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讚1949，如何可能？

(Ajin 開口)

俺絕對不是天生下來就具有非把孔儒踐踏成醬不可的天然仇。俺是有根有據，翻閱他人科學分析後所得的結論。雖然被KMT黨國孔儒教育超過十幾年，經過自己多年努力的沖洗，大腦已經徹底重整翻新，也形成如今對孔儒之厭惡是剛剛好而已。

四本書即可把所有的孔儒病菌完全徹底照妖呈現：

1. Nakamura, H. Ways of thinking of Chinese People. 此書應該有漢字版，非常深入剖析漢字與孔儒之如何對華人大腦的影響，。
2. Pott, William,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小小一本， 1918(?) 出版，簡單易讀，非常徹底，尖銳。至今的立論仍然昂居首位，已成批判中華哲學的經典。
3. 魯迅選輯
4. 李宗吾，厚黑學

這四本若徹底消化，還可以吞得下孔儒者，俺說，鐵定是中華超人。

底下這篇就是批判一本由中華蛋頭學者所寫 ”禮讚1949” 的書。這本書是藉著對孔儒的歌頌硬凹台澎之該如何看待49族群。

俺娘危！好陰險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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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2,2015 12:21

禮讚1949，如何可能？        [嚴象胥]

1949，這個時間的數字，對於台灣和隔海相望的中國，皆是一敏感的政治符號。它原只是指涉一個年份。然而，這個單純紀錄時間的符碼，卻在三個承載相異之歷史、文化經驗的土地/政權/國家上，烙下不同的意義，也進一步重新定義了此三土地/政權/國家。台灣、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三個東亞近代史的「名詞」，其內涵就在1949年後，又獲新義。只是，這般重新「格義」，卻是對活動於「名詞」底下的人群，造成無可抹滅的痛苦與哀愁。

2015，這也是個時間的數字，其標誌了現今和1949相距66年之久。60年之久，是一個足夠讓人由年輕成長至衰老的時間長度，但是否得以培養人們足夠的知識、理性與情感，來面對乃至於認識1949，以及被其「定義」的台灣/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呢？近日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清大中文系教授楊儒賓先生撰寫的《1949禮讚》，就嘗試提出一種省閱角度，用以思考自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敗亡至台灣，這一連串隨政權流轉所造成的諸多變動。

「禮讚」二字，是楊先生替全書訂下的標題。從何角度出發，可以讓他從這段歷史經驗中提煉出「禮讚」一詞，並據以省思台灣的「現狀」呢？楊氏認為，倘若一直糾結在49年以降，中華民國政權遷台後造成的族群壓迫、衝突，乃至於現今的國家、族群認同問題，這會使1949的意義「被壓扁成平面玻璃般的透明」，削減其歷史深度和從其再生的力量，更使我們「在無窮後退的抱怨聲中，掏空了自己存在的根基。」（頁54-55）這段敘述，或許就是氏著認為台灣社會表露出的「現狀」。而我們該怎麼做，方可擺脫此泥淖呢（且先別論楊氏認定的「泥淖」和他人所見可能相異，我們先看他提出的建議為何）？肯認「中華民國—台灣」一體化形成現在的國家樣態，這就是楊氏全書從文化、思想、政治幾個角度，反覆咀嚼1949此一政治符碼蘊含的歷史意義及其指涉未來發展之可能性的線索。

這也就是全書論述開展的基調。據此，楊氏拉長了論述台灣現狀的時間斷限，他娓娓道來1949年這場「歷史災難」如何可能地創造「歷史機會」。氏著將1949國府遷台及伴隨而至的一眾知識分子和學術、文化機構，視為「國史」（頁62）上第三次文化南渡的重要歷史事件。何謂楊氏筆下之「國史」？讀者且看他將49年的變化與發生在東晉的永嘉之亂、南宋靖康之變的南遷互作比附便可知曉，該「國史」實為「中國歷史」。顯見，倘若願意肯定「中華民國—台灣」一體化的現狀，便可順當地將1949年前後發生在兩地的歷史軌跡銜接起來，甚可上溯遠於西元304年的永嘉之亂（咦！這說法和前些日子的課綱爭議不是頗為相似？「本國史」是指涉哪一「國」，「中華民國」抑或為廣義的「中國」？台灣史是屬於這種「本國史」的一部分嗎？）。除歷史時間的銜接外，在地理格局上，他更是做出「島內」/「邊緣」和「全國」/「大陸」的對比。於此，從時間及空間的角度，楊氏似乎創造了一個更為寬闊的台灣史/中華民國史論述空間。此一空間，乃是建築在所謂「華人文化圈」的範疇中，從此見出自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台灣」一體化的灰暗（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因「第三次南遷」造就的「新台灣」。這是一塊融合中國、西方現代性和台灣經驗的文化混合體，是承載「新華人文化」發展資源的土地。

楊儒賓先生的「禮讚」就是由此論調而生。一聲「禮讚」，混雜了幾種審視歷史的角度：中國、香港以及台灣。其實就是書中反覆談及之廣義的「華人文化區」。單從文化積累而論，1949此一時間符號，或許就可從政治糾葛中解脫。只是，文化發展必須落實於某一區域上實踐，而非憑空創發。「中華文化」於1949年後在台灣的發展「實況」究竟為何？其是否有擠壓、扼殺台灣原生文化要素生長的空間？這是氏著忽略的一個重要問題。氏著從「華人文化」角度切入，描寫隨中華民國政府此一政治實體遷台的「文化」，何以在兩岸三地之間開花結果；在論述之間他卻忽略了「華人文化」嵌入台灣的過程中，如何重新排列、組成當今台灣的文化樣貌？此一重組的歷程，其中由國府發揮的政治力道又是如何？究其實，楊氏盛讚的「華人文化」是怎般藉由中華民國政府的精心設置，方可於此處，落地生根？這個歷史問題，是否就如氏著所言「歷史會證明：1949是個奇妙的數字，台灣人民將它從苦痛的記憶轉化為傲人的記號。」（頁41），這般不證自明？且伴隨著此些議題的諸多衝突，遂可迎刃而解，開展出光明遠大的未來呢？

泛談文化/文明且時而離地，這是《1949禮讚》一書未言明的論述方式。而楊氏也是仰賴此種寫作策略，方得以脫解1949的政治意義，僅留下文化層面的意涵。因為離地，所以「國家作為一個理解、認識世界」的範疇，似乎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台灣如何承接並豐厚自中國輸入的以儒學為基調的文明體系，其又如何在台灣順當開展出自由民主的政治、經濟體制，這才是台灣座落於東亞世界的歷史意義。也是1949年，帶給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資產。

只是，楊先生於書中盛讚的富有新儒學傳統的自由民主，於當代台灣社會是否運作的如此順暢無當？這又是另一個關乎歷史、思想和現實實踐的重要課題。誠如替本書作序的王德威所提出之質疑，他援引張灝的說法指出，中國思想傳統的限制，致使人們傾向相信且期待「聖王」，且缺乏西方思想的「幽暗意識」，警醒人性和宇宙可能蘊藏的灰暗面，這明顯地影響清末知識分子在接觸、理解、轉化自由、民主、權利/權力等構築政治體制之要素時的考慮層面。以儒學為其底蘊的思想基軸，確如新儒家們所想望的，曲通幽徑，開展出一套政治制度。然而，人們對於一套建基在防範他人私慾的制度，以及期望一位近似「聖王」的治理者之心態，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似乎仍延續至今天。這是自晚清以降，傳統中國遭逢西方思想衝擊所留下的智識遺產，台灣接受了這些，卻也還在反覆思量。

《1949禮讚》，確為一本奇書。作者聲稱這並非統派史觀、亦不是獨派史觀。在筆者看來，該書所透露的撰寫觀點，應可用書內文字「中華民國—台灣」一體化的觀點來概稱。換言之，當我們願意接納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這一事實，我們在認識台灣、中國歷史時，好似就可獲得更具彈性、寬闊的視野。但是，如此一來，我們也就忽略了，當中華民國政府遷徙至台灣時，其對台灣原生文化的傷害，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被迫害的一眾台灣文化菁英，它造成的是一個現在我們再也無法回答的問題：「台灣損失了多少可能擁有的歷史與文化？」楊氏或許沒想到，也無意回答此問題。他認為我們應該拉長歷史時間，轉動地理空間的視域，他用其後見之明所看出那豐富多彩的「華人文化」，掩蓋了這個再也找不著答案的疑問。

禮讚1949，如何可能？這是本文的標題，也是讀者閱畢全書的最大疑問。該如何審視1949？立足於哪個角度、國家或歷史文化的脈絡，這些都是問題。楊儒賓先生顯然採取了一種從中華文化/文明出發，流動於東亞世界內的多重視角，企圖打破隔絕交流互動的國族疆界，解構且重釋1949之於「兩岸三地」的歷史意涵。只是，討論文化流動，可否就全然置外於國家界線的問題？雙邊往來、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其對活生生的「人」所造成衝擊和傷害，又可否僅是拉長時間脈絡，就可化解？

「誰」該禮讚1949？這疑問讓筆者想起另一片土地的歷史問題。在近代歐洲歷史中，歐洲與美洲大陸相遇時，究竟「誰」才代表了對方口中的「新世界」（New world）？對歐洲亦或是美洲而言，是誰「發現」了誰？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多數研究者是使用「雙邊相遇」（two-side encounter）的角度，取代過去帶有濃厚西方文明中心的「發現」（discover）一詞。借鑑於此，面對1949這個複雜的政治、文化、族群扭結於一的歷史符號，我們還能輕易地使用「禮讚」一詞嗎？這是站在「誰」的立場？表露屬於「誰」的價值觀？又如何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