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當年紅衛兵正旺盛時，在中國的是非對錯標準可以完全反自然規律的，例如：紅燈前進，綠燈停止。這些政策，不管是命令或法規，反正總有個依歸來執行，那就是：最高領導人的旨意就是法，以此作為執政依據。
紅衛兵後來演變成四人幫，依舊是同樣模型的「依法」。後經內鬥結果，四人幫垮台，矮鄧崛起，法的標準又改變了。
薄熙來還沒倒之前，他老兄本人就是一本厚厚的法典，在圈定區域內足以呼風喚雨。周永康也是一樣。要不然，拿當初中國媒體上有關他們兩人的任何報導內容，看有任何腐或貪或影射任何不法行為的言語？完全沒有，一切歌功頌德，就等於是當初正紅的四人幫。
再翻開KMT統治下的台澎，差異多少？法官最後的判決居然必須事先請示，就在蔣介石眉批 "死刑可也！" 下底定了。 這就是KMT的「依法執政」。
再翻開KMT統治下的台澎，差異多少？法官最後的判決居然必須事先請示，就在蔣介石眉批 "死刑可也！" 下底定了。 這就是KMT的「依法執政」。
回顧了上面，再來看底下有關習董最近的「依法治國」與反腐，不難推論之後的軌跡走向啦！
華人之 "法"，依人而定！朕即法也！
華人之 "法"，依人而定！朕即法也！
紀委主導中國反腐，官員亦成受害者
傑安迪, 儲百亮 2014年10月20日
北京——連續數天，中國福建省的中層官員王光龍被關在一個冰冷的房間裏，他不僅沒有東西可吃，還要挨打和接受審訊。此外，他不能睡覺或坐下，甚至連靠牆也不行。他在後來的證詞中說，一次挨打之後，他喪失了部分聽力。他後來告訴親屬和律師，自己曾想過自殺。
他說，最後他接受了一項交易：簽署了一份認罪書，承認自己曾受賄17萬元人民幣，錯誤地以為這樣自己就能獲得保釋並洗清他堅稱莫須有的罪名。
2013年，原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今年上半年，在因貪汙受賄罪名而接受判決的8110名官員中，只有14人被判無罪。
他的妹妹王秀雲在採訪中說，「為了活下去，他就做了他們要他做的。」
目前，中國正在嚴厲打擊政府腐敗，已有50多名高級官員和成千上萬名普通官員落網。這屬於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恢復公眾對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信心所做的一種努力。根據7月發佈的政府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檢方對共產黨官員展開了6000多宗調查。
中國領導人堅定地表示，他們的清理行動才剛剛開始。
但是，批評人士稱，習近平反腐運動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場運動的一個關鍵矛盾：反腐運動雖然以法律和問責的名義展開，但往往由黨的機構在法律之外秘密操作，其中充斥著虐待和危險行為，誘捕王光龍的機構就是一例。
在本報進行的十多次採訪中，法律學者和代理落馬官員的律師表示，即便以受共產黨嚴格控制的司法體系的標準來衡量，為這些被告辯護都堪稱舉步維艱。
他們說，最大的挑戰在受指控的官員因為被黨的紀檢部門扣押而消失的那一刻就開始了。這些人可能會被關上幾個月，負責審問的人員則會在此期間設法讓他們招供，有時還會刑訊逼供。
所謂的「雙規」是一種不受法律束縛的秘密做法，被拘者通常無法與律師、友人和親屬取得聯繫。王光龍的代理律師毛立新說，「它剝奪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不過律師們表示，就算在案件離開黨的紀檢部門之手、進入刑事司法體系之後，他們在接觸證據、證人和委託人方面仍然會受到限制。他們還說，審判過程往往很倉促，不會考慮被告提出的刑訊逼供指控。
律師們表示，中國法院很少允許他們傳喚辯方證人，檢方則經常隱瞞關鍵證據。
有罪判決基本毋庸置疑。根據政府公佈的數據，在今年上半年因為貪汙受賄罪名而接受判決的8110名官員當中，99.8%都罪名成立。也就是說，這些被告當中只有14人被判無罪。
雖然辯護律師和法律改革的倡導者對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表示歡迎，但是他們也警告，有關部門在處理涉嫌行為不端的公職人員時缺乏正當程式。他們表示，如果沒有系統性的變化——主要是指一個去政治化的獨立司法體系——那麼共產黨革除腐敗、重獲公眾信任的雙重目標就會最終失敗。
「冤假錯案太多了，」代理過眾多政府官員的資深辯護律師沈志耕說。「老百姓最恨的不是貪官，是枉法。」
本周，當頗有影響力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數百名成員在首都北京召開會議時，毫無疑問，他們將對習近平議程中的一大主題——「依法治國」——表示贊同。
然而，大多數分析人士一致認為，所有改革提案很可能只能逐步落實；幾名律師也對黨的領導人放棄影響一些案件結果的權力表示悲觀，因為領導人認為，這些案件可能會對他們的權威或親朋好友的經濟利益造成威脅。
「我們認為，實際上我們還是在一個舊的、沒有根本性改變的體制中去工作，」曾為薄熙來擔任代理律師的李肖霖說。薄熙來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貪汙等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法律界有一個理論，如果我們不去追求法治，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沒有法治的受害者。」
儘管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且落馬人數不斷增加，但黨的反腐運動，是根據自己那一套隱秘的規則進行的。考慮到中國官員腐敗現象普遍，而司法體制又不透明，外界並不清楚被黨的紀檢部門列為目標的那些人，究竟是最為腐敗，還是僅僅因為不走運，在一場看不見的派系鬥爭中站錯了隊。
大部分分析人士預計，一旦黨的紀檢部門將案件移交給警方來進行刑事調查，周永康將在審判中被判有罪，而審判會經過刻意安排，以給人一種程式正當的感覺。
許多辯護律師稱，對周永康的審判，將是對黨的領導人是否真心致力於司法改革的考驗。幾乎沒人預計這樁訴訟會遵循國際慣例。
「周永康是很惡劣，破壞法治，應該按照法治審判，」中國最大的律所之一京都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田文昌說。「但客觀來講，還是積重難返。」
因為周永康及其大部分家人已經一年多時間未能與人溝通，外界無法獲知他可能正在經受的不當對待。不過，少數幾名經歷過黨的內部調查程式並敢於在事後公開發聲的政府官員的例子表明，級別較低的官員可能會面臨大量的可怕暴行，而這些暴行會隨著反腐對象的抵抗而增加，直至其完全招供，哪怕是他們可能並沒有犯下的罪行。
去年11月，沿海城市福清市國土資源局51歲的前局長王光龍在審判中獲刑10年，定罪依據主要是他自己的供述。他的代理律師毛立新表示，審判中充斥著各種不規範的地方，而據稱向王光龍行賄的兩人，均未在去年的審判中出庭作證。（在王光龍上訴後，其中一人在二審中作證。）
法院未採信王光龍稱自己遭到刑訊逼供的說法。儘管本報無法獨立核實其說法，但他的家人堅信發生了刑訊逼供，而且王光龍的描述，也與其他一些已曝光的案件當事人的說法相符。
這類濫權行為很少會引起公眾的憤怒。許多中國人認為，絕大部分官員都存在腐敗問題。即便承認部分被告可能是因為政治原因而落馬，他們仍對這一波拘捕浪潮大抵持歡迎態度。
中央黨校的學者林哲駁斥了政治在決定調查目標上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說法。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是培訓升遷官員的地方。「落馬的那些人之所以落馬，是因為自己有問題，不是有政治原因，」她說。
掌管中共反腐機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王岐山，以及其他一些官員均曾表示，應當「依法」進行腐敗調查，而黨的紀檢機構也應該比現在更迅速地將案件移交給司法機關。
在8月面向政協常委會成員舉行的通報會上，王岐山說，考慮到貪官的習慣根深蒂固，這場運動可能會耗時數年。
「就像戒煙戒酒一樣，」他說，「能一下就不抽、不喝啦？」
官方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共懲處了大約8.4萬名違紀黨員，同比增加30%，最輕微的懲罰為降職，最嚴重的則為開除黨籍。
習近平承諾將繼續施壓。
一家黨報8月報道，習近平表示，「既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交給了我們，就要擔當起這個責任。」
但他的戰鬥口號尚未贏得許多本國律師的支持。這些律師稱，如果不進行制度性的改革，這場運動註定會失敗，猖獗的腐敗最終會重現。
在力圖根除腐敗的運動中，習近平常常反覆提及「老虎和蒼蠅」一起打。擔任過薄熙來的代理律師的李肖霖沿用了這個比方，「你這個糞坑在這兒，蒼蠅聞到這個味兒它就來。守著糞坑打蒼蠅，蒼蠅你總也打不完。」
傑安迪(Andrew Jacobs)和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
傑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儲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報道。Kiki
Zhao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中國反腐的真正目的
JOSEPH STERNBERG
人們普遍認為北京不斷擴大的反腐戰從很大程度上關乎政治鬥爭。國家主席習近平查處的人主要是潛在競爭對手，比如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前公安部部長周永康。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如果中共政權要想在習近平發起的又一場劇變中倖免於難的話，就需要進行一場令人信服的反腐戰。不要低估了這樣一場反腐戰的必要性。
2012年以來公佈的對黨政官員的很多貪腐指控都有一條線相連，這條線就是對國有資源分配不當。薄熙來受到的指控之一是貪汙。侵吞國有資產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一眾前高管受到的指控的核心，其中包括該公司前董事長蔣潔敏。蔣潔敏去年就任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主任後不久，即捲入了一場反腐調查。
“侵吞國有資產”的一些變相說法出現在有關各級官員所受指控的大部分報道中。無論還有其他什麼原因使這些官員成為目標——比如與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有關系——侵吞國有資產通常是免去其職務的理由。
這並非偶然事件。黨政官員（及其朋友和親屬）從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中獲利頗豐。市場化催生了一個有足夠資金實力能夠賄賂官員的私營部門，同時也給予了官員新的酌情決定權（這種權力使官員成為值得行賄的目標）——其中包括指導國有資產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過程的能力。
中國腐敗問題專家韋德曼(Andrew Wedeman)對相關歷史進行了研究。中國現代腐敗問題始於上世紀80年代價格雙軌制時期，當時政府定價和市場價格常常相互並行，而一些政府官員及其親信試圖在兩個價格之間進行套利。膽大的官員會以較低的政府定價向那些高額行賄的企業主出售原材料。而如今，一些與官員交好的地產開發商暗中進行國有地產交易的現象尤為普遍。
還有一些腐敗事件會出現在那些國家和市場界限模糊的領域。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去年承認向政府官員和醫生行賄以提振銷售。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從中國公私混合的醫療體系所造成的扭曲現象中獲利。受雇於國家的醫生收入微薄，他們只要能得到足夠好處，就願意利用自身與患者接觸的有利條件，在病人的處方上做手腳。
要打擊貪腐，顯而易見的辦法是降低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習近平在展開反腐行動的同時也談到了這一點。北京近期展開了一個試點項目，將一些大型國企部分地私有化。
此舉是中國國有領域改革的一部分，這項改革主要是為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率。然而它們也將是北京為打擊腐敗、恢復公眾對中共統治的信心而採取的重要舉措。國有領域越小，貪腐的機會就越少。
然而國有領域改革也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於腐敗名聲已經損害了其廣泛合法性的權力主義政府。剝離國有資產的任何新舉措都必然催生被指在先前的改革中導致腐敗行為的那些途徑、動機和機會。現在習近平正打擊這樣的腐敗行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個諷刺現象，即改革從長遠看將會減少經濟中的腐敗，然而在近期卻會讓經濟更容易受到腐敗侵蝕。
這樣的事實給國有改革涉及的政治挑戰帶來了新難題。大多數觀察人士認為，改革的最大障礙在於，大型國有產業和源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僚機構在中央政府有著足以形成阻滯的巨大政治權力。這些產業和機構無疑在動用其權力，而這對習近平來說是個問題。在中國政治體制內，領導人要依賴相對較小的一個精英群體才能獲得政治權力。
然而確定無疑的是，習近平或他圈子中的某人已經想到，無論特殊利益群體可能對習近平個人造成怎樣的政治威脅，民眾對於腐敗的普遍憤怒對整個政權穩定性的威脅更為嚴重。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民眾或多或少地默許了經濟中的腐敗寡頭壟斷，這是其國有資產私有化導致精英階層暴富的結果。但習近平並不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網民會同樣寬宏大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幾乎可以肯定無法減少地方腐敗。要實現這種程度的進展，就需要發展言論自由、民主問責制和司法獨立——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終結。但如果“勝利”的定義是在即將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中震懾危及政治穩定的公然腐敗，或許可以肯定習近平有成功的機會。
（本文作者Joseph Sternberg為《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
“侵吞國有資產”的一些變相說法出現在有關各級官員所受指控的大部分報道中。無論還有其他什麼原因使這些官員成為目標——比如與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有關系——侵吞國有資產通常是免去其職務的理由。
這並非偶然事件。黨政官員（及其朋友和親屬）從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中獲利頗豐。市場化催生了一個有足夠資金實力能夠賄賂官員的私營部門，同時也給予了官員新的酌情決定權（這種權力使官員成為值得行賄的目標）——其中包括指導國有資產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過程的能力。
中國腐敗問題專家韋德曼(Andrew Wedeman)對相關歷史進行了研究。中國現代腐敗問題始於上世紀80年代價格雙軌制時期，當時政府定價和市場價格常常相互並行，而一些政府官員及其親信試圖在兩個價格之間進行套利。膽大的官員會以較低的政府定價向那些高額行賄的企業主出售原材料。而如今，一些與官員交好的地產開發商暗中進行國有地產交易的現象尤為普遍。
還有一些腐敗事件會出現在那些國家和市場界限模糊的領域。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去年承認向政府官員和醫生行賄以提振銷售。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從中國公私混合的醫療體系所造成的扭曲現象中獲利。受雇於國家的醫生收入微薄，他們只要能得到足夠好處，就願意利用自身與患者接觸的有利條件，在病人的處方上做手腳。
要打擊貪腐，顯而易見的辦法是降低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習近平在展開反腐行動的同時也談到了這一點。北京近期展開了一個試點項目，將一些大型國企部分地私有化。
此舉是中國國有領域改革的一部分，這項改革主要是為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率。然而它們也將是北京為打擊腐敗、恢復公眾對中共統治的信心而採取的重要舉措。國有領域越小，貪腐的機會就越少。
然而國有領域改革也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於腐敗名聲已經損害了其廣泛合法性的權力主義政府。剝離國有資產的任何新舉措都必然催生被指在先前的改革中導致腐敗行為的那些途徑、動機和機會。現在習近平正打擊這樣的腐敗行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個諷刺現象，即改革從長遠看將會減少經濟中的腐敗，然而在近期卻會讓經濟更容易受到腐敗侵蝕。
這樣的事實給國有改革涉及的政治挑戰帶來了新難題。大多數觀察人士認為，改革的最大障礙在於，大型國有產業和源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僚機構在中央政府有著足以形成阻滯的巨大政治權力。這些產業和機構無疑在動用其權力，而這對習近平來說是個問題。在中國政治體制內，領導人要依賴相對較小的一個精英群體才能獲得政治權力。
然而確定無疑的是，習近平或他圈子中的某人已經想到，無論特殊利益群體可能對習近平個人造成怎樣的政治威脅，民眾對於腐敗的普遍憤怒對整個政權穩定性的威脅更為嚴重。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民眾或多或少地默許了經濟中的腐敗寡頭壟斷，這是其國有資產私有化導致精英階層暴富的結果。但習近平並不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網民會同樣寬宏大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幾乎可以肯定無法減少地方腐敗。要實現這種程度的進展，就需要發展言論自由、民主問責制和司法獨立——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終結。但如果“勝利”的定義是在即將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中震懾危及政治穩定的公然腐敗，或許可以肯定習近平有成功的機會。
（本文作者Joseph Sternberg為《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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