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洗浴按摩中心裡看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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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浴按摩中心裡看懂中國

孫驍驥 16 Sep. 10:35

最近看到一個新聞，說連巴黎警方也在查處洗浴按摩院。巴黎第19區的當地居民向警方投訴，此區的華人按摩院以保健按摩為名，實際在從事性服務的勾當，於是法國警方決定介入調查。看來，哪裡有中國人，哪裡就會有洗浴按摩，也會有緊隨其後舉報它們的朝陽群眾。於是想到一句話——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

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會像中國，街邊鱗次櫛比開滿了按摩房、足療店、洗浴中心，旁邊的藥鋪還應景地售賣著各類男性保健品？隨便走到任何一座城市的中心商區轉轉，夜間總能找到不少閃爍著艷俗霓虹燈光的店，名稱以“大浪淘沙”、“香格裡拉”、“皇家一號”居多。白天，這些地方掩門熄燈，就像是卸妝後的素顏女人，在霧霾之下灰撲撲一片，毫無存在感。只有當夜色降臨，城市的身軀由A面翻轉到更隱秘的B面時，博大精深的中國洗浴文化，就像被灼人的霓虹燈光點燃一般，由下而上，慢慢照亮廣大中國男士的夜生活。

在城市活了半輩子的我，可謂伴隨著洗浴按摩中心成長的一代。抬頭望向在城市的“腰際線”以上，那一座座迷樣的玻璃大廈摩天而起，不斷刷新著城市的高度，然而，在城市的“臍下三寸”，我們一般老百姓目所能及的各個角落，洗浴中心、足療中心和按摩會所增加的速度顯然超過了GDP的增速。幾十年裡，我們在經濟發展上掙扎著“站了起來”，在下班以後同樣掙扎著“躺了下去”。俯仰之間，愈發產生出了一種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極大豐富的沉甸甸的滿足感。

有時，這甚至成為了判斷一個地方商業開發是否充分的標志。記得許多年前壯游麗江，晚上的古城燈光熹微，人聲寥落，這種由黑暗確立的肅穆古樸，卻在多年後徹底被閃爍的霓虹燈和喧囂的人潮取代。當我再造訪麗江，卻發現夜裡照得通亮的街上早已是遍布按摩洗浴的招牌，晃蕩著神色飢渴的旅者。顯然，雲南本地人並不好這一口，洗浴按摩的招牌越多，暗示著外來的商業資本越多。麗江這些年已然蛻變為了一個商業城市，像中國眾多繁華的城市一樣，那裡有大量的洗浴保健。

洗浴保健中心裡的內容不限於洗浴保健，這是常識。中國特色的洗浴按摩，由此被賦予了一種只可意會的曖昧性。當我翻閱法國漢學家安克強寫的《上海妓女》一書時，讀到了這種曖昧性的歷史回應。記得裡邊寫民國時期上海的小姐，生活處境和今天不無相似，此書也消除了我很久以來的一個誤會——我以為中華民國並不禁娼，其實國民政府一直都反對賣淫。早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禁娼呼聲就已高漲，特別是在1934年的“新生活運動”開始後，禁娼的政策就執行得更嚴。這催生了一個結果，當妓院被政府宣布為違法時，幾乎所有的妓院都換上了“按摩院”的招牌，妓女搖身一變，成了身穿制服的發廊妹、按摩師——這和今天是多麼相像。

安克強詳細記錄了這些“打法律的擦邊球”的按摩院的消費方式：“客戶被帶到一間與浴室相連的房間，由女按摩師為他洗澡。然後，他躺在一張工作台上接受按摩。按摩院有一種獨特的吃喝交際方式：客戶可以喝茶或叫點心。在接受按摩之後，客戶可以就此離去，不接受任何‘額外服務’。不過，即使顧客沒有主動要求，女按摩師也會讓他知道，她可以為他提供其他服務。”

在合法與違法之間的這片灰色地帶，民國時代按摩房裡的小姐們從事著曖昧的營生。這種曖昧的締造者，卻來自於國民政府自身。歷史資料說得很清楚，“逼娼為技師”的源頭在於當時當局的一系列改革。1912年4月，孫中山在南京參議院的解職致辭中就說：“凡政治、法律、風俗、民智種種之事業，均需改良進步，（中國）始能與世界競爭。”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為了推進社會風俗民情進一步改良，當局頒布了一系列革除舊習俗、改造“國民性”的政令，其中顯著的條目就是禁止畜娼、禁止狎妓、不置婢妾。

然而，所謂“國民性”中很多東西，乃是積習使然，甚至根植於人的本性欲望，實際上無法徹底被革除，強行革之，就只好換一張皮繼續存在，實則換湯不換藥。於是，政府一查禁，娼館就成了按摩房。

作這番回顧，並不是要生拉硬拽把過去的陳年舊賬與今天做個鏈接對比，只是旨在說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的欲望會不得不由顯而轉隱，退到陰暗之處，變得曖昧不清。這種“曖昧”，毋寧說是一種欲望的“變形”。正如哲學家齊美爾在《貨幣哲學》所說，資本主義文明的首要特征是，貨幣把一切都轉化為可具體定價的商品，其中也包含了人的本能欲望。市場不但不會壓制人的欲望，反而會因逐利性而最大限度激發它。因此，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禁止買春從理論上來說是不可為的，強行為之，欲望會從更隱秘、更曖昧的方向找到宣泄口。

在今天，資本的集中使得這種曖昧性更為普遍化了，甚至成為了人們一種聯絡關系的社交手段。這個混雜著性、社交儀式、人際關系的曖昧節點，便是洗浴按摩中心。

任何一個誠實的中國職場男性，都不該否認自己曾走過這套洗浴流程：或許是陪領導，或許是陪客戶，或許是陪朋友。總之你領了手牌，換了拖鞋，赤條條脫得精光，浴池裡邊泡邊聊，到各種桑拿室蒸到皮皺，其間，生意聊好了六七分。吃完自助，看完表演，事情談了得有八九分了。於是，安排領導和老板各自進了包間，完成了項目合作的最後臨門一腳。事畢，再在麻將機房搓幾圈麻將，聯絡下感情，順便敲定項目的諸多細節。諸事完畢後，從洗浴按摩中心出來握手告別，心裡卻還坦蕩：畢竟是為了生意，再說我們只是去洗澡的，順便做了保健項目而已。天長日久，便也養成了白天講先進性，夜裡性先進的劣習。或者用公知們的說法，叫劣根性。

在洗浴中心談生意、招待朋友或領導的人不在少數，這似乎是我們社會一種獨有的特色，黑白兩道，生意與生活，似乎統統化在了浴池的一池春水裡，包裹在了按摩房的一卷卷一次性浴巾裡。洗浴中心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城市地貌景觀，也一定程度上改變著人們的心理結構和社交方式。

日本、東南亞諸國，以及歐洲的土耳其、桑拿的發源地芬蘭等地，雖說按摩洗浴場所也存在，但與咱們這裡相比，卻總是差了不少意思。起碼，他們不會像我們一樣冠以洗浴按摩以“中心”之名，也不會將其建造得猶如城堡一般宏偉，裡邊內容也遠超過“按摩”。從大浴池的洗浴搓澡、自助餐、娛樂表演到樓上包間裡隱秘的各色項目，幾乎覆蓋了能想到的所有方面。整套流程走下來，竟會讓人隱約有一種宗教般的儀式感。

洗浴中心的這套流程讓我想到了羅蘭▪巴特論脫衣舞時提到的“情色的儀式感”。正因為脫衣舞表演的流程大部分只具有挑逗暗示性，而不是直接的性行為，這種“隔著一層”的流程才被賦予了儀式的屬性。洗浴按摩恰如脫衣舞表演，其過程大多只是暗示性的，而當最後直接的欲望釋放來臨，這種神秘感和儀式感也就隨之消失無形了。在中國，我們很聰明地把這個儀式感極強的過程與社交、談生意的過程同步起來，成功率極高。臉紅心跳之間、欲望與刺激之間，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辦成了正事兒，實現了金錢和人際資源的交換，也有人管這叫高EQ。

我非常同意巴特所說，脫衣舞表演的情色性本質在於把舞者身上充滿異國情調的多余部分（衣服）除去，而“女人在脫到全身赤裸時，就失去了性感”。換言之，異國風情只是一些幌子，“解構”這些異國情調的過程才是情色快感的來源。看來，無論洗浴中心裡的泰式、日式、韓式、歐式按摩，在如脫衣一般層層剝開之後，內裡其實都是中式，是各種迎合了社會心理的訴求。洗浴按摩，實則已被我們的洗浴中心成功解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