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人權與中國
近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宣佈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這份頗有爭議的協議帶來了雙重意外。在幾乎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尤其是經歷過去多次挫折之後，這一姍姍來遲但卻萬眾期待的成就終將被實現。而在幾小時之內，這場國際關係上的地震就帶來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餘震。諸多長期飽受磨難的英勇的古巴人權活動家冒著被進一步迫害的風險，抗議美國這份邦交“正常化”決定，因為它沒有以卡斯楚獨裁政權承諾釋放所有政治異見人士、賦予人民民主自由為前提。
為渲染華府在獲取古巴政府改善人權承諾方面的失敗，一些人權活動家選擇繼續激怒古巴當局。在獲得上述承諾之前，他們希望阻止美國政府按計劃消除目前存在于美古貿易、投資、旅遊、文化、教育和體育交流之間的障礙。
他們害怕的是，雖然為時或晚，但卡斯楚政權已經像很早前的越南一樣，從中國身上學到了一點，那就是一個圓滑的共產主義政府可以通過與世界領先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業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來加強對權力的掌控，它可以坐擁一切，而無需賦予人民任何可能威脅到其統治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
美古關係的進展，讓美國一些資深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回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在華府的關於對中政策的激烈爭論。
在1972年，尼克森總統出人意料地出訪中國，打破了中美關係二十年來的僵局。但出於對國內政治鬥爭的警惕，尼克森並沒有急於立即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他精明地將中美建交中最棘手的問題，包括中國駭人聽聞的人權問題，留到連任後解決。然而，水門事件醜聞不僅打亂了尼克森的連任計畫，而且使他的繼任者（吉羅德•福特）忙於其他事務而無法專注於中國問題。而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最後幾年的中國自身正經歷著更大動盪，無暇顧及其他。
因此，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挑戰就落到了吉米•卡特的肩上。在成功戰勝福特的總統競選中，卡特強調，他將在制定外交政策時賦予人權問題更重的砝碼。然而，他當時面臨的最緊迫的中國問題卻是臺灣的未來。這個島嶼的法律地位將會是什麼？美國將如何處理其與當時仍然控制臺灣的蔣介石獨裁政權“中華民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是否能夠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與這些問題相比，大陸的人權問題就顯得更加次要了。
儘管如此，一些反對中美邦交正常化的美國人和共產主義陣營之外的中國人仍然主張，在達成共識前，美國要考慮的不僅是臺灣人民的福祉，還應當包括大陸人民的自由。正如今天古巴的人權運動家和他們的美國支持者所主張的那樣，當時的這些反對者也認為，美國應當堅持要求文革後的鄧小平政府明確承諾採用國際人權標準。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卡特政府不應滿足於承諾，而應等到中共政權用實際行動證明確已放棄了殘酷的獨裁和專制統治後，再與中國建交。雖然美國與蔣介石獨裁政權長期結盟，這些反對人士主張，美國應等到中國確實改善人權後，才對中共政府給予外交承認，作為對其人權進步的獎勵，而非僅僅期待建交可以提高中國改善人權的可能性。
這種觀點並非在1978年才首次提出。1933年，在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同意美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前，就已有人提出類似的論點。此外，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十六年後，華府與河內政府最終決定摒棄越南戰爭前嫌時，又有人提出了這種論點。
回顧美中邦交正常化之後的36年，我們應當怎樣看待當時的反對之聲？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在1978年預言，美中邦交正常化會幫助改善中國人權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我們錯了麼？
在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中，我們顯然沒有聽到過類似于古巴人權活動家那樣的對邦交正常化的批評。當然，那時普通中國人對人權問題表達關注的管道，以及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機會十分有限，而且鄧小平政府向世界“開放”的政策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
在中美剛建立外交關係後的兩年半裏，我住在北京，在這期間頻繁接觸社會活動人士、知識份子、法律改革者、學者和進步政府官員。在那個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短暫時期，我在西單民主牆前聆聽了許多有膽識的演講。社會活動人士有時會表達對美國大使館和國務院的失望，認為他們對中國持續侵犯人權行為的抗議不夠積極。但我不記得有任何人質疑邦交正常化的可取性。
這一點到今天也沒有多大改變， 雖然中國人仍然無法就許多問題自由發表意見。可悲的是，雖然中美邦交正常化促使中國在經濟、社會和教育上獲得了巨大進步，但中國人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仍受到嚴重抑制。事實證明，習近平政府已是中國當代最為高壓的政府，而且這屆政府還將繼續執政八年。然而，在我認識的眾多中國人權活動分子中，我不認為，在認真思考這個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實後，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會質疑卡特總統在中美建交決定上體現的睿智。
實現邦交正常化之外的另一個選擇，是在整個世界都渴望接納中國的同時，繼續甚至加強孤立中國的無謂努力。這種做法不太可能改善中國國內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而且絕對會延誤它在許多方面的重要發展，而正是這些發展讓中國政府在政治自由化方面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並同時滿足了中國人民的其他需求。
邦交正常化只是第一步，但卻是建立社會運動各方力量，提升、最終實現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和其他人權的關鍵一步。古巴人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機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為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譯者蔣超翊為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本文英文版首發於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網站，本文為編輯後的中文譯稿，由作者授權FT中文網發佈。本文責編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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