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決策者認識中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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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決策者認識中國難

齊之豐        2015.07.17 01:43

華盛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９月訪問美國。盡管美中兩國的經濟關系和人員交流空前緊密（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生來源國），但兩國整體關系眼下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種危機感促使許多人對美中關系的基本走向甚至基本價值產生懷疑，也促使美國的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７月１０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目是：“中美可以友好相處嗎？”

美中關系面臨危機

夏偉在文章的開頭兩段這樣表述了許多人，其中包括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當今美中關系價值的懷疑：

“對於長期觀察中國的人士而言，過去兩年令人頗為不安。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共產黨實在讓人難以指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全心推進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信條。北京轉而追求一種新毛派議程，對內大權獨攬，對外強勢好鬥。

“雖說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多次會晤，兩國間也在舉行年度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但人們對中美關系未來的看法，達到了1989年的流血事件以來最為悲觀喪氣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國問題專家中間。”

夏偉認為，美中關系之所以出現今天這種危機局面，有中國方面的原因，也有美國方面的原因。就中國方面而言，夏偉所指認的問題是：

“除了一連串的老問題，比如台灣、西藏、人權、知識產權和貨幣政策，又冒出了大批的新問題。對內，倡導民權與政治權益的人士被拘；公民社會群體遭到騷擾；學術界的言論自由受控，媒體和公民社會的限制收緊；‘普世價值’遭到攻擊。對外，北京新近采取的強勢立場掀起了東海和南海的多起紛爭；圍繞著黑客襲擊等網絡攻擊行為的爭議成倍增加；倡導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活動人士遭到騷擾；諸多新聞媒體網站被封禁；希望在中國境內工作的不少美國記者、作家和學者的簽證遭拒，以示懲戒。”

在美國方面，夏偉認為，美中關系之所以會走到今天這種糟糕的境界，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沒有得到最好的咨詢或資訊。他為此提出建議：“奧巴馬應該在白宮內部創建一個由專家組成的中國智庫，審查政府對中國的基本策略。”

美決策者認識中國的困難

夏偉指出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沒有得到良好的咨詢或資訊，這一點顯然不是他的獨樹一幟的觀點，而是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當中有相當的共識。

例如，美國民間外交政策研究和教育機構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項目研究員彼德·馬蒂斯在該基金會最新出版的網絡雜志上發表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決策者對中國的基本認識和判斷有嚴重缺陷。

馬蒂斯寫道，其原因“除了不能獲得的信息之外，也包括北京動輒懲罰那些向外界揭示中共內部運作、或太深刻地批評中共政權的觀察者。北京的嚴酷手段並不總是像驅逐記者一樣明顯，但中國當局常常是等待機會作惡。比如，等待記者改換工作，要求新的簽證。人們不能合理地要求大部分中國問題分析家為了一兩條可以上報的重要新聞或一篇約稿而犧牲他們的職業職位。林培瑞說得好，當今的中國問題分析家所面臨的是盤在吊燈上的大蟒蛇，不得不提心吊膽，謹言慎行。更有一位觀察者則提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是不是全被收買了’的問題。他的問題引起了爭議。”

總部設在美國、出版多種中國新聞雜志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始人何頻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指出，美國對華政策之所以常常顯得糊裡糊塗，使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勢力坐大，如今有了可以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本錢，跟決策者得不到最好的咨詢和資訊當然有關系，但更重要的問題恐怕還是美國所奉行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本身：

“西方領導人之所以不能了解中國，或者說他們沒辦法對中國產生影響力，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國今天之所以強大，大部分責任應當由西方的政府來承擔，因為是西方政府支持中國發展成了這個樣子。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方面是他們對中國的發展走向判斷有極大的失誤。他們以為，一個市場化和開放的中國一定是一個走向民主和自由的中國，一個中產階級的中國。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恰恰相反，一個開放的，強大的經濟大國中國更有能力拒絕民主和自由。這是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判斷。

“第二，西方的政治家、政客大都是通過選舉成為國家的領導人。這種選舉的一個盲點就是，這種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對國際事務的掌握往往都是很差的。他們的任期又比較短。所以，他們要急功近利解決經濟問題，以滿足選民的要求。所以，他們在跟中國政府打交道的時候，能從中國政府那裡拿到市場，拿到訂單，是他們可以得到政治支持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很多的西方政客都樂於跟中國官員打交道，因為中國政府官員就有訂單，就有支票。

“所以，中國領導人在全世界是最受歡迎的領導人，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可以掌握如此巨量的支票和訂單，還有如此之大的市場誘惑。而這正是西方國家領導人在１９８９年之後放棄了對中共的譴責、批評和制約所造成的結果。現在西方也慢慢品嘗到苦果了，這就是西方企業在中國沒有得到尊重，恰恰相反，還受到排斥。”

美國的中國通專家問題

與此同時，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始人何頻也指出，美國對華政策決策者當然是有得不到最好的咨詢和資訊的問題，而這種問題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難辭其咎的。

由於新聞業務原因，何頻經常跟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打交道。在何頻看來，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１）專門拍中共馬屁、為中共政權說好話的人，這樣的人可以得到中共當局的青睞，可以見到中共的高官，並可以在學界以此作為自己的中國問題專家資本；

２）對中共政權敢於提出大膽批評的人，這樣的人受到中共的仇視，不能得到簽證進入中國從事實地的調查研究，因此會被人說成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

３）還有一種人是立場中立的，中國的好中國的壞他們都說；但中國太大，事情太復雜，這些人人有限，識見也有限，因此他們的影響力也有限。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向決策者提供最好的咨詢和資訊方面今後會有多少改進？何頻表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比較悲觀：

“因為西方也有它的官僚運作系統，無論是在智庫，還是在官僚系統當中都是這樣。我接觸了一些學者，他們都非常優秀，但整個系統是非常官僚的，整個體制的運作是沒有彈性的。面對有活力和彈性的中國，他們有點搞不定。所以，很多中國人嘲笑美國人傻。”

何頻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悲觀看法，在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項目研究員馬蒂斯那裡也得到呼應：

“美國政府內部有關中國的專門知識的積累問題不是一個新問題。在１９７７年２月，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他那一代名列前茅的中國問題分析家奧克森伯格給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管布熱津斯基寫了一個備忘錄，表達了對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分析的質量和前途的擔憂。奧克森伯格把問題表達為如何開發人才，以便在未來的１５年到２０年裡至少可以有幾十個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不幸的是，奧克森伯格在政府之外而不是政府之內自行解決這個問題獲得了更多的成功。因此，美國政府今天依然面臨當年的老問題。”

馬蒂斯所說的奧克森伯格在政府之外解決問題獲得更多的成功，是指奧克森伯格退出政府之後進入學界，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問題專家人才，但美國政府沒有由此得到多少好處。

從１９７７年到２０１５年，３８年已經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