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角度思考，雨傘革命和太陽花運動到底能不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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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角度思考，雨傘革命和太陽花運動到底能不能比較？

巷仔口社會學 2014/10/17 

文：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隨著香港佔中爭真普選的運動演變為西方媒體所稱的「遮打（雨傘）革命」，不少國內外的觀察家紛紛將這與人們記憶猶新的台灣318運動相較，評論其異同。在為數眾多的意見中，潘建志先生的比較及其引發的一些回應，特別引起我的興趣，故趁此機會藉題發揮一下，討論現時分析的見與不見。

我的用意在強調「歷史地思考」的重要，順便向大家推銷一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藉此實例顯示，如果我們分析時把時間也考慮在內的話，可以多看到些什麼原本沒看到的東西。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及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請容我先全文照引。9月30日時，擔任柯文哲競選總部發言人的潘醫師說︰

「我在地圖上研究香港占中，相比318學運，發現有幾點很有意思：1.不只占領中環，群眾聚集地有六七處。 2.他們不死守，放催淚瓦斯驅離就先跑，等等再回來。3.不進設施，主要占馬路，難以封鎖。4.不需要帶頭者，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時群眾沒有退。5.不搭臺子，不舉旗，沒宣傳車，消耗資源少。這種去中心化的，會復發的，黏膠式的非暴力抗爭，執政當局很難對付。真能撐下去的話，香港人民還是有贏的機會。」

坦白說，就作為對運動策略的檢討與思考來說，我認為這是很有意思、頗富洞見的觀察。我猜也是因為這樣，寥寥數語卻能在網路上引發眾多回響，進而為主流媒體所引用。

由於我既非研究社會運動的專家，亦非活躍的社運組織者，而是如多數人一樣不過是個旁觀者，所以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品評兩個運動在組織與策略上孰優孰劣，而只是想指出，即便像如此深刻的觀察，始終還是立基於一個它自己看不到，卻讓它變得有觀察能力的盲點。在此，我特別想討論的，是關於現時分析的盲點，也就是因為忽略時間而來的問題。

潘醫師短短的幾點敘述，其實預設了許多未在文中明言的前提，最起碼也最簡單的，就是台、港兩地相繼發生的社會運動的進程，同時更預設了讀者對此有一定程度的瞭解。雖然潘醫師的立論實際上係立基於對兩個運動歷史的理解，是個有時間縱深的觀察，但他的敘述在字面上所呈現的，卻近乎一種橫剖面的靜態觀察，像是停格分析一般。

當作為理解與判斷基礎的歷史理解並未一併書面化，進到前臺時，沒有相關背景的讀者在接收這種去脈絡化的敘述時，很自然會以最直接的字面方式，同時卻也是某種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讀。

換句話說，讀者（或甚至作者潘醫師本人）可能根本就沒想過要問「運動為什麼能形成或興起」的問題，而直接就他們當下看到的現象做論斷。結果，由於他們把運動得以形成的歷史剔除在視野之外，很容易便會得出與從頭觀察整個運動發展的觀察家不同的判斷。因為，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觀察的時間縱深不同，看到的東西就是不一樣，判斷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這種現時的判斷與分析當然很有意義，也能讓我們看到、學到許多重要的東西，但它也可能常隱涵了一些有問題的理解與推論。以下，便是我根據所看到的一些網路反應而來的發揮，毫無究責於潘醫師的意思，因為光靠上述的文字證據，我無從判斷潘醫師的立場為何。

「去中心化」不等同於「去組織化」

一種我覺得頗有疑義的理解是，過度詮釋「不需要帶頭者」的意義，把「去中心化」幾等同於「去組織化」。就我們透過媒體所能理解到的，香港的運動從學生罷課、佔中一路發展到遍地開花的遮打革命的那幾天來說，這種短期的即時觀察好像也說得通。這也是香港群眾的自發性值得我們敬佩、學習之處。

儘管如此，這樣的發展並非憑空而來，仍有其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反事實的思想實驗︰如果沒有學民思潮、學聯及佔中組織等先前的努力與經營，香港會有這樣一場運動嗎？甚至，如果沒有自回歸中國前後以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可能一夕之間就有這麼多的香港公民自發地走上街頭，抗議港府不當鎮壓，以及向北京政府要求真正的普選嗎？只因為時間點對了，任由誰來組織爭真普選的運動，就都可以搞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與局面嗎？

退一步來說，在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後，運動就真的完全沒有組織與領導了嗎？還是不斷能有後繼者如岑敖暉等，以及更多檯面下媒體不會報導的組織者在穩住局面？群眾的堅持當然很重要，就像黃之鋒被釋後坦承的，後來的局面已不是原來的發起者所能指揮、掌控，運動能有此重大突破需感謝公民群眾的自主性。在這裡，我看到一位年輕社運組織者十足成熟的一面。但同時，這番誠實告白不正反映出當他們發起運動時，並未預料到能有後來那般的聲勢嗎？

同樣地，學聯會發布若港警真以武力清場，籲請群眾先撤離保留實力的訊息——雖然這中間不乏有心者造謠的痕跡——不也顯示他們估計多數群眾傾向撤退嗎？所以，群眾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會影響，甚或督促發起者與組織者不能懈怠與輕易妥協。但反過來說，如果群眾的抗爭意識不夠堅定，數量又有限的話，領導者就算有再好的策略，敢用再激進的方式達成突破，也只會枉然。

運動的發展與走向毋寧是組織者、群眾以及被抗議的香港與中國統治當局三方互動的結果，不能因為群眾的優異表現便否定組織的重要，率而推斷「不需要帶頭者」。沒有任何帶頭或組織者而終能獲得成功的群眾運動，歷史上恐怕並不多見。

我們不妨把時序再往前推一些，當學生無預警佔領後，佔中三子隨即宣佈佔中正式啟動，從而引發有無劫持、收割學生運動成果的爭議，如果不是各方組織者夠成熟大度，願在共同目標下一致合作，還可能有後來西方媒體藉雨傘的意象所稱的遮打革命嗎？

如果佔中沒馬上跟進，如果學生與推動佔中的社運組織起了內鬨，整個運動的發展與局面勢必有所不同，而這都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的問題有關，同時也都涉及何者在先，何者在後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與此類似，如果我們把時間點往後跳，如果不是港警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進行不必要的驅離及鎮壓，香港街頭會突然冒出這麼多自覺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學生的示威抗議者嗎？這時，或許值得對比一下臺灣318運動的進程，如果不是有最初充滿爭議的324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引發國民黨統治當局的殘暴鎮壓，令台灣一下倒退回戒嚴時代，330可能有50萬的黑潮上街嗎？

我不確定這個相似性是否跟台灣與香港基本上同屬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脈絡有關，還是有更大、更普遍的適用範圍。我比較有把握的是，在號召及動員群眾參與上，抽象的理想與理念，效果通常應不如藉影像傳達的，對生活方式遭到威脅甚或退倒的直接感知。

放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社會運動

這個異中的同，帶出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比較的問題。嚴格來說，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是不可比較的，因為天底下沒有那兩件事或那兩個東西是近似完全相同，從而得以在近乎受控制的狀況下，僅比較某單一變數，而不致受到其他變數與更為複雜的交互作用影響或幹擾。

但原則上，任何東西又都是可比較的︰只要觀察者能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點，說清楚比較的基礎為何，瞭解其適用的脈絡為何，我們始終可以透過比較學到東西。因為，一方面，透過比較，我們往往才能找到、學到超越個案的，適用範圍更大，更為有效的觀察與知識。另一方面，藉由比較，我們也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到討論的個案的特殊性，以及瞭解到它所鑲嵌的脈絡起的作用。

依此，香港的遮打革命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也是可比較的，它們不但時序上相近，更都表現了抗拒中國的面向。就像潘醫師的文章一樣，我們當然也可就兩者社會運動的策略來做比較。不過，這種抽離脈絡的比較會出現類似拿掉歷史所造成的問題。對日後的社運組織者及社運研究者來說，這種超乎脈絡之外的知識模式是有參考、學習及研究價值的。但是對理解及評價所欲瞭解的個案來說，這種脫離脈絡的觀察卻可能導致原本可以看到，卻因為採取了特定的觀察角度以致看不到的盲點。

例如，潘醫師在比較兩地運動後，似乎主張「不進設施」、「不死守」是較為合宜、有效的策略，這樣的論斷對一般的佔領運動或許成立，至少對日後的各種佔領運動是有啟發性的，可是如果把這個論斷（如果不是批評的話）放回到318運動當時的脈絡來理解的話，就未必這麼適當。

如果對318運動的歷史背景有些瞭解，便會知道早在今年318之前，便有許多的個人與社運團體持續關心與中國簽定服貿協議的議題。如果不是這些行動者的堅持、努力、監督與施壓，服貿協議可能早在反對黨棄守下通過了。而且，在318之前，這股力量早嘗試過諸多的可能性，但卻一直無法喚醒社會大眾的關心。當318半分忠違法偷渡成功後，這些學生與社運工作者的心情恐怕是交織著強烈的義憤與絕望，毋寧是在認清當前的代議體制無法真正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試圖盡盡最後人事的心態促使下，才會有318衝進立法院的舉動。

若非他們湊巧成功攻佔國會議事殿堂，這個前所未有的激進行動成功吸引到媒體的目光，並透過網路媒介即時傳送自己的聲音，根本就不會有後來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所以，擺回到運動興起的脈絡來看，「不進設施」根本就沒這場運動。甚至，如果佔領的不是國會而是其他任何地方，他們都很可能會變成朝野兩黨共同的箭靶而迅速遭到鎮壓，自然也不會發展出什麼「太陽花學運」。

結構與歷史因果分析同樣重要

歷史的進程總是這樣一環扣一環，而其中常充滿不可預料的偶然與意外，儘管我們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往往能找到有別於此的因果解釋，提出另外一種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如果我們把太陽花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相較，我們可以分析得到，兩個運動的形成，都獲益於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所造成的政治機會。

不過，就我個人的瞭解，在衝進立法院的當下，大概沒有一個行動者曾把馬、王的政治鬥爭計算在內。一如潘醫師的比較，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智慧是相當有用及有益的。只是，這種結構分析所發現的原因，跟行動者在事件歷程中感受到及創造出的「前因後果」，是兩回事或兩個不同的面向。過去，社會學往往偏好結構分析，而忽略了前因後果的重要性，以致在現實的掌握上不夠充分。

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形式上已告個段落的太陽花運動，可能會更清楚些。今天，我們真的已可蓋棺論定太陽花了嗎？它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的影響已經完全消失，從而真地結束了嗎？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太陽花阻攔了台、中服貿協議的簽定。但我們怎麼知道，這究竟只是延遲，還是改變其實質內容，抑或徹底終止呢？

許多人看到最近貨貿的發展，或許會感到心灰意冷，覺得轟轟烈烈一場，卻似乎什麼也沒改變。當我們這麼想時，我們就真的落實了太陽花什麼也沒改變的結果與定位。但如果我們持續奮鬥不懈，日後的歷史書寫，卻有可能如此記載及評價太陽花︰它不單改變了兩岸服貿協議的內容，也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與台、中關係，更影響了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

如Arthur Danto分析指出的，作為我們瞭解歷史的基礎，關於歷史的敘述，往往是建立在後果證成前因的基礎上。以看起來最客觀不過的日期描述來說，我們現在會如此敘述︰引發50萬黑潮的太陽花運動於2014年3月18日爆發。可是，如果我們把時鐘調回到3月18日當晚，當抗議的學生與公民衝進立法院的那一刻，我們真地可以說太陽花或甚至318運動爆發了嗎？在當下我們其實是無法確認的，是事後的發展證成了運動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在因果之外，還有所謂的意義賦予與理解的問題，而這往往會回過頭來影響我們對因果的認知與判定。就像法國大革命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提出不同的新詮釋，賦予它不同的理解與意義，從而確認出不同的因果系列。從它仍持續發揮著影響來說，有些學者甚至傾向主張法國大革命迄今仍未結束。

過去的意義會不斷改寫，而未來則是個開放的未來

回到現實來看，假如林飛帆、陳為廷今天也同樣跑去參選，敵對的陣營極可能會根據這個發展事後歸因說，當初他們之所以發起運動，無非是為了累積從政的資本。儘管這個說法不符事實，但對旁觀者來說卻可能是極有說服力的因果論證，從而影響到他們的投票行為。

但假如年輕世代參選後真地用集體的力量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與格局，往好的方向走的話，日後的歷史書寫很可能就把前面的因果論證當作不合格的給淘汰掉。老話一句，我們對他們今日作為的判斷，在今天跟以後極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日後的判斷必定會受到他們日後的作為所影響，甚至會回過頭來修正現在對他們的判斷。

比起香港來說，台灣雖然已有形式上的民主體制與發展較久，故相對也較為成熟自主的公民社會，但我們的情勢其實可能更為險峻。因為香港受到中共威權統治的影響與威脅，是明顯而立即可見的，較容易凝聚反對的力量。而且香港未必欠缺反對的傳統，只是我們過往不太瞭解罷了。作為冷戰敵對陣營角力的前哨，香港民間向來該是臥虎藏龍。像黃之鋒如此年紀卻有這般沈穩表現者，台灣迄今似乎還未曾見過。

台灣打著自由言論口號的媒體，更可能顛覆薄弱的民主體制

反觀台灣，因為有基本的民主選舉，多元的意見得以表達，所以很多東西反而變得較容易掩蓋，而不會浮上檯面為大家看到。大家只要稍微回想台灣主流媒體對於香港佔中一事的報導，特別是在一些人開罵前幾個月來的處理，就知道我在說什麼。在民主體制下，要影響幾十萬、幾百萬人是較困難的，要影響甚或控制一個人、幾個人顯然容易許多。

儘管中國無法官派台灣的總統，卻可以威脅利誘等各種方式，覓得他所需要的代理人與協力者。可嘆如今反對黨依然陷在執政最後一哩路的迷思中，以致我們只能在常常口不擇言，但因此成為媒體明星的政治素人，與同樣是政治素人，但憑其遊走兩岸的政商關係便得以直攻首都市長的權貴間做選擇。

值得樂觀期待的是，不同於野百合係追隨在社會主流價值之後，太陽花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主流價值之外的新價值－雖然樣貌還不是那麼地鮮明。我不確定接下來的歷史會怎麼走，而以後的人又會如何書寫太陽花的歷史，就像我不知道香港的佔中將如何收場一樣。但我清楚地知道，惟有我們繼續努力，我們才能鞏固及擴大太陽花運動已取得的成果，讓它持續地發揮影響力，成為翻轉台灣社會既有結構的契機，從而成為日後任何歷史書寫都無法迴避的一場運動。

因為未來始終是個開放的未來，而過去雖不再改變，但過去的意義卻會隨著與現在及未來的關係而不斷改寫。就像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說的，一般人可能只看到1990年東歐共產集團瓦解令冷戰結束的钜變，殊不知真追究世界政經結構改變的源頭，得溯回到1968年世界性的青年反叛運動。

如何將剛浮上檯面慢慢為一般大眾接受的新價值，落實到台灣社會的制度設計中，坐實太陽花係歷史分水嶺的意義，猶待所有曾參加及支持過太陽花運的台灣公民們一起努力。

草成於2014年10月9日香港學聯與政改三人組對話前夕

本文獲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原標題：歷史、比較與因果：從遮打革命與太陽花運動的比較談起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