管控下的媒體失職難辭其咎。
戰爭是國家行為，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之所以不會打仗，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一般不想主動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著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即便當代戰爭的高科技武器已經大大減少了人員傷亡，即便憲政國家的戰時新聞報道也會受到一定限制，但至少一個民主國家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發動戰爭是難以想象的。發動戰爭的政客，在諸多的現實考量因素之外也要面對巨大的道義壓力和國內民眾的大規模抗議。
今年早些時候，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最後失敗了，但是無論結果是什麼，英格蘭和蘇格蘭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誰也不會為此鬧到動刀動槍的地步。如果哪位領導因為蘇格蘭獨立而對它發動戰爭，那麼人們一定認為這人得了精神病，這麼離譜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
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分在意，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系。其實關系不是那麼直接，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系很大，因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著生命危險上戰場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比較容易擴張，至少沒有什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僅僅武力維持主權，也要依靠優越的制度。如果這套制度能夠給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內沒有各種特權、歧視、沖突、危機，相信大家都願意同在一個國號下過日子。只要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這個世界本來是可以沒有戰爭的。
然而，專制國家天生有更強的打仗動因，因為專制國家的決策由統治者說了算，而統治者自己並不直接承擔戰爭的代價。仗打贏了，自己擴充疆土和財寶；即便打輸了，一般也是割地賠款了事，只要不做亡國之君就不會危及自己家族的生活。既然戰爭對統治者利多弊少，專制國家之間很可能打仗，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也不好說。對於專制者來說，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如果國家貧弱或受制於國內危機，明智的統治者會選擇韜光養晦；一旦覺得自己已經強大“崛起”，則很快就會忘乎所以。
專制者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把他們也忽悠起來認同領土主權的重要性，心甘情願替自己做炮灰。侵華戰爭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滿蒙權益論”，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好像不佔領東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當然是純粹瞎扯。戰後日本也沒有滿蒙，資源跟原來一樣貧瘠，不也發展得很好嗎？諸如此類的“理論”只是專制者炮制出來蒙騙人民、發動戰爭的借口，但在當時卻糊弄了一大批人。今天圍繞釣魚島等問題，這類言論似曾相識，不能不引起警惕。
1920年代，日本明治憲政秩序已經遭到軍國主義勢力破壞，原本相對獨立的新聞媒體也遭到政府幹涉和管控。《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總結了日本戰時控制新聞的兩種手段。一種是政治手段，一種是經濟手段。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對媒體的直接管控。和中國相比，日本有相當漫長的新聞史，既有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是兩者都不完善。譬如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媒體就曾和反對黨聯合起來，通過報道政府的醜聞，監督首相的行為，甚至成功逼迫內閣辭職。但是這種機制不夠穩定，尤其是當時對新聞還存在著某些惡法。民主體制遭到破壞以後，軍部就可以通過這些惡法來管控媒體、扭曲新聞。
經濟手段則是軍部通過右翼黑社會發動抵制運動，拒絕購買批評軍國主義政策的報紙。《朝日新聞》是日本比較具有批判性的報紙，但右翼團體聯合政府對發表反戰言論的報紙發動“不買運動”，導致報紙的發行量急劇下滑。報紙市場化本來是日本媒體的優勢，但是也使之在經濟壓力面前顯得非常脆弱，經濟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還管用。兩者雙管齊下，日本的全國性大媒體最終完全屈服了，甚至從戰爭的反對者變成了軍國主義的宣揚鼓動者。媒體失守，輿論失衡，日本國民就成了聾子瞎子，很容易被軍國主義宣傳玩弄於股掌之上。
侵華戰爭時期，日本絕大多數國民相信政府發動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九一八”事變明明是日本間諜挑起，日本媒體一開始報道卻說是中國人挑舋，日本予以反擊是“正義之舉”。南京大屠殺這麼殘酷的暴行，當時日本國內卻根本不知道，到了東京審判的時候才知道。當時攻破了中國的首都，日本國內一片歡呼，都以為是皇軍的偉大勝利。
這就是日本政府操縱宣傳機器給民眾洗腦，掩蓋戰爭真相造成的後果。假如當時能及時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發表到報紙上，日本國內就會產生一定的反戰壓力。美國之所以停止越南戰爭，和國內反戰壓力有很大關系。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不僅沒有收手，而且在偷襲珍珠港之後全面擴大到太平洋戰爭，都是在新聞嚴格管控的情況下發生的。
諷刺的是，管控來管控去，日本政府把自己國民的眼睛耳朵堵得嚴嚴實實，對於戰爭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真正的國家軍事機密卻被英美悉數破譯，毫無“秘密”可言。珍珠港襲擊的發動者、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就是因為航程信息被破譯，而被美國空軍擊斃的。新聞控制可以使軍國主義政府發動戰爭，卻挽救不了戰敗的命運。
當然，即便在軍國主義登峰造極之時，日本政府的新聞管控也並非完全鐵板一塊，新聞界也絕非死水一灘，尤其某些地方小媒體仍然堅持對戰爭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即便放到今天，這些言論也是非常有遠見的，體現了當時日本少數記者、編輯和知識分子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深刻認識。他們的擔當和勇氣是今天的中國媒體人所不具備的，而日本政府對他們的批評似乎還有所忌憚，並不敢把他們直接打入大獄。
日本學術界也有相當的學術自由和勇氣，一些著名學者和公知敢於批評軍部的政策。東京大學憲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曾屢次批評軍部政策，包括滿洲事變，雖然受到很大壓力，但是政府也不能撤他的教職。還有一位京都大學左翼法學教授，因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被日本教育部勒令停職，而京都大學法學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講師等39人竟提出集體辭呈，抗議這一決定。最後，京都大學的校長本人也辭職了。在人格獨立上，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遠不如當年的日本。
《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向我們生動展示，日本侵華戰爭是如何在政府管控新聞的情況下發動並持續進行的。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七十周年之際，我們要反思這場戰爭的制度原因和我們自己的制度現狀。
法西斯好比一種病毒，一度侵襲過日本和德國，而它的變種也相繼侵襲了俄國和中國。如今，德日都已經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從根本上擺脫了這種病毒。雖然安倍政府似乎也試圖加大對新聞的管控，但是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的新聞自由早已確立，不可能再走回頭路，國家大政方針也不會發生近百年前那麼離譜的事情。反過來，新聞自由的缺失已經讓我們自己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飢荒”、“文革”這樣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首先就是因為沒有基本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一個國家可以發生任何事情，包括戰爭。不要以為戰爭結束七十年，法西斯就離我們遠去了。只要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沒有確立，任何人都不能打這個保票。
其實，要永久保障中日和平、徹底修復兩國關系是不難的，前提是兩國人民要在沒有政府幹擾的前提下，通過自由的交流去相互了解、增進感情，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真實的日本，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真實的中國。只要國家不刻意塑造或限制新聞、不參與炮制各種“抗日神劇”，讓人民之間在沒有人為隔閡與誤導的環境下自由交流，那麼誤解和仇恨終將消除。極左或極右的法西斯勢力在兩國仍將存在，但是他們不可能主導自由民主政體的大局。
如果只是簡單認為自己是戰勝國和受害者，軍國主義、法西斯是日本、德國的事兒，仿佛這些國家就是特別殘忍好鬥，這些民族存在發動戰爭的“文化基因”，那不僅是膚淺的，而且是危險的。事實上，當年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正是以一戰的戰勝國姿態出現的。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是因為日本人特別“壞”或天然具有某種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受到徹底顛覆。如果國家制度出了根本問題，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法西斯。
今天雖然已離戰爭七十年之久，戰爭的陰影卻並未遠去，中日關系仍不時處於緊張狀態。慶祝戰爭的結束，更要探討當年何以開戰，並從制度上防止戰爭重演，才算不忘前車之鑒。影響基本國策的因素當然很多，但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走上戰爭道路，關鍵因素還是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因為我們首先要問，這個國家到底是誰想打仗？又為什麼能把這場仗打起來？
這個制度分析框架很簡單，但是它能從本質上解釋一個國家會或不會發生什麼事。今年早些時候，國內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前口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可以說是揭示日本侵華制度原因的一部力作。這本篇幅不長的小書用一個個故事，很直觀地反映了戰爭和新聞的關系，生動展現了一個國家要走向法西斯主義，首先就是要廢掉民主、管控新聞，因為這兩者是國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礙。當年日本走向戰爭，新聞管控下的媒體失職難辭其咎。
戰爭是國家行為，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之所以不會打仗，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一般不想主動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著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即便當代戰爭的高科技武器已經大大減少了人員傷亡，即便憲政國家的戰時新聞報道也會受到一定限制，但至少一個民主國家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發動戰爭是難以想象的。發動戰爭的政客，在諸多的現實考量因素之外也要面對巨大的道義壓力和國內民眾的大規模抗議。
今年早些時候，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最後失敗了，但是無論結果是什麼，英格蘭和蘇格蘭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誰也不會為此鬧到動刀動槍的地步。如果哪位領導因為蘇格蘭獨立而對它發動戰爭，那麼人們一定認為這人得了精神病，這麼離譜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
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分在意，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系。其實關系不是那麼直接，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系很大，因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著生命危險上戰場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比較容易擴張，至少沒有什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僅僅武力維持主權，也要依靠優越的制度。如果這套制度能夠給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內沒有各種特權、歧視、沖突、危機，相信大家都願意同在一個國號下過日子。只要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這個世界本來是可以沒有戰爭的。
然而，專制國家天生有更強的打仗動因，因為專制國家的決策由統治者說了算，而統治者自己並不直接承擔戰爭的代價。仗打贏了，自己擴充疆土和財寶；即便打輸了，一般也是割地賠款了事，只要不做亡國之君就不會危及自己家族的生活。既然戰爭對統治者利多弊少，專制國家之間很可能打仗，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也不好說。對於專制者來說，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如果國家貧弱或受制於國內危機，明智的統治者會選擇韜光養晦；一旦覺得自己已經強大“崛起”，則很快就會忘乎所以。
專制者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把他們也忽悠起來認同領土主權的重要性，心甘情願替自己做炮灰。侵華戰爭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滿蒙權益論”，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好像不佔領東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當然是純粹瞎扯。戰後日本也沒有滿蒙，資源跟原來一樣貧瘠，不也發展得很好嗎？諸如此類的“理論”只是專制者炮制出來蒙騙人民、發動戰爭的借口，但在當時卻糊弄了一大批人。今天圍繞釣魚島等問題，這類言論似曾相識，不能不引起警惕。
1920年代，日本明治憲政秩序已經遭到軍國主義勢力破壞，原本相對獨立的新聞媒體也遭到政府幹涉和管控。《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總結了日本戰時控制新聞的兩種手段。一種是政治手段，一種是經濟手段。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對媒體的直接管控。和中國相比，日本有相當漫長的新聞史，既有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是兩者都不完善。譬如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媒體就曾和反對黨聯合起來，通過報道政府的醜聞，監督首相的行為，甚至成功逼迫內閣辭職。但是這種機制不夠穩定，尤其是當時對新聞還存在著某些惡法。民主體制遭到破壞以後，軍部就可以通過這些惡法來管控媒體、扭曲新聞。
經濟手段則是軍部通過右翼黑社會發動抵制運動，拒絕購買批評軍國主義政策的報紙。《朝日新聞》是日本比較具有批判性的報紙，但右翼團體聯合政府對發表反戰言論的報紙發動“不買運動”，導致報紙的發行量急劇下滑。報紙市場化本來是日本媒體的優勢，但是也使之在經濟壓力面前顯得非常脆弱，經濟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還管用。兩者雙管齊下，日本的全國性大媒體最終完全屈服了，甚至從戰爭的反對者變成了軍國主義的宣揚鼓動者。媒體失守，輿論失衡，日本國民就成了聾子瞎子，很容易被軍國主義宣傳玩弄於股掌之上。
侵華戰爭時期，日本絕大多數國民相信政府發動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九一八”事變明明是日本間諜挑起，日本媒體一開始報道卻說是中國人挑舋，日本予以反擊是“正義之舉”。南京大屠殺這麼殘酷的暴行，當時日本國內卻根本不知道，到了東京審判的時候才知道。當時攻破了中國的首都，日本國內一片歡呼，都以為是皇軍的偉大勝利。
這就是日本政府操縱宣傳機器給民眾洗腦，掩蓋戰爭真相造成的後果。假如當時能及時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發表到報紙上，日本國內就會產生一定的反戰壓力。美國之所以停止越南戰爭，和國內反戰壓力有很大關系。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不僅沒有收手，而且在偷襲珍珠港之後全面擴大到太平洋戰爭，都是在新聞嚴格管控的情況下發生的。
諷刺的是，管控來管控去，日本政府把自己國民的眼睛耳朵堵得嚴嚴實實，對於戰爭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真正的國家軍事機密卻被英美悉數破譯，毫無“秘密”可言。珍珠港襲擊的發動者、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就是因為航程信息被破譯，而被美國空軍擊斃的。新聞控制可以使軍國主義政府發動戰爭，卻挽救不了戰敗的命運。
當然，即便在軍國主義登峰造極之時，日本政府的新聞管控也並非完全鐵板一塊，新聞界也絕非死水一灘，尤其某些地方小媒體仍然堅持對戰爭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即便放到今天，這些言論也是非常有遠見的，體現了當時日本少數記者、編輯和知識分子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深刻認識。他們的擔當和勇氣是今天的中國媒體人所不具備的，而日本政府對他們的批評似乎還有所忌憚，並不敢把他們直接打入大獄。
日本學術界也有相當的學術自由和勇氣，一些著名學者和公知敢於批評軍部的政策。東京大學憲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曾屢次批評軍部政策，包括滿洲事變，雖然受到很大壓力，但是政府也不能撤他的教職。還有一位京都大學左翼法學教授，因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被日本教育部勒令停職，而京都大學法學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講師等39人竟提出集體辭呈，抗議這一決定。最後，京都大學的校長本人也辭職了。在人格獨立上，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遠不如當年的日本。
《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向我們生動展示，日本侵華戰爭是如何在政府管控新聞的情況下發動並持續進行的。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七十周年之際，我們要反思這場戰爭的制度原因和我們自己的制度現狀。
法西斯好比一種病毒，一度侵襲過日本和德國，而它的變種也相繼侵襲了俄國和中國。如今，德日都已經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從根本上擺脫了這種病毒。雖然安倍政府似乎也試圖加大對新聞的管控，但是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的新聞自由早已確立，不可能再走回頭路，國家大政方針也不會發生近百年前那麼離譜的事情。反過來，新聞自由的缺失已經讓我們自己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飢荒”、“文革”這樣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首先就是因為沒有基本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一個國家可以發生任何事情，包括戰爭。不要以為戰爭結束七十年，法西斯就離我們遠去了。只要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沒有確立，任何人都不能打這個保票。
其實，要永久保障中日和平、徹底修復兩國關系是不難的，前提是兩國人民要在沒有政府幹擾的前提下，通過自由的交流去相互了解、增進感情，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真實的日本，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真實的中國。只要國家不刻意塑造或限制新聞、不參與炮制各種“抗日神劇”，讓人民之間在沒有人為隔閡與誤導的環境下自由交流，那麼誤解和仇恨終將消除。極左或極右的法西斯勢力在兩國仍將存在，但是他們不可能主導自由民主政體的大局。
（本文作者張千帆是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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