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性結婚到多配偶制 論法的依據是啥？

 (Ajin 開口)

底下這篇是 ”法理學” （或法哲學）極典型的思辯案例。這牽涉到底自然法能否被當做是理所當然之最基本依據？ 就算自然法內，也有互相衝突之自然法。這情況下，又有啥可以做最後是非，對錯，黑白，的立法依據？

雖然例子是用同性可否結婚，到是否可以多配偶制，但事實上，同樣的思維可以應用到死刑是否可以，甚至是司法是否必須有陪審制，以及一大堆非常基本法治概念，都可以提出同樣的質疑，修正 - - - 。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722/c22baude/zh-hant/

接下來輪到多配偶制合法化了嗎？

威廉·鮑德 2015年7月22日

芝加哥——美國最高法院對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判決，承認了同性婚姻的權利，如今，判決的勢態正在明朗，也出現了新問題。具體地說，這一決定是否預示着憲法會賦予涉及兩人以上婚姻的權利？如果在婚姻上，雙方為異性不具有神奇力量的話，那麼「雙」這個數字具有神奇力量嗎？

首席大法官小約翰·G·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對奧貝格費爾案的異議將這個問題提出來，他的目的是向支持賦權判決的多數人顯示，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多麼激進。但在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仍懸而未決時，很難坦誠地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人們都知道，涉及多角的婚姻相對來說更不得人心，將這個問題與同性婚姻聯繫起來，可能阻礙為同性戀爭取權利的進步。（同性婚姻的反對者有理由強調這種聯繫，而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有理由將其淡化。）隨着同性婚姻得到法律承認，我們現在可以問一下，下一步是否應該是多角相愛關係。

有認為這種關係應該合法的很好的理由。大法官安東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在奧貝格費爾案判決書的多數意見中，並沒有將焦點集中在性取向問題上。反之，多數意見的主要焦點是在「婚姻作為基本權利」的問題，他說，這種權利不能由於僵硬的歷史定義而受到限制，或留給立法程序。這種權利事關人的自主權與滿足感，事關養育子女和社會秩序。按照這些標準，那些陷入深度多角戀愛關係、希望建立家庭和參與社會的成年人群體，也有很強的要求結婚的權利。

雖然肯尼迪大法官的意見並沒有明確討論這種可能性，但不難看出後人會怎樣把他的語言解釋為包括多角戀或多角婚姻。肯尼迪大法官寫道，法院此前對婚姻的判決曾「假定其為涉及異性夥伴的關係」，但現在我們知道這一假設是錯誤的。類似地，雖然肯尼迪大法官的書面意見反覆假定婚姻涉及到兩個人，但不難想像在20年或40年後，另一位大法官會說，那個假設同樣是不開明的。（甚至可以想像肯尼迪大法官本人已預料到了這種可能性。）

儘管如此，許多支持同性婚姻決定的人以驚人的信心否認多角婚姻的可能性。奧貝格費爾案判決出來後，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理乍得·A·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在媒體Slate上撰文，拒絕接受多角婚姻的權利，因為如果「五名最富有的男人總共擁有50個妻子」的話，那會導致性別失衡。類似地，同性婚姻倡導者喬納森·勞赫(Jonathan Rauch)辯稱，一夫多妻制允許「高地位的男人囤積妻子」，會導致社會動蕩。

性別平等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上述論點的假設是，多角婚姻將涉及一名男子和多名女子。這個假設有點站不住腳。多角關係很可能是（在如今某些圈子裡已經是）多名男子和多名女子的關係，而且所涉及的人不一定都是嚴格的異性戀者。

誠然，過去的大多數多角婚姻是男性為主導的。但這次對同性婚姻案的判決教給我們的是，我們不應該過於堅持歷史假設。不就是在不久以前，還有許多人對同性關係持充滿仇恨的刻板印象，以至於他們錯誤地假設，同性戀者都不適合結婚嗎。我們不應該再犯下同樣的錯誤，堅持假設我們知道未來的多角婚姻會是什麼樣子。

可以肯定地說，有許多反對多角婚姻的潛在可靠的法律論據。由於目前的婚姻法律是為一對人設計的，也許從行政的角度來看，很難修改我們現行的一些法律，讓其能應對大的配偶數目。而且，如果我們認為，可以用兒童福祉作為限制婚姻權利的理由的話，那麼多角婚姻可能會帶來困難。從另一方面來看，多角婚姻也許會對孩子很有利，因為會有更多的成年人來分享照顧孩子所需的體力、財物和感情的要求。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任何行政上的困難相比之下都會顯得是次要的。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們應該記住，如今不可克服的反對，有時在十年後會顯得微不足道。二十年前，當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和勞赫等作家寫文章倡導同性婚姻權利的時候，很少有人支持憲法賦予這種婚姻權利的觀念。（比如波斯納法官就不支持。）隨着我們看到更多的非核心家庭實驗，我們對多角婚姻的看法可能會改變。正如肯尼迪大法官所言，「不公正的本質是，在我們自身所在的時代，我們也許並不總會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一夫多妻制問題的真正力量是，它教人謙虛。我們不應該假設我們的法官有所有的答案。我們也不應該假設我們有所有的答案。相反，我們應該認識到，一旦我們拋棄歷史的僵硬約束，我們不能肯定我們知道未來將帶給我們什麼。

威廉·鮑德是芝加哥大學法學助理教授、觀點文章作者。
翻譯：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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