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為世界樹立榜樣？
匈牙利經濟學家 雅諾什·科爾奈
引言
“關於如何尋找那些最能讓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社區組織方法和國家類型，是一場競賽。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探討的熱門話題，是解讀那些非西方的、非自由的、非自由民主的、甚至可能是不民主的，但卻能令國家成功發展的制度。根據當前的國際分析，這類表現出色的星級國家有，新加坡、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土耳其。”
這是一張奇怪的列表。在以上提到的國家中，哪些特徵是其他非星級國家所沒有的？讓我們來看看表1。很長一段時間裏，甚至是在經濟危機期間和之後，這五個國家中有四個，GDP增長率遠高於許多表面上不斷衰落的西方國家，也高於匈牙利。對許多人來說，這確實評得上是一個“星級”。但是俄羅斯顯得與眾不同，它在2009～2013年的平均GDP增長率並不比美國快。按照列表隱含的其他屬性，印度也頗為獨特。不同於其他四國專制或獨裁的政府形式，印度自獨立以來就一直實行議會民主制。政治力量未曾陷入權力紛爭；任何人都可以被投票表決出局，因此競爭的政黨和團體能夠交替執政。
表1 經濟衰退期間和之後“星級”國家和其他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
資料來源：IMF
要對此進行充分闡述，就要分析以上五個國家的發展情況。由於篇幅有限，我打算只談談中國。這個國家清楚展示了兩項矚目的標誌：極迅速的增長和獨裁的政府。這裏若干問題就出來了：如何解釋中國的快速增長率？匈牙利可以效仿中國嗎？如果可以，是否物有所值？匈牙利以中國為榜樣能否獲益？
中國的發展之路——快速增長時期
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恐怖時期，其間壓迫極其殘酷，甚至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比。百姓被貧困、饑餓和混亂不堪的經濟政策壓得透不過氣。接著，經歷了幾年權力爭鬥後，終於在1981年轉向開展鄧小平策劃的制度改革，此後生產率逐漸以排山倒海之勢迅猛增長。（參見圖1和圖2的GDP曲線。）
圖1 中國的經濟增長
（注：儘管改革進程始於1980年之前，但改革的各種影響在1980年才出現。這就是1980年被選定為基準年的原因。曲線最低部分所代表的部門包括，狩獵、林業、漁業以及農業等狹義上的子行業。用於計算指數的絕對數字，以2005年美元不變價格的來源進行測量。
資料來源：U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圖2 改革進程的開始
注：此圖“放大”了圖1的左下部分，時期為1974～1987年。資料來源：見圖1的來源。
“改革”一詞涵蓋了若干個過程
1.農業領域發生了極其突然且深刻的轉變。私人承包取代了公社和集體農業，從而釋放出巨大力量，推動了農業生產。（參見圖1和圖2的農業曲線。）
2.移除了以往對私營企業的限制。各個經濟部門湧現出大量新的私人公司。
3.出現並迅速流行起一種新型公司（稱為地方企業），是市政和私人所有權的特殊組合。
4.被西方排斥的內向型毛澤東時期讓路給了“對外開放”時代。出口量突飛猛進。（參見圖1和圖2的出口曲線。）
5.中國不僅允許、而且是積極地邀請外國投資者到來。於是外國資本強勁注入，勢不可擋。
6.中國竭力向發達國家學習。對知識的渴求表現為諸多形式。譬如，成千上萬的學生被送往西方最好的大學學習，而且畢業後回國人員的比例很高。
7.伴隨第5、第6點所述變化而來的，是現代技術飛速傳入中國。國家日漸融入現代資訊的世界網路以及以通訊為基礎的社會。
應當指出的是，1～7點的變化並非“異端”特徵。它們都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建議，以及中國領導層諮詢外國經濟學家後所實施的改革。現在我們來談談不屬於西方國家建議標準範疇的增長因素。
8.中國對工資實行嚴格控制，進而牢牢控制著家庭消費。雖然消費有所增加，但其增長遠遠落後於生產的增長。家庭消費占GDP的比例很低，並且進一步下滑。（參見表2第2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準提高到了戲劇性的程度。
表2 中國的GDP利用率
（資本形成總額、家庭消費）
注：構成計算起點的GDP資料，與用來計算表1所示指數的資料一致。
資料來源：U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9.投資占GDP的比例高得驚人（參見表2第1行）。這顯然與中國極高的儲蓄率有著緊密關聯。世界經濟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相似情況，可媲美於中國國民收入利用率的這種分配。（我稍後再討論這一點。）唯一的類似案例，也許是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下的史達林主義工業化。沒有哪個西方國家的民眾，會承受這種在生產增長中的比例限制。
列舉的經濟增長屬性來源於該時期發生的制度變革，它們在很多方面都顯得自相矛盾。當時出現的經濟體制是基於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所需。這些制度使私有財產和私人合同得到1/2～3/4（但並非完全或連續）的保護。另一方面，國家所有制仍然保留了重要而有影響力的一席之地。大批國有企業人為接受國家補貼和廉價的銀行貸款，並通過“軟預算約束”綜合症等其他體制得以維持，全然不顧貿易損失有多嚴重。
在政治制度方面，改革沒有打破共產黨一黨制的政治壟斷。國家仍然保持獨裁政權，但毛澤東時期的那種野蠻殘酷已經有所緩解。可以辯論的空間變大了，給教育和思維活動施加政黨意識形態的強度變輕了。史達林/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的組成結構逐漸發生改變。在其內部，政治官僚與新型資本主義業主和技術管理者集成的社會群體日益相互勾結。
中國的發展道路——減速時期
中國的生產以創紀錄的速度增長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事實表明，這種駭人的速度無法永遠保持下去。在表3中，1984年的GDP增長了15%，接著有所放緩，然後增長率再次躍升到2007年的14%；自那以後增長一直呈現明顯的減速趨向，有兩年還萎縮到了1984年增長率記錄的一半。
表3 中國的增長率百分比資料
（GDP增長率、農業增長率、出口增長率）
注：表中的資料，以當年和去年之間的指數差作為去年的比例值，即增長率百分比。
改革後，最重要的事件開始發生於政治領域，而不是經濟領域。20世紀80年代壓迫緩和所產生的效果，並沒有帶來對統治者的滿意或感激之情，而是喚醒了民眾對自由的渴望。分散的抗議運動不斷積蓄力量，最終在1989年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當時，首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連續數日被學生和其他公民佔領，大家要求獲得人權、自由，呼籲杜絕腐敗。在鄧小平的指令下，這場非暴力反抗被武裝部隊殘酷和血腥鎮壓。隨後而來的是打擊報復，獨裁政權再次變得強硬，儘管沒有回復到毛澤東時代的瘋狂暴行。
很難說以滿腔熱情開始、卻以腥風血雨收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與經濟增長的穩步放緩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不過，可以在經濟條件的變化中找到對後者的一個充分解釋。
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層面的經濟增長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廣泛增長階段，以充足的自由勞動力供給為標誌，國家為此提供生產所需的資本。生產能夠迅速增長，是因為資本量上升的同時工作量也增加了，但是這些並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經濟將遭遇越來越多的增長瓶頸：在需要的地方無法獲得足夠資格的勞動力和/或便利的投資資源。慢慢地增長就會進入強化增長階段，這期間可以主要（後來也許只能）通過提高生產力來實現生產增長。強化增長階段的增長必然比廣泛增長階段慢。
這個世界並不存在奇跡。中國也在經歷這種漸進的階段轉換。提高生產力必將被賦予更大的權重，這對資本和勞動力的品質提出了許多要求。越來越多領域急待資本密集型（所以很昂貴）的投資。國家日益需要更多的技術工人，包括高素質的知識份子，沒有他們就沒有技術開發和創新可言。人們必定獲得更好的薪酬。專業訓練將包括大力發展教育和研究。人們會要求改善生活條件。員工的健康須受到更多重視。建立一個福利國家（至少在適度的水準）不能再拖延了。
因為所有的這些事態發展，工資就必須提高得更快，除工資成本增加外，還出現了各種稅費，以覆蓋不斷上漲的國家福利支出（涉及到教育、健康和養老金）。結果之一即，中國用於出口的商品將更加昂貴，商品的競爭力將會下降。出口能力的下滑，或者是出口能力的最終前景，加大了轉向內需的誘惑。
至此，以上討論均從經濟的內在規律（即消費投資比率不可避免的變化）推導而得。但是，變化並不全都由於盲目的內部強迫：人民也是有發言權的。地方民眾的不滿抗議越來越普遍，罷工頻繁發生。許多地方小型運動都被平息，或者通過賄賂組織者，或者經由警方嚴厲打擊。不過，公眾對獲得更大增長收益份額的訴求顯然造成了壓力。
國家領導層因為急於擴張，未能處理好環境遭受的破壞。發出警告的不再單限於外國觀察家，採取行動解決空氣污染和其他環境問題已是勢在必行。這些進而會轉移掉不少可以迅速並直接促進GDP增長的投資資源。
中國的經濟發展強勁有力，但是它的巨型體制大廈出現了裂縫。很多政府支出用於支援虧損的國有企業。一大批國有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負債累累。至於銀行部門，則在飽受不良貸款的折騰。
中國為抵抗經濟放緩做出了各種努力，甚至通過提高投資在GDP利用率中的比重（2012年投資比例上升到47%），來恢復加速增長。這絕對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項巔峰創舉！每兩單位的生產中就有一單位被用於投資。因此，家庭消費比例也達到創世界紀錄的新低：僅僅36%。從來沒有過這麼少的家庭消費（只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3，見表2。）中國經濟的這種嚴重的內部衝突——經濟放緩的一個因素，似乎導致了緊張局面日益惡化，而不是逐漸緩解。
從公眾的情緒中可以感受到緊張不安。雖然那種巨型增長的一個幸運結果是，拯救億萬人脫離了可怕的貧困和饑餓，但也令富裕的上層階級與數億赤貧人口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一種對不滿情緒的回應是“強硬起來”：鎮壓措施激增（員警暴力、恫嚇以嚴厲的處罰），過去的一、兩年尤其明顯。另一種回應是，通過挑起國人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中國的未來將會怎樣？
誰能對未來有十足把握？不排除中國領導層有可能實施矯正措施以疏解壓力，就好比鍋爐徐徐放掉蒸汽。實際工資將予以提高，福利國家的要件會一個接一個安裝起來，檔次至少與中國的發展相稱，增長阻滯效應也會得到冷靜承認。
上述變化，加上重新分配共同負擔和國家服務從而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會令社會緊張局勢得到緩解。這一切能減輕蕭條，總的來說還可能會遲早導致政治體制民主化。
希望看到中國走這條路的人不計其數——不只是絕大多數的外國政要和中國專家，還有抵抗當前中國制度的國內反對派們：開明的教師和學生、作家、藝術家、記者，和以前的甚或是現在的黨員幹部。
當然，事情也許會往另外的方向發展。領導人可能都想通過遏制工資增長和國家福利開支，儘量壓擠出更快的經濟增長。衝突和抗議行為可能會遭到更強烈的打擊報復。如果情況惡化到這個地步，即根據當權者的判斷，有必要令“全國上下聽從指揮”，那麼，他們會著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甚至不惜嘗試軍事行動。
沒人知道應該如何解決向外發展還是轉向封閉的兩難困境。如果是後者占了上風，則可能意味著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將變得鬆散，很多經濟效應會減弱，中國活力十足的技術進步會受到阻礙。
經濟結果是不可預知的。而可以預見的是，“強硬”不可能使第一階段的增長率持久回歸到驚人的15%。我們也無法肯定，目前7%～8%的增長率是否能長時間穩定下來，從而阻止經濟的進一步放緩。
匈牙利能否追隨中國模式？
一句話：不能。但是我想多說幾句。我如此嚴謹且精確地概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特性，就是為了可以更詳細地證明我的否定回答。
我們不能給某個國家任意指定未來的發展路線，正如歷史不會在“中央意志”面前擺放一份菜單，上邊列有各種菜式：新加坡菜和瑞士菜、中國菜和日本菜、美國菜和尼日利亞菜、瑞典菜和韓國菜，然後說，“給，都在這：請選擇您想要的。”一個國家在給定時間內的狀態，以及它當前的歷史路徑，通常都濃縮了它所能遵循的路徑集合，雖然要遵循的路徑同樣無法確定。決策者仍然有很大的選擇餘地，當然也得負擔起相應的歷史責任。
就讓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比較一下中國和匈牙利的特徵：
先看中國，其幅員遼闊，沿海省份眾多。它跨越多個氣候帶，因此能生產多種多樣的農產品。中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且不論轉向封閉是否有利於中國，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能力那樣做。而自然資源貧乏的內陸國匈牙利，沒有能力如法炮製孤立自己。開放是其自然特徵和地理特點所造就的。
至於匈牙利，其投資比例約是中國的1/3，即便政府有心，也無力達到中國的水準。因為這僅僅部分依賴於政府意向；而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於公民、個人、家族、家庭、私營公司，以及至少部分取決於自治機構和小型社區。國家可以嘗試用華麗詞藻和財政激勵措施來影響人們的決定，但是這種分散的過程並非在國家的命令下運作。它有賴於獨立的決策者，靠的是誰儲蓄、誰投資，以及大家對未來、對投資和財富安全寄予多少信任。
匈牙利的競爭力沒有改善。可不可能通過把匈牙利人的工資推低到中國的水準，從而大幅提升競爭力？國家花在醫療保健、教育和養老金上的費用（按人均百分比算）是不是也應該減少？這裏我並不是問，根據某些價值觀體系，那樣做是否可取。我討論的僅僅是可行性。那麼匈牙利能效仿中國嗎？可以很明確地回答：不能。
此外，有一項重要的標準即所謂的規模經濟。匈牙利的人口相當於中國某些較大城市的規模。中國擁有一個15億人的國內市場，為中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儲蓄和盈利的巨大空間。這是匈牙利的中央意志力所不及的。
實證分析總結
從伯伊萊圖什納德演講中摘錄的那些話，並不呈現明確的因果關係，只是反映了兩個同步現象：“星級”的經濟表現——從非常迅速的GDP增長意義上說，以及非民主的專制/獨裁政府形式。然而，同時提及它們的確造成一種因果關係的印象，至少狹義來看，專制/獨裁是那種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確切地說，所謂的關係就是：專制/獨裁→快速增長。
這個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會為真。在這次討論中我甚至都懶得進行一般性的反駁；篇幅限制就已經稱得上是充分理由。我並非要拒不接受演講中提到的那五個國家的真實事例。我希望能以中國的案例來支持我個人的反駁：因果關係遠比上面引用的論斷複雜。一方面，關係中的“原因”方包括的解釋因素非常多，絕不僅僅是一、兩個而已。另一方面,“後果”方並非只有一個單一結果——高的GDP增長率，而是包括了從民生發展到收入分配再到環境破壞等的諸多結果。命題的兩方是互動式的，即彼此相互影響。壓制、侵犯人權等，可以置於“原因”方（因為這些在制度體系中被用來遏制不滿的聲音）；但是它們同樣可以屬於“後果”，因為它們是強制增長加速所產生的部分惡性副作用。
我還要強調一點，只簡要說明政治經濟制度體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瞭解其動態過程：哪一方什麼時候，以及為什麼，加快了速度或減緩了下來。
匈牙利效仿中國是否可取？
我們暫時弱化早前想法所得出的一個結論，即：匈牙利不可能效仿中國。假設如果整體上或在主要特徵方面不可能，那麼也許仍然會有不少部分可以遵循中國模式。
我不是在逃避問題；這絕不是無涉價值判斷的“純經濟”問題。答案取決於應答者的價值體系。民主憲政的堅定信仰者（比如我）會確定無疑地回答“不”。民主——尊重人權和法律保障離不開它——並非只是眾多價值中的一個。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它不只是一種利益，可以用來交換諸如較快增長或更大繁榮等其他的價值。
讓我用經濟理論的語言來表述以上的意思。有人談到一種權衡取捨，一邊是民主、人權和法律保障，另一邊是經濟增長和相關的物質福利。對他們來說，把一小撮情緒激動的人關起來，或是必要時向抗議群眾開槍，是值得的，如果那樣能為經濟增長一、兩個百分點開闢道路。這裏我是以經濟學家的行話，平鋪直敍了許多人心目中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所以中國沒有民主，人權經常被踐踏，這很可鄙，但卻是當前值得付出的代價，而且也是為了將來生產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增長，並最終讓許多人免受貧困之苦，以及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福利。”
這種權衡為民主的虔誠信徒們所深惡痛絕。絕不能以換取其他價值為名犧牲民主、尊重人權和法律保障。
之前我以實證分析的框架駁斥“專制/獨裁→快速增長”公式，因為它沒有充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現在我仍要抨擊這個公式，這一次是從規範分析的角度，因為在我的價值集合裏，民主是決不能捨棄的，即使結果是要加速經濟增長。
我的觀點將引出許多新問題，至少和試圖解決的問題一樣多。是否存在一條發展路線，其中政府採取自由民主形式，而持久的增長和相關的物質福利能得以維持？匈牙利能否遵循這條路徑？倘若我想回答這些問題，我會遠遠超出編輯允許的最大篇幅，雖然不管怎麼說我都已經超過了這個範圍。
討論這些有意義嗎？
這個不好確定。在科學會議上，發言者能表達他或她的觀點，並用資料和邏輯論證加以支援；而其他人則在理性推理的基礎上和他/她進行辯論。但是伯伊萊圖什納德演講並非發表於某個科學會議。
我不是與世隔絕的學者。我有直接的生活經歷，大量閱讀過關於理性決策的理論和政治活動的心理學。世上沒有令人信服的理性論證狂熱者。一個考慮基本問題的政治家並非在各種非此即彼的建議中做選擇。他/她早已持有受自身信念影響的立場，並挑選那些願意提供諮詢以確切支持其立場的顧問。這些顧問已經準備好給出這個政治家喜歡的意見，他們也願意參與到他/她的事業中去。
贏得選舉和獲取權力，無法通過思想的力量實現。然而，本文提供的那些討論也許仍有意義。它們或能做出一點貢獻，幫助那些願意進行理性論證的人找到方法，闡釋政府形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複雜的相互關係。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作者為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他1928年出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曾任匈牙利科學院計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計量學會理事和會長，聯合國發展計畫委員會副主席，對中國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響。本文譯者為顏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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