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國權貴家族報道的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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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中國權貴家族報道的起死回生

萬達集團部分股東及其和高官的關系

方冰           02.05.2015 08:33

紐約—

《紐約時報》揭示亞洲首富王健林與中國權貴關系報道的作者傅才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談他寫這篇再度涉及中國領導人家族財富敏感話題調查報道的來龍去脈。雖然他為寫這一題材的報道曾收到過死亡威脅，經歷了報道稿件不予刊發、本人被工作了13年的雇主停職的挫折，但他認為，中國太重要了，外國記者有責任給予中國領導人和美國總統一樣的待遇，那就是對他們進行調查，了解他們的財富情況。

齊鄧股權轉給了公司職員

《紐約時報》發表的《萬達帝國王健林：游刃於商業與權貴之間》調查報道的作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雖然把她和丈夫鄧家貴的股權轉讓了出去，但仍有值得懷疑之處。“我們應該告訴讀者，這個新的股東是已經在齊橋橋、鄧家貴公司裡工作了15年的職員。”

他在電話采訪中說，“2013年10月8日，齊橋橋把她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權轉讓給一個人，徐再生，這個人是他們的職員，公司副經理。”他說，從工商局的內檔獲得的信息顯示，“徐再生從2000年開始就在齊橋橋和鄧家貴持股的深圳遠為投資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經跟齊橋橋、鄧家貴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們雖然不能說這些股份還是橋橋的，但是應該有一點懷疑。”

傅才德的報道說，在萬達集團還未上市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就有機會成為早期購買王健林萬達企業集團股份人中的一位。

2009年，齊橋橋和丈夫鄧家貴以2860萬美元的價格購入的萬達股份，2013年轉讓時市值已達2.4億美元，相當於4年前買價的將近10倍。

當時她的弟弟習近平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並被外界一致認為將成為中共下一任領導人。

齊橋橋從2012年開始退出數以億計美元的投資，當時習近平開始高調打擊官員腐敗。傅才德說：“拋售動作降低了他在政治上受到衝擊的可能性。”

傅才德的報道揭示了王健林的萬達集團富可敵國，他擁有360億美元資產；暴富速度驚人，在短短10多年時間內累積起來的財富包括，66座萬達廣場、38家五星級酒店、980塊銀幕和57家百貨商場，還有63家卡拉OK店。2012年王健林收購了美國第二大連鎖院線AMC娛樂控股。2013年他在青島開工建設投資80億美元的影視制作中心，好萊塢明星趨之若鶩。

王健林暴富與權力的關系

從傅才德報道揭示王健林暴富的時間坐標上，可以發現他尋找的萬達帝國興旺與權力之間的隱秘內在關系。

傅才德說：“200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7月，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兒子王新宇的北京銘豪控股公司，獲得了萬達集團2.5%股份，成為最大的外部股東。9月，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賈慶林的女婿的公司中的潘永斌成為王健林大連合興公司的第5個股東。

傅才德說，“2007年10月，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月，中共17大開幕，王健林是17大代表；2008年3月他成為全國政協常委，賈慶林是政協主席。”

傅才德的報道說，2007年7月，王健林資產尚未達到10億美元，在當時胡潤排行榜上只排第148位。但就在那一年後，王健林在胡潤排行榜上的排位飆升至第20位，資產比一年前翻了一番多，達23億美元。盡管那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中國房地產市場急轉直下，但是，萬達集團卻能逆勢而上，破紀錄破土動工7座萬達廣場。

傅才德說，賈慶林和王兆國家族兩家公司擁有的萬達股權市值“已經漲了1000倍”。“他們買的股權價格非常便宜。賈慶林女婿公司的潘永斌花了120萬人民幣（20萬美金），王兆國兒子王新宇的公司花了300萬人民幣（50萬元美金）。”目前兩家公司擁有萬達股份市值分別超過2.5億美元和6.4億美元。

傅才德說，去年大連萬達在香港上市，“20個最大股東中有4個是這些家族的成員，賈慶林、王兆國、習近平，和溫家寶或是商業伙伴。現在他們的投資升值較快，市值總共是15億或16億美金。”

傅才德的報道還提到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為主要負責人的清華控股分持的一家投資基金，也是萬達的新股東。

傅才德的報道說，“沒有跡像表明，在親屬及生意伙伴擁有萬達股份的相關政界人物中，有任何人代表該公司干預了與政府進行的任何交易。也沒有證據表明，前述政界人物中有任何人自身從這些投資者的巨額利潤中獲利。”

白手套名字游戲

傅才德說，在調查中國領導人財富的過程中最撲朔迷離的就是所謂“白手套”的名字游戲。

比如，他在萬達帝國的報道中提到的王兆國家族和賈慶林家族在萬達持股，那兩個億萬資產法定持有人，一個是住在簡陋房子裡的普通人，另一個提供的合法住址可能是她母親30年前的房子。

傅才德說：“第一個是王兆國的外甥女楊欣，她的地址在北京，她的房子非常落後。但是，她真的住在那兒嗎？應該沒有。好像有可能是30年前她的媽媽住在這個地方。但現在我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

另一個是賈慶林的女婿李伯潭，他的手下潘永斌是王健林大連合興公司的第5個股東，現在市值2億美金，傅才德說，“他住很簡單的房子，完全是一個工人的態度，很普通的人，但在法律上是非常有錢的。”

傅才德說，溫家寶女兒溫如春的商業伙伴金怡更有意思，她身份證號碼跟萬達一個叫金怡的股東的一樣，應該是一個人。但是身份證上的不完整地址指向山西柳林，“我們的同事去政府的辦公室，那裡有這個地區所有人的名字，但沒有一個人姓金。很奇怪。有可能搬走了。但從來沒有找到。希望有網友可以幫我們的忙。”

不過他說，在中國，調查習近平家族的資料比溫家寶家族的要容易些，“因為習近平家族是個革命家族，父親是跟毛澤東一起的副總理，所以在共產黨的網站有他們家庭的照片，可以知道他的兄弟姐妹是誰，父母是誰，姐姐的丈夫是誰。其他的家庭如果沒有革命的背景，要發現誰是誰的兒子女兒是非常難的過程。所以，開始在網站查一下，然後可以用工商局的材料來證明他們的財富。”

領導人財富報道的死而復生

傅才德調查王健林萬達帝國與中國權貴的報道過程艱難曲折，歷經在美國兩大媒體中的死而復生。2013年，傅才德的團隊已經完成類似報道，但其雇主美國主要財經媒體彭博新聞社決定不予刊發；隨後，他本人被這家服務了13年公司停職；次年，他受雇於《紐約時報》，繼續對這一題目深入挖掘一年多，采訪了二、三十個人，增加了新發現的內容，才於今年4月28日發表。

星期五傅才德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采訪時，同意用“復活”一詞形容他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報道。“我在《紐約時報》的報道是更全面的，在調查中發現了王兆國的關系，還有溫家寶女兒溫如春商業伙伴的關系。”他說：在《紐約時報》，不能用彭博社的材料，不過“我的頭裡面的東西還在。”

2013年底，傅才德先前的那篇調查王健林萬達帝國的報道，因涉及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家族財富而在政治上變得極度敏感，一時成為彭博新聞社的核心爭議。彭博新聞社的記者後來說，由於害怕中國當局進行報復，包括取消或拒絕對其駐中國記者的外國記者簽證，在最後一分鐘，該社高層槍斃了傅才德的報道。

傅才德告訴美國之音，2012年，他在調查王健林的時侯，偶然發現了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擁有巨額資產，他很吃驚。2012年7月他著手進行調查。一年多後報道寫成，經編輯審核事實，法務部門審查，准備發表，但最後，由於高層擔憂得罪北京而決定槍斃這篇報道。據報道，彭博社以傅才德透露報道被斃為由，於2013年11月13日將其停職。2014年初，他受雇於《紐約時報》。進入《紐約時報》後，他先寫了一篇有關周永康的報道，不久，他又繼續開始了對王健林萬達帝國的調查。

在報道中共領導人家族財富方面彭博新聞社曾經和《紐約時報》並駕齊驅。

一切從薄熙來事件開始

傅才德說，一切都是從薄熙來事件後開始的。“以前對我們外國記者來說，對那些政治局常委不是特別有興趣，他們都是男人，領帶都是一樣的顏色，還有，說的都是比較無聊的干部話，‘我們應該貫徹落實什麼、什麼’”。

他說，2012年2至4月間，《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最優秀，讓他們在彭博社的記者大有必須趕超之壓力，“我們要超過他們。當時我們在彭博社的記者覺得應該寫一個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道，但是，突然發現習近平家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彭博社在2012年6月29日，發表《革命致富》系列報道之《習近平百萬親戚揭露精英財富》，當時的習近平還是中國的侯任最高領導人。報道說，“隨著習升上中共最高層，他的親屬也在商業利益上得以擴張，包括礦產、房地產和移動手機設備”，總資產高達3.76億美元。

該報道系列與《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張大衛2012年10月26日的調查報道《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雙雙獲當年美國喬治·波爾克獎的外國報道獎。而彭博新聞社該系列報道的主要記者之一就是當時該社駐北京的記者傅才德。

這兩篇報道引起了中南海的震怒，認為彭博社和《紐約時報》已經越過了有關中國領導人財富和私生活不准報道的底線。兩家媒體的網站在中國立即遭封。中國政府下令取消訂購彭博資訊公司的金融數據終端。這使已經疲軟的彭博終端服務銷售雪上加霜。

要新聞還是要生意？

彭博新聞社是彭博資訊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其金融數據終端營收占公司全部營收的85%；其新聞部門的營收中只占4%，但記者人數占了總員工人數的15%。現在，新聞團隊辛苦調查的新聞報道卻在給彭博在中國的主要生意帶來了實質性威脅，這引起內部一場新聞與生意孰輕孰重的辯論。

彭博資訊公司董事長高逸雅認為斃掉這篇文章是合理的，彭博新聞社應該更加專注於提供商業新聞，而不是撰寫其他方面的文章。據《紐約時報》報道，在斃掉傅才德的文章後不到一周，彭博新聞社還封殺了一篇關於中國高官子女受雇於外國銀行的報道。

《紐約時報》引用道瓊斯公司中國區前負責人麥健陸的話說“作為一家媒體公司，你在中國越來越需要做出一個選擇：要麼做新聞，要麼做生意，不能兩個都做。”

彭博公司所做的被高逸雅稱之為“壯烈之舉”的修補與中國政府關系的努力取得了成果。2013年7月，彭博新聞社獲得中國國務院頒發的提供金融資訊業務的更新執照；同年底，在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後，彭博社的一些記者也於次年初獲得了新的簽證。

與此同時，彭博新聞社也遭致外界更多對其自我審查的批評。但彭博社創辦人、前紐約市長布隆伯格，以及該新聞社的高管們，一直對此加以否認。

《紐約時報》記者的中國簽證申請則接二連三地遭拒絕或置之不理。去年年底，習近平在北京與到訪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記者會時，點破了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與獲得記者簽證之間的關系，他說：“一輛車如果拋錨，我們都要下車檢查哪兒出了毛病，解鈴還須系鈴人，希望大家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之後，《紐約時報》發表社論回應：“ 時報從不打算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變更自己的報道——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其他任何國家。”

《紐約時報》公司執行長湯普森2013年11月表示，他們正在評估包括《紐約時報》中文網所有虧損的業務。他說，自從紐時刊登了中國領導人巨額財富的報道之後，中文版和英文版雙雙遭到屏蔽。湯普森說，由於不能正式進入中國，因此，收入沒有達到預期。《紐約時報》於同年10月初推出了專注報導生活方面的時尚中文版，不久也被屏蔽。

記者曾遭死亡威脅

傅才德本人在寫了第一篇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報道後曾收到很多死亡威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傅好文在該校《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上撰文指出：“第一個威脅是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者轉的，這位學者把從一位中國熟人那裡聽到的談話傳給了他，含糊地警告說傅才德最好小心點。後來，傅才德接到了通過北京一位外國新聞同行轉達的類似訊息。”

當時傅才德的妻子、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洪理達說：“我深感不安的是當我們開始接獲死亡威脅時，彭博社卻告訴我們，別談論此事。”她比較了彭博社的處理方式與《紐約時報》在發表了獲得普利策獎的報道後對來自中國當局壓力的回應，她說，《紐約時報》對中國壓力的挑戰直言不諱，而彭博社只會壓制討論。

傅才德在采訪時承認，2012年夏天有一段時間確實令他們家庭感到害怕。“但是結果是我們覺得可以回中國。所以，我們2012年8月回北京，從那時到2013年8月（離開），完全沒有問題，完全沒有威脅。”他風趣地說，中國雖然有很多問題，但中國並不是俄羅斯。

現在傅才德只能從香港報道中國——跟其他紐時記者一樣，他拿不到中國簽證。不過，他說，他在北京、上海的辦公室有很多同事，可以幫他的忙；很多中國大陸人來香港，他也可以采訪他們，雖然“最理想是在北京和上海報道中國”。

給他們跟奧巴馬一樣的待遇

對於為什麼願意付出離開工作了13年的公司、冒著某種危險的代價還要堅持寫類似報道的問題，傅才德回答說，因為“中國太重要了”。他說，“中國有可能過5、6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所以，我們應該，我們的記者，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應該給中國的領導人一個奧巴馬的待遇，或者克林頓的待遇，或者布什的待遇，可以很詳細地看他們的情況，他們財富的情況。”

他說，中國不乏世界上最優秀的記者，但是他們沒有調查他們國家比較重要事情的自由。“有一天中國記者有了這樣的權利，那我們外國記者就可以放棄一點。但是，現在我覺得是我們的責任。”

他回應有人說他欺負中國、不愛中國，“因為它是這麼重要，我們才要犧牲很多時間調查這些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事。”

他建議熱愛中國、關心中國大事人士和記者，“可以更詳細地看看萬達的股東，因為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股東，我們沒有時間，沒有辦法證明他們的關系，希望他們也可以調查一下，有可能他們會發現一些新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