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這是一篇用現代語言說出的政治哲學探討，非常深入淺出易懂。此篇凸顯了一個很重要的哲學概念：太陽底下普世價值存在嗎？
俺說，既然自然法只有一種，那一定存在普世價值。俺能留下來當墓誌銘的真理名言就是 “俺的廁所姿勢與伊莉莎白女皇，與習進平大大的廁所姿勢，完完全全，100%
一模一樣。” 。
只要這點一致，就可以推論出無限多的普世價值條款！從廁所，到交通規則，到性愛可否如吃飯一般在大庭廣眾下公開進行，到政府角色，到邦國存在的意義，到政黨，到財團，到消費者，到勞工權益，到 - - - - 都一定有合乎自然法的必要訴求。
那麼，否定普世價值的論述是否因此自動消失？錯！隨時隨地都有這樣的繆論會出現，但這些繆論在歷史巨輪的洪流當中，雖然新品種曇花也不斷冒出，但畢竟還是曇花一現而已。
這又證明了俺的好朋友黑格爾 ”正反合” 的歷史辯證軌跡。每次的 "合" 帶來一個新的文明進展，同時帶來新的正反力偶，以供下次打擂台之用。也因為這樣，茅坑才會不見了，抽水馬桶取而代之成為普世價值，但也不能排除有一天，人類社會的科技可以進展到從排泄物直接變成能源，i.e. 從屁股直接成為電能轉熱能而再度進入廚房囉！這又是一個新的 "合" 之境界。
當王岐山擅述的中華政治哲學觀，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其實是僅為了因應目前統治方便的論述，絕對不是真理，是一種曇花而已。
當王岐山擅述的中華政治哲學觀，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其實是僅為了因應目前統治方便的論述，絕對不是真理，是一種曇花而已。
王岐山為何向外國人洩露國家機密？
發布 2015.05.28 | 12:30 AM | 更新 2015.05.28 | 12:31 AM
日前，中國傾向自由派的網站《共識網》發表了一篇題為《難忘的會談－－記王岐山與福山、青木的會見》的長文。文章記載，2015年4月23日，在反腐運動中權勢熏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南海會見了政治哲學家福山和比較經濟學家青木昌彥以及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德地立人等3人。 德地立人記錄了主客之間的這場對話。
以王岐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地位，沒有得到他本人的首肯，作為其老朋友的德地立人未必敢私自記錄並發表這篇充滿機鋒的“答客問”。更為弔詭的是，這篇文章很快又從《共識網》和共產黨在香港控制的媒體《大公報》上消失，其“問世”與“離世”的過程，與央視前記者柴靜自行拍攝的關於霧霾的紀錄片《蒼穹之下》一樣，堪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篇文章為何突然消失？依照中共黨內的潛規則，凡是涉及王書記的文章，中宣部部長乃至主管意識形態的常委劉雲山，未必敢擅自加以刪除。劉雲山家族有諸多把柄握在王岐山手中，地位並不穩固，哪敢虎口拔牙、橫挑強敵？所以，這篇文章被“毀屍滅跡”，只能出自王岐山本人或者習近平的意願。或許，王岐山一開始想用這種“非常規”的方式向公眾傳遞一個重要信號：“左右手互搏”的反腐運動難於上青天，並以此尋求輿論的支持。卻沒有想到，文章出籠之後，各界議論紛紛，波瀾之大，幾乎快要席捲堤壩了。於是，王岐山或者習近平下令撤出除章，卻已悔之晚矣。
在這篇談話記錄中，有一處耐人尋味的段落：王岐山說，不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說法，“人類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其實中國都有”，即人類是有共同的價值的。王認為：“最基本的價值是一樣的，不然我們怎麼談呢？”他沒有使用“普世價值”這個名詞，而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用“共同價值”取而代之，但他說的顯然就是“普世價值”。
王岐山難道不知道習近平對普世價值的“咬牙切齒”嗎？習近平氣勢洶洶的“七不講”，成為2013年黨內逐級傳達的“九號文件”，也成為習近平時代意識形態的風向標。其中，就有“普世價值不能講”——就連溫家寶那樣用普世價值欺騙人民、作為人民“望梅止渴”之“梅”都不允許了。年逾七旬的資深記者高瑜就因為揭露“七不講”之真相而被判刑7年，可見習近平的“七不講”並非虛晃一槍，誰敢違背必然遭到嚴厲懲罰。稍稍比朝鮮“文明”一點的是，暫時還不會採取犬決和炮決的方式罷了。
那麽，王岐山為何敢於“逆龍鱗”，跟幾個外國人——尤其是習近平痛恨的日本人——大講“普世價值”呢？難道他不知道，80年代意氣風發的總書記胡耀邦，就因為擅自接見海外記者陸鏗，海闊天空地說了一番，並被陸鏗寫成報導發表，此事後來成為胡耀邦遭到元老杯葛的一大罪行？那麽，習近平會不會惡向膽邊生，將公然違背“七不講”諭旨的王岐山抓起來關進監獄呢？也許，王岐山認為，他早已跟習近平成了“命運共同體”，即便他“任性”一點，習近平也不得不優容有加。
而這篇談話的關鍵信息在於，王岐山拒絕了福山的關於司法獨立和問責政府的建議，發誓要將“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道路走到盡頭。福山在最新發表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穩定的政治秩序包括國家建造、法治與可問責政府等三大元素。就法治而論，他總結出「在西方，宗教組織所贏得的獨立地位，演變為司法部門的獨立地位」。這就解決了長久以來人們的疑問：為何「法治」獨在西方成形？另外，福山對於「議會」制度最終發展出制衡君主之功能與「可問責政治」也做出歷史描繪。「可問責的政府」首先出現於英國，君王和議會的爭端，形成了一個「國家機器」有效能但也需負「問責」壓力的政體。以上兩點正是今天中國政治體制的“ 阿基里斯之踵”。可惜，指點迷途的高人就在身邊，被譽為“中共黨內第一聰明人”的王岐山卻什麽也聽不進去。
這個黨已然無藥可救了。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以王岐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地位，沒有得到他本人的首肯，作為其老朋友的德地立人未必敢私自記錄並發表這篇充滿機鋒的“答客問”。更為弔詭的是，這篇文章很快又從《共識網》和共產黨在香港控制的媒體《大公報》上消失，其“問世”與“離世”的過程，與央視前記者柴靜自行拍攝的關於霧霾的紀錄片《蒼穹之下》一樣，堪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篇文章為何突然消失？依照中共黨內的潛規則，凡是涉及王書記的文章，中宣部部長乃至主管意識形態的常委劉雲山，未必敢擅自加以刪除。劉雲山家族有諸多把柄握在王岐山手中，地位並不穩固，哪敢虎口拔牙、橫挑強敵？所以，這篇文章被“毀屍滅跡”，只能出自王岐山本人或者習近平的意願。或許，王岐山一開始想用這種“非常規”的方式向公眾傳遞一個重要信號：“左右手互搏”的反腐運動難於上青天，並以此尋求輿論的支持。卻沒有想到，文章出籠之後，各界議論紛紛，波瀾之大，幾乎快要席捲堤壩了。於是，王岐山或者習近平下令撤出除章，卻已悔之晚矣。
在這篇談話記錄中，有一處耐人尋味的段落：王岐山說，不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說法，“人類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其實中國都有”，即人類是有共同的價值的。王認為：“最基本的價值是一樣的，不然我們怎麼談呢？”他沒有使用“普世價值”這個名詞，而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用“共同價值”取而代之，但他說的顯然就是“普世價值”。
王岐山難道不知道習近平對普世價值的“咬牙切齒”嗎？習近平氣勢洶洶的“七不講”，成為2013年黨內逐級傳達的“九號文件”，也成為習近平時代意識形態的風向標。其中，就有“普世價值不能講”——就連溫家寶那樣用普世價值欺騙人民、作為人民“望梅止渴”之“梅”都不允許了。年逾七旬的資深記者高瑜就因為揭露“七不講”之真相而被判刑7年，可見習近平的“七不講”並非虛晃一槍，誰敢違背必然遭到嚴厲懲罰。稍稍比朝鮮“文明”一點的是，暫時還不會採取犬決和炮決的方式罷了。
那麽，王岐山為何敢於“逆龍鱗”，跟幾個外國人——尤其是習近平痛恨的日本人——大講“普世價值”呢？難道他不知道，80年代意氣風發的總書記胡耀邦，就因為擅自接見海外記者陸鏗，海闊天空地說了一番，並被陸鏗寫成報導發表，此事後來成為胡耀邦遭到元老杯葛的一大罪行？那麽，習近平會不會惡向膽邊生，將公然違背“七不講”諭旨的王岐山抓起來關進監獄呢？也許，王岐山認為，他早已跟習近平成了“命運共同體”，即便他“任性”一點，習近平也不得不優容有加。
而這篇談話的關鍵信息在於，王岐山拒絕了福山的關於司法獨立和問責政府的建議，發誓要將“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道路走到盡頭。福山在最新發表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穩定的政治秩序包括國家建造、法治與可問責政府等三大元素。就法治而論，他總結出「在西方，宗教組織所贏得的獨立地位，演變為司法部門的獨立地位」。這就解決了長久以來人們的疑問：為何「法治」獨在西方成形？另外，福山對於「議會」制度最終發展出制衡君主之功能與「可問責政治」也做出歷史描繪。「可問責的政府」首先出現於英國，君王和議會的爭端，形成了一個「國家機器」有效能但也需負「問責」壓力的政體。以上兩點正是今天中國政治體制的“ 阿基里斯之踵”。可惜，指點迷途的高人就在身邊，被譽為“中共黨內第一聰明人”的王岐山卻什麽也聽不進去。
這個黨已然無藥可救了。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王福會”效應：《歷史的終結》應重寫
何清漣 18.05.2015 09:01
最近王歧山與《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見面，他想傳達什麼，外界見仁見智。我仔細讀過之後，感覺到有兩個層面的蘊涵值得關注：一是王明顯地表達了中共政府不會按照西方世界的預期，向民主政治方向邁進；二是福山也許可以從這次面對面的玄學討論中，重新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
王歧山清晰地傳導了什麼？
一、中國特色的“政治”理念。王說：“政治在中國解釋為，‘管理眾人之事’。顧名思義，首先把詞理解好”。
這一解釋與西方解釋完全不同。關於“政治”的解釋，西方政治學的共識是：政治是由各種團體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系，各種社會團體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結成特定關系”的必經途徑是選舉，集體決策除了民選政府之外，還有民意代議機構監管。王完全沒談政府的權力由何產生這一根本問題。
二、一黨執政（專制）不能改，黨大於法是原則。
福山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說話機會中談到自己研究過法治：“關鍵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統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來源於宗教，各教派之間的衝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監督”作用，但最終神是唯一鑒別真理的標准，也是統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來源於宗教精神的法律統治（rule
of law）包括統治者在內，司法獨立於政府的脈絡是這樣來的。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並司法獨立。”王對此的回答是：“我們的信心是從實踐中得來的，還要走出來。”對福山提出中國能否落實法治及司法獨立的問題時，王斷言行不通：“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再說憲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寫的嗎。總統、國會以外還有憲法，憲法應有神聖性，但它不是神，是公眾的法。”
這裡說憲法是“公眾的法”，字面上沒問題，但問題在於公眾是指民主國家那些有政治自主權的公眾，還是中國這種完全沒有政治自主權的公眾。美國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國憲法卻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領導與代表”，中共在制訂《憲法》時，通過自我賦權規定了中共擁有壟斷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的“法定權利”。
三，中國不需要向西方學習。王說：“我們要研究孔孟之道”，並對福山說“你講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歷史裡都有DNA，說明中國文化裡有這個DNA。”這意思是說中國本身的政治智慧已經夠了，不需要學習西方。這一點上，王與習近平相通，就在王歧山會見福山之後，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表示，習近平帶有強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關系的發展，並使目前美中之間嚴重缺乏互信。
福山得重寫《歷史的終結》
《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根據他1989年發表在《國家利益》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擴充而成，1992年成書。福山曾充滿希望地在書中預言，人類意識形態之爭已經到達終點，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最終勝利，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府將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未來人們將不再致力於思想鬥爭，而是致力於解決世間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雖然全球範圍內仍會有一些小的衝突和矛盾，但是大範圍的戰爭和激烈的衝突將不復存在。由於這一觀點發表於蘇聯崩潰前後，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福山的老師亨廷頓覺得福山過於樂觀，他在《文明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裡，說明“一個世界、樂觀和諧”是不可能的，在共產主義制度瓦解後，世界依然不會變成一個和諧的存在。因為在這個消滅了共產主義新的世界裡，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險和衝突不再是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同文化實體之間的衝突，這個新世界的政治是種族的政治，是文明的衝突。
冷戰結束後的歷史看起來證明了亨廷頓的觀點。而圍繞著“文明”的衝突突然間變成了主流。尤其是極端伊斯蘭勢力迅速崛起之後，已經成為最令西方世界頭疼的問題。在中國之外，纏繞了人類一個多世紀的階級政治的幽靈看起來似乎消失不見了，但是在中國境內，除了與維人、藏人的種族衝突之外，階級衝突也成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最近徐純合事件發生後，雖然輿論開始是集中在警察暴力執法槍殺徐，以及當局刪改視頻掩蓋真相這些問題上，但最後還是因徐的長期無業、對家庭不負責任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徐的身份陷阱，孟暉在一條微博上說徐是“垃圾人口”，引起極大反彈，五岳散人明智地看到這話題的危險性，認為這樣會落入三個陷阱：多元價值取向被消解；權利平等被消解；最後日益收緊的評判標准，最終成為法西斯社會（貢獻值衡量）。
我認為，這一討論無意中揭開了中國社會一個巨大的傷口，因為中國有三億多失業人口，將來滑入徐純合境地的人會越來越多。徐純合事件等於揭開了“窮富馬克思主義之爭”的帷幕。階級衝突將成為中國今後社會衝突的重點。
中國經濟將進入“黑鐵時代”
美國《外交事務》最近就“如果今後十年中共當局不進行重大改革它將無法生存”這一問題征詢32位中國問題專家和學者（包括華裔、華人），問題雖然設問有點模糊，沒指明“重大改革”是指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指中共自我定義的重大改革，但結果是各人按自己的理解投票：非常同意4人，同意3人，中立6人，不同意16人，非常不同意3人。鑒於習近平與王歧山屢屢表達“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態度，以此為前提，我想到另外幾個問題：
一、不管前景是不是崩潰，中共都不會認為改革就能消解危機。王岐山當年大力推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人們發現他其實是鐘情“托克維爾定律”：“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按中共現在的危機感，恐怕認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十分危險。如果不啟動改革，就只有兩個選項，第一個是中共在社會反抗下主動交出政權。歷史上，由共產黨主動交出政權，只在兩種情況下發生，一是鎮壓未遂型，如東德、羅馬尼亞、蘇聯；二是主動協商型，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第二個是通過革命推翻政權，這得要反對派積蓄起足夠的力量。
二、無論中共統治是否延續，經濟改革帶來的好日子——胡溫的“黃金十年”已經結束，經過幾年掙扎之後，終於進入“黑鐵時代”。不管是中共繼續統治還是未來的民主政府，都得面對提振經濟，為數億失業人口提供工作，為兩三億老齡人口養老，以及改善舒緩資源生態困境。這都需要大量的錢，而中國國內的財富流失（資本外逃），在中共統治時期，是時進時出，趨利而來，避害而去；中共政權結束後，中國陷入政權更替期不可避免的動蕩蕭條，這些資本短期內不會再流入大陸。
三、無論是中共1949年“解放中國人民“，還是1978年以後“解放生產力、先富帶後富”，都沒能改變底層人口過於龐大的階層結構，居於溫飽及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60%以上。因此，在中國現在這種“砍人頭”的政治中，由徐純合事件引起的命運共同感而迸發的輿論力量已經很可觀；如果中國有幸民主化，這個龐大階層在“數人頭”的政治中的能量將居於優勢。對於中國來說，部分人憧憬的美式民主不會到來，其卑視的印度民主、委內瑞拉式民主與巴西式民主可能是中國未來民主的姐妹行。因此，大家修正一下民主期望值，也許比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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