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放棄新自由主義將難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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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07日 07:01 AM

中國放棄新自由主義將難逃金融危機

FT中文網撰稿人 張小彩

【編者按】夏季達沃斯再度來臨，中國政經格局變化之年，這次會議能夠帶來什麼信息，中國經濟能否繼續前行？金融市場動蕩影響幾何？新經濟與舊模式如何兼容？FT中文網再度推出《達沃斯專題》，聚焦重大話題，敬請期待。

股市向左，彙市向右，政策的錯位和混亂正在加劇中國財富外流、信心垮塌。降息、降准雖然可以填補由於資本外流導致的流動性空洞，但由於中國金融體系沒有能力將這些流動性迅速而准確地配置到有潛力的企業，因而這無法抵補隨著財富外流而發生的工商業精英及他們所引領的工商業繁榮的流逝。就猶如給一個失去大腦功能的人輸血，終將無法喚回生命的鮮活和燦爛。

是時候亮出一套清晰的經濟哲學了，這必將有助於盡快結束眼前股市和彙市的混亂，也將有助於中國避免一場金融危機。退一萬步講，即使災難最終無法避免，這至少有助於避免中國在新自由主義潮水退卻後雞飛蛋打、民族財富被洗劫一空的慘劇。

向左還是向右？近兩、三年裡人們不斷從各種矛盾的信號中揣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目前的信號仍然混亂，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家吳敬璉疾呼：改革就是要打破“黨國大公司”；而官方《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認識把握共產黨執政理念的飛躍》稱：“黨的領導貫徹於治國理政各方面，那種企圖借‘改革’把黨的領導地位改掉、借‘法治’削弱黨的領導地位的想法和說法，都是痴心妄想、痴人說夢”。不久前，新華網記者撰寫《習近平“兩只鳥論”四個關鍵詞解讀》，把習在浙江任職期間說過的“騰籠換鳥，鳳凰涅磐”解讀為：改革、創新、舍得、統籌。但是，文章剛剛開始傳播發酵，原稿卻被新華網、人民網、新浪網等主要網站悄然刪除。

理論上的爭議和曖昧被准確地折射進了現實，中國政府急切地希望利用股市化解此前多年集聚的金融風險，助推經濟發展，但卻拒絕尊重市場規律。先是人為托市，其後又粗暴救市。粗暴的救市措施所釋放的中國左轉信號引發恐慌，資金加速撤離，湧入彙市；央行在8月11號出台政策改變人民幣中間價報價機制，彙率市場化再前進一小步。這本是表明中國將繼續市場化的信號，應能安撫恐慌情緒，但這與股市左轉信號相搏， 而且由於缺乏配套政策，反而增大了貶值預期， 其後不得不用拋售外彙儲備的方法力托人民幣彙率。

這一切看來混亂而少有章法，外部評論者因此開始懷疑中國技術官僚的能力。在我看來，這並非技術官僚的能力所致，這表明中國高層尚未形成一套被一致認可的、清晰的經濟哲學，這必然給政策制定層面帶來猶疑、拖延和矛盾，也必然日益加重市場的恐慌情緒，中國正在為此付出越來越大的經濟代價。

什麼樣的經濟哲學是恰當的？中國應拋棄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的新自由主義嗎？

我們先來看看新自由主義的前世今生。其“前世”——自由主義產生於封建社會的歐洲。當時君主國家和教會不承認人享有自由，普通人從事貿易的權利要由國家和教會賦予並可隨時收回。商人渴望自由貿易、平等競爭和私人財產權，自由主義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但是，面對強大的封建專制國家統治， 自由主義不得不將其目標拆解為：放松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政教分離；減少道德對家庭和個人的束縛等子目標。第一個子目標與後來專注於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關系的新自由主義一脈相承。 自由主義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戰勝代表國王和貴族利益的國家及教會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經濟哲學， 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革命性的發展。

但是，1920年代，人們發現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並不完美，自由市場的殘酷競爭給社會帶來效率的同時，也孕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重大缺陷：一方面，市場強制性競爭迫使資本家不得不過度積累資本；另一方面，與過度積累並生的剝削卻使得作為大眾產品消費者的工人階級的消費能力相對不足，這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這個矛盾最終會導致經濟危機。19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大蕭條。

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病，人類向三個不同的方向探索，試圖發現更為合理的國家政治、經濟組織制度：第一，德國和意大利則選擇了法西斯主義；第二，在蘇聯和東歐多國及後來在中國，實行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第三，在歐洲的大部分和美國，人們仍然相信資本主義是迄今最有效率的社會制度，但希望借助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即國家對市場的適當干預以熨平經濟周期，達致社會相對公平。

前兩者是用新的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嘗試，而第三種，則是希望通過民主國家壓制資本主義，政府干預市場並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以達致相對公平，解決需求不足問題。

二戰後，人們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的災難，第一種嘗試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加凱恩斯主義的模式和蘇、東歐、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兩面大旗。

1970年代，後兩種嘗試也同時遭遇了困難：中國用公有制取代私人財產權，用國家計劃代替自由市場，導致生產效率大幅降低，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美、英實行不同程度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在英國，代表工人階級執政的“工黨”把充分就業作為政策目標，用赤字財政、向富人苛以重稅，並先後把礦山、銀行、鐵路、郵政等重要經濟部門國有化等政策擠壓資本主義的私人財產權，建立國家福利制度。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弊端暴露無遺，英、美同時出現高財政赤字、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生產效率下降的經濟滯漲局面。世界急需新的經濟哲學指導經濟政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這個節點上交彙，並同時舉起了新自由主義的大旗。

新自由主義由哈耶克在1940年代創立，直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破產才走有機會走上舞台，成為英國撒切爾夫人、美國裡根政府的經濟哲學。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要解決的問題一樣：資本主義過度積累導致的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但選擇的路徑卻截然相反。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國家或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終將破壞市場公平和生產效率，終將使人類失去自由和尊嚴。新自由主義者重新舉起自由市場的大旗，主張弱化國家和政府的經濟角色，依靠金融資本主導的市場化、全球化、金融化來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比如用金融創新、金融工具，一手為消費能力暫時不足的消費者提供信用，使他們得以提前消費；另一手為工商業資本提供分散風險及全球化配置資源的金融服務，以此替代凱恩斯主義政府的有形之手，解開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死扣。

概括而言，新自由主義主張：用私有經濟充當經濟增長的引擎；低通脹；精簡國家官僚機構，減少國家干預；減少財政赤字，保持預算平衡；取消或降低進出口關稅；取消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等等，其目標是擴張資本可以抵達的邊界。

新自由主義成果顯赫。在西方社會，通過私有化和去規則化恢復和加強了被凱恩斯主義壓制的商業精英的力量和他們的私有產權；通過全球化，既加強了資本競爭，也加強了工人之間的競爭， 這在全球範圍內優化了資源配置，提高了生產效率。在原來的共產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創造了自由市場，解開了困住人們手腳的枷鎖，培育了工商業精英和中產階級的力量， 完成了當年自由主義在歐洲的使命，擴充了資本主義的邊界。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哲學統治的幾十年，伴隨著重大技術革命，全球GDP增長率可以與過去兩個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任何時期媲美。因此，雖然過度金融化肇禍本次世界金融危機，但世界主流國家對這一理論的信心仍未被動搖，仍然堅定地走在這條道路上，並取得了初步成效 。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貢獻在中國被大打折扣。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裡，中國政府采取持續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策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策略有一箭雙雕之功：一方面，將資產階級的力量擋在了國門之外，使得中國本土的工商業精英發育不足，資產階級的力量相對於中國經濟的體量而言極其微弱，從而降低了這一階級對集權力量可能的威脅；另一方面，通過精心設計的金融系統將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和基層資本主義創造的財富輸送進了專制主義的血管，更進一步加強了集權制度的力量（詳細分析參閱《中國模式中的金融輸送》）。也正因此，筆者認為，當下中國繼續支撐新自由主義的力量仍然脆弱，中國改革停滯，甚至倒退的所謂“B計劃”很可能不是傳說。

中國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要融入世界，繼續改革、走新自由主義之路，那麼央行8月11日改革人民幣彙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讓彙率更大程度地由市場決定的政策，當是十分正確的選擇。但這決不能是孤立的政策，與之配套的是，高層應盡速清晰地公開自己的經濟哲學，這對穩定預期、打消工商業精英的疑慮，樹立社會多數人共同面對眼前的困難的決心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尊重市場規律，決不能粗暴干預股市，而且要盡快推出重大而充滿誠意的改革措施：首先是依法治國，保護私人財產權；其次，政府邊界後撤，進一步市場化，向外資、民資開放銀行、電信、鐵路、石油等重要領域等。唯如此，才能留住資本，留住工商業精英，留住企業活力，中國經濟才有二次騰飛的希望。

相反，如果中國政府決定放棄新自由主義，重新回到國家主導資源配置，國企主導國民經濟的老路上，那麼，過去20年雙順差集聚的資本外流將成定局，並且很可能無法避免一場1994年墨西哥經歷的金融危機。

中國政府明智的做法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次性、超預期地大幅度使人民幣貶值，這當然會遭到國際社會抵制，但這至少可以部分留住中國人民付出環境、資源、過勞死、塵肺病，以及6100萬留守兒童沒有父母的童年的代價換來的民族財富。

無論走哪條路，都有一個關鍵詞：快！水火無情，市場殘酷，在這樣的形勢下，曖昧和拖延就是對這個民族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