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可以友好相處嗎？

(Ajin 開 口)

如題，答案是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怎說？

沒有孔儒，還有中國嗎？

除了孔儒之外，中國還能提出啥當櫥窗？有了孔儒，除了皇帝老爺可以擁有 ”人般” 的生活之外，還有誰可以彼此當人對待？

有孔儒就有「族觀」，有「族觀」自然產生大家長制度，以大家長說的算，壓制「人觀」。沒有「人觀」，自然產生不了民主概念。換句話說，有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話，民主主義就不可能發達發展。民族與民主是衝突的！自然法也！

難怪馬啾啾的名言： ”把你當做人看” 是一種大恩典！

既是如此，還有人幻想著與這樣的孔儒國友好？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714/c14schell/zh-hant/

中美可以友好相處嗎？

夏偉(Orville Schell) 2015年7月14日

對於長期觀察中國的人士而言，過去兩年令人頗為不安。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共產黨實在讓人難以指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全心推進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信條。北京轉而追求一種新毛派議程，對內大權獨攬，對外強勢好鬥。

雖說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多次會晤，兩國間也在舉行年度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但人們對中美關係未來的看法，達到了1989年的流血事件以來最為悲觀喪氣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國問題專家中間。

除了一連串的老問題，比如台灣、西藏、人權、知識產權和貨幣政策，又冒出了大批的新問題。對內，倡導民權與政治權益的人士被拘；公民社會群體遭到騷擾；學術界的言論自由受控，媒體和公民社會的限制收緊；「普世價值」遭到攻擊。對外，北京新近採取的強勢立場掀起了東海和南海的多起紛爭；圍繞着黑客襲擊等網絡攻擊行為的爭議成倍增加；倡導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活動人士遭到騷擾；諸多新聞媒體網站被封禁；希望在中國境內工作的不少美國記者、作家和學者的簽證遭拒，以示懲戒。

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發現，38%的美國民眾目前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而四年之前的數據為51%。一向主張兩國關係更進一步的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近期進行了一次會員調查，其中60%的應答者表示外企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下降，而頭一年的數據為41%。

政治歷史、制度與理念迥異的兩國也可以合作的想法，源於七十年代的兩次峰會。1972年，出於雙方對蘇聯的共同擔憂，美國總統理乍得·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及其國家安全顧問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訪華，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會晤。1979年，鄧小平訪美，與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見面，兩國恢復全面的外交關係。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突破過後，迎來的是八九事件：天安門廣場及中國各大城市爆發的倡導民主的抗議活動遭到了鎮壓。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中美關係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足以讓雙方暢想，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的自由化、雙方的教育與社會交流，中國或許會演化出更開放的社會，並成為全球事務上更負責任的一份子，從而賦予我們一個共同的目標。

正是這個新生的希望如今因為習近平的「中國夢」而陷入停滯。「中國夢」是一個融合了眾多概念的立足於本土的願景，目的是將其民眾團結在財富增長、實力增強、民族統一及全球影響力提升的承諾之下，但並不涉及擴大開放和擁護憲政的內容。

比爾·克林頓總統(Bill Clinton)當年曾斥責江澤民主席「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然而，在習近平看來，在中國重返與其古老文明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地位相稱的中心舞台的過程中，歷史正站在中國這邊。

那麼，美國該如何應對這一新的挑戰呢？

美國應當以儘可能公開的方式重申：雖然我們歡迎中國「崛起」，但我們不會容忍它在世界各地的不合理主張，而且，有必要的話，就連「遏制」政策我們也樂意重拾。冷戰時期，西方民主國家曾動用這一手段來限制共產陣營。不過，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毫不含糊地表明，我們極為希望看到雙方走上合作的道路。這樣的道路既需要具體的籌劃，也需要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投入。

為了發出這種信號，為9月的會面做好準備，奧巴馬應該指派特使前往中國，並要求習近平同樣派出特使。（財政部長小亨利·M·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在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時期的會談就是一個模板。）

第二，奧巴馬應該在白宮內部創建一個由專家組成的中國智庫，審查政府對中國的基本策略。

第三，為了在選舉季啟發公眾展開討論，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應該舉行特別的跨黨派聽證會，就像阿肯色州民主党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20世紀60年代就越戰舉行聽證會，以促使更多美國專家發表觀點一樣。

說起來有點矛盾，氣候變化的威脅卻碰巧給兩個國家帶來了一個涉及共同利益的領域，而這種共同利益可能會對習近平呼籲建立的「新型大國關係」起到催化作用。去年秋季公布的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聯合協議可能會改變格局。

但要想在中美關係方面取得持久突破，雙方都必須準備做出艱難的讓步。

美國應該考慮之前那些不可想像的選項：

• 處理中美關係時，將氣候變化提升至與民主、人權問題同等重要的地位；

• 承認中國在南海有權享有一些「勢力範圍」，就像美國在加勒比海享有勢力範圍一樣，但又不完全接受中國的所有主權主張；

• 對在中國沿海海域附近飛行的美國軍事情報飛機施加新的限制；

• 對探討停止對台武器銷售的條件持開放態度；

• 保證如果朝鮮半島統一，美國不會在半島北部部署軍隊或核武器；

• 開闢新途徑，促使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其他全球管理機構中發揮更大作用；

• 研究美國如何積極支持習近平的新經濟改革，以刺激其國內消費，這些政策的成功也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

中國方面可以考慮以下選項：

• 同意通過國際法裁定海事爭端；

• 同意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支持針對朝鮮的制裁；

• 探討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的條件。

• 給予香港更多自治權，制定實現普選的時間表。

由於這些問題非常棘手，取得突破並不容易。但我們有其他選擇嗎？就讓中國沿着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治下俄羅斯的路線前行嗎？美俄關係目前沒有任何「重啟」希望。如果讓比美俄關係重要得多的中美關係發展到類似的軍事僵局狀態，而不付出極大努力阻止關係的下滑，那會帶來極大的遺憾。

或許這種愈發嚴重的悲觀主義是合理的，唯一可能的結果就是遏制，甚至對抗。我是樂觀的嗎？不完全是。在中國，存在很多懷疑和恐懼，以及將隱秘的「敵對外國勢力」當作中國問題的起因的說法，因而讓我無法樹立信心。但如果說我在研究中國的六十多年的時間裡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與外界打交道時，中國會是一個違背常理、不可預知的國家。我學會了對預料之外的情況保持開放態度。

如果美國仍然可以通過和平方式接納中國的崛起，那就要明智地作出反抗和妥協。由於中國股市的下跌讓共產黨緊張不安，或許現在是勇敢出手、共同努力改變這兩個主要大國打交道的方式的時候了。

夏偉(Orville Schell)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主任、《富強：中國通往21世紀的長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21st Century)合著者。

翻譯：黃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