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民國，我們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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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民國，我們的台灣

2014/10/17 

文：黃錦樹（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住久了你會發現，台灣真是個奇怪的地方，不只因為它長期籠罩著民國的蜃影、紅色中國的陰影；飄盪著期待「穢土轉生」的日本殖民帝國、和繞著整個地球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流氓帝國「米國」的幽靈。

我們這一批十九歲赴笈台灣留學，之後就留下來工作、定居的大馬華裔，年過四十之後，在台灣的日子就長過在馬了。而且後者基本上凍結了，但居台的日子還一直累增中。身為寫作人，不管住多久，你還是會被歸類為「馬華」，即便你努力想脫掉那一身也許略嫌土氣的衣裳。

不止如此，如果不是乾脆當你不存在（管你寫甚麼，「恁爸」沒興趣看。）我們最常被問及的問題之一竟然是——為什麼不以台灣為背景，重新再出發？為甚麼不寫台灣？如果政治意識強一點，甚至會直截了當的指控——你腳踩台灣地、吃台灣米、喝台灣水、曬台灣太陽，怎麼還老是寫馬來西亞？言下之意是，你不覺得可恥嗎？被歸類為「懷鄉文學」，被愚蠢的質疑「窠臼」算是客氣了。

晚近我委婉的回答是「我的寫作本身就是台灣經驗」，嘗試把它問題化為「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難題」。後者，台灣文學本土論述的大老邱貴芬聽了即回應說，「我覺得你說的那些都不是甚麼問題」。看來似乎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鄉土・文學・主體性

然而邏輯上，台灣本土論者最引以為豪的鄉土文學，不也是一種懷鄉文學嗎？差別在那裡？所以我認為對我們而言，鄉土文學論中的鄉土/都市區分只怕不是最根本的，更根本的區分是我們的鄉土/你們的鄉土（我鄉/他鄉），二者的差別既是時間的，也是空間的。三0年代馬來亞的左翼文士藉用中國的理論資源總結出來的此時此地的現實論，適足以概括之。

彼時此時此地論的攻擊對象「僑民文學」，即是南來文人以中國經驗、以中國為背景的寫作。五0年代的台灣的反共文學，所謂的外省懷鄉文學，也幾乎是同一回事（這種異時異地雷同現象的結構性問題，我在〈無國籍華文文學〉裡曾申論過）。此時此地論當然是政治的、情感的，早期左翼文學視寫作為即時的抗爭武器，那樣的強調無可厚非，也有助於讓在地文學找到自身的位置（時下常言的主體性）。

但如今竟被調度作為一種排他性原則（譬如老朋友莊華興也用同樣的邏輯來批評我這個離鄉的人——「離鄉太久，對大馬的現實已不瞭解了」），是不是過於欠缺反思？文學的良窳和那有關嗎？——但這顯然不是他們關心的事了，因此更多人會進而選擇對我們的作品視而不見。但視而不見還是比愚蠢的胡說八道好。

我來台灣次年政治解嚴，又一年蔣經國逝世。在本土化的巨浪中，我們的「僑生」身份的正當性也倍受質疑（被認為是來佔便宜的，彼此都不知道那是大國冷戰佈局的小螺絲釘），那也刺激我們反思自身的身份處境，也嘗試抗拒那樣的身份歸屬，抗拒民國的中華文化說辭。

但那時並不知道，僑生這舊時代的身份標誌，關涉的是近代中國複雜的歷史糾結——民國的流亡，國共內戰戰力懸殊的延長賽，冷戰，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種族政策的詭計（讓那些受獨中教育、「麻煩」的、忠誠度可疑的華裔子弟到美國卵翼下的孤島去受反共的中產階級教育，避免對紅色中國產生傾慕；再用不承認他們的大學文憑讓他們返鄉後吃盡苦頭——連考個本科的證照都很吃力）等等，甚至也必然被捲入台灣島本身族群認同鬥爭裡。

「僑生」的結構位置和外省人一樣，不是台灣的僑生，而是民國的僑生。我們一開始就被卡在台灣/民國的夾縫裡，即便主其事者有其特殊的政治考量，無可諱言的，我們仍是受民國中華民族主義廣大而破敗的屋頂的庇護（相較於馬來民族主義的踹離），而得以受高等教育，甚至進而成為作家。

甚至會對諸多民國的遺留物習以為常——繁體字、注音符號、國語、國文、國學、民國紀元、民國國旗、國歌、國慶、國父、釣魚台、南京……。但如果你繼續留下，留得夠久，或許就幾乎難以避免的被拉進民國－台灣南明般尷尬的境遇裡。不可能迴避孤島化後的民國創傷，殖民經驗給予台灣的自主想像。或許將同時感受兩種悲情：民國的悲情，台灣的悲情。

我們的民國，這樣的表述難免是誇大其詞，即使已從巨人變成侏儒，它還是擁有可觀的象徵資本，它的子民還有四海一家的想像，甚至「無名目的大志」。我們的台灣，則更幾乎是僭越了。「我們」晚近的歸類也許近於「外配」（外籍配偶）——李永平、張貴興、張錦忠、高嘉謙莫不如此，但我和我太太比較特殊，「互為外配」。來自大陸、越南、印尼，大部份出身窮困家庭，千里迢迢渡海嫁進沒有台灣女人願嫁的弱勢家庭（底層的－－收入低的，老的，甚至殘病的－－大馬華社近年也是如此），生育新台灣人，並支撐起鄉下最基礎的勞動力，譬如採茶、割茭白筍。

也許受到加入WTO的衝擊，在我居住的農村，最年輕的本土勞動力，是平均年齡六十以上的阿公阿婆。而今大部份年輕人都去唸大學（管它程度多差——一種臺式平等），而唸了大學，誰還願「降格」務農？偶有，一定上報，因為稀罕。

舊袍子已成汙穢緊身衣

即便是不計在臺北唸書的日子，自1996年南下埔裏以來，也已經十八年。這十八年裡，台灣發生了許多事。解嚴後，「民國」幾乎被凍結，台灣更其台灣——理論上它應該更民主，更自由，百無禁忌，在文學領域幾乎就是如此。然而，台灣民眾的薪水也就幾乎停在那個時刻。自李登輝「戒急用忍」的兩岸政策之後，希望走自己的路的台灣，面臨了國際政治現實的嚴酷考驗。

歷經政黨輪替，「愛台灣的人」情感上得到充份滿足之餘，談不上有甚麼特別的收獲。外交上走不出去（徒花天文數字的美金——誰不看大國臉色？），經濟上也找不到新的出路（如何繞過崛起中的大國近鄰？）。更何況，獨立建國並不符台灣最依恃的靠山美國的利益（只怕難免於戰火）。既無法拋棄民國這一襲破舊的袍子（那是中共容忍的底限），又受不了民國這對他們而言汙穢染血的緊身衣。

兩黨制，結果是互相扯後腿，各自為己方的政治利益纏鬥，而讓這艘船完全看不到未來。政客的短視，立法院的毫無效率，行政系統的全面癱瘓生鏽，讓它早已被遠遠的甩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頭。

但每每看到新加坡大學的世界排名遠在台大之前我們都很不以為然。新大？有冇搞錯？不過是擅於技術上滿足西方的評鑑標準。但不少愚人因此鼓吹中華文化區也該用全美語教學——以便和世界接軌——英殖民時代的馬來亞，不是因此才努力創設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南洋大學嗎？台大和新大的國際排名差異，不正是當年李光耀滅掉南大（現在的南大是新大的山寨版）的理由嗎——沒錯，就是用「學術評鑑」。

但近年台灣高等教育也用愚蠢的新加坡方式來爭排名了（如果你用全美語授課，一個學分算成1.5學分），鼓勵論文用英文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且一定要匿名外審－－於是一切都被形式化。學術的新加坡化，而拋卻實質的優勢。因此我們年年被「評鑑」搞得不勝其煩，思考問題不如滿足官方要求的數據重要。台灣所有有根基或沒根基的「南洋大學」，都努力向新加坡大學轉型，雖然百分之百排名還是遠不如人家。

註：有一位囉嗦的臉友一再指正我應該用「新加坡國立大學」，而不是「新加坡大學」，簡稱時應用「國大」而不是「新大」，因為「名從主人」。本文裡用的是舊稱，「國大」對新加坡人而言是準確而熟悉的簡稱，對我而言則不是，聊備一註。

但在這裡，至少努力就有機會出頭，不必被種族固打制擠到框外。文壇整個把我們略過去、書賣不動？沒關係，還是有出版社肯出版，顯然文化理想還在，也許還撐得下去。這裡文理工商醫的底子都比馬來西亞深厚得多，這樣高平均水準的大學教育可能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每聽年輕人抱怨，我都建議：不妨出去走走，不管好壞，比較一下。文學上更是如此，除了東南亞華人對台灣文學高度尊重之外（這一定程度的拜僑生政策之賜），其他任何地方（包括台灣最仰望的美國和日本），台灣文學都被附於中國現代文學之後，它都處於漢學的邊陲線——比馬華文學好一點。馬華文學在邊線的外側，它好歹還在內側。

當然，台灣真是個奇怪的地方。在百業蕭條的年代，詐騙業一支獨秀，甚至有能力技術輸出，反正被抓到罪輕得很，不見得會坐牢。殺一人也不會被判死（殺一人真不判死！男童割喉案二審仍無期），法官一般對兇手很慈悲，如果是初犯又有「悔意」，或者殺人手法太「輕」（女大生遭灌瓦斯死亡／法官稱「輕手法」殺人 判兇手免死），殺幾個人也不會被判死（道歉就算良心未泯？惡男4度殺人　檢認有悔意判無期），如果你有「悔意」，因為死人沒有人權需保護，活人才有。

殺人不是不可以，一次殺一人就好，而且手段要溫柔，被逮後要深具悔意——流淚、道歉、下跪、允諾賠錢——誰犯罪被抓不是玩這一套？有的乾脆叫老媽去跪。那不是變相鼓勵「非法正義」嗎？但冤獄也時有所聞。動物保護法保護動物，故狗咬人沒事，人咬狗就會被告。受保護以致過量繁殖的獮猴侵門踏戶，你也不能動牠。反對設賭場，但地下賭場無處不在。各地方拒絕設紅燈區，私娼卻遊蕩於賓館酒店之間。自詡為美食王國，原來它的底子是餿水油和飼料油。華人的聰明奸宄，在這島上一覽無餘。

鄉願，重男輕女，血緣和地緣關係仍主宰著社會關係，逢事關說（從小孩唸書，到立委的官司）。男女分手時把女友亂刀捅死，時有所聞。頻繁的程度一如詐騙，幾乎可說是台灣特色了。一如臺式民主，臺式交通習慣，臺式法院，臺式過街老鼠總統。

台灣民主 vs 大馬政治

貪汙？台灣還抓得到，馬來西亞簡直就是國家分贓體制的一部分了。立法院霸佔主席臺耍流氓、打架？在英國人留下來的體制裡，早就清場、抓起來了。臉書上人人在罵馬英九總統，如果是馬來西亞，內安法令之後有煽動法。在馬來西亞，公共政策無從監督，公務員佔人口比率之高世界第一，效率之差大概也是名列前茅。

近年此間年輕人在鬧世代革命，高喊世代正義，凡事怪政府，「政府為甚麼對不起年輕人？」喧騰一時。我有次忍不住感慨：有個政府可以抱怨已經很不錯了。抱怨其實隱含著期盼，表示政府其實還是有希望的——即便相當微渺。然而來自馬來西亞的我們，面對種族政治，早就習慣甚麼事都自己來了。人生苦短，很多事都不能等，等它垂憐你可以等到老、等到下輩子。

馬來西亞經驗（或許加上新加坡經驗）讓我們凡事有得比較。半年前大馬大選，同鄉異常興奮，好像政黨輪替指日可待（這多半還是受到台灣政治變天的刺激），甚至一些數十年不曾聯絡的朋友都來聯絡，要我表態，但我異常冷淡，不全然因為已是異鄉之人。年輕時我們都細讀過楊建成的相關著作，知道大馬的選區劃分的詭計（劃分的結果是，華人選票好幾票只抵馬來人一票）。更何況，大馬的憲政結構，國會之上還有由各州蘇丹組成的統治者會議，必要時可解散國會。（相關文章：不是只有馬航MH370需要關心：大馬選舉停電一年之後，馬國不能再陷在種族主義迷思中）

換言之，大馬的政治體制不是甚麼虛君共和（別天真了，朋友們），而是以封建制為民主制的鑄鐵屋頂。最高元首由統治者會議選出，權力不下於泰皇。那整個即是大馬民主體制防止翻盤的煞車掣，它的背後就是主要由馬來人組成的軍隊員警，基本目的是維持馬來至上的優勢。靠選舉是處理不了它，沒有人會輕易讓出到手的優勢。除非是革命，但革命太難，而且一定被種族化。

閒聊時，大馬的年輕朋友認為台灣問題比大馬問題複雜多了，但我的看法正相反。兩岸、統獨，都不過是歷史的陣痛。連每年花多少天文數字的國家預算養那九個皇室，自建國以來，身為國民你也無權知道。更何況，還有那碰都不能碰的伊斯蘭教。在大馬，非回教徒連阿拉都不能呼喚。

李光耀長期以來從地緣政治的整體視野對民國－台灣命運的觀察（最終被大陸統掉是必然的），迄今猶被本土論者嗤之以鼻。但二十多年前他對李登輝說台灣的優勢最多只有二十年，卻不幸而言中了。那時的台灣「錢淹腳目」，南方智者的諍言，當然被當成屁話了。台灣被譏沒有國際觀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連可能直接影響它命運鄰國都沒興趣多瞭解。

國外的災難，最關心的就是裡頭有沒有台灣人，運動賽事只要台灣選手一出局，那比賽好像就結束了。如果沒有台灣選手參加，就好像停辦了。不想依賴大陸而轉向東南亞投資的「南向政策」，但竟然對印尼、越南的國土民情、排華歷史一無所知。排華時誰管你是哪裡來的？「Taiwanese」的標籤就免於挨揍？會不會太天真無邪了。這常識原本看電視就該知道的，但如果你只看臺灣的電視節目，可能就不會知道。

小國的夜郎自大（自認為是亞洲中的先進國，僅次於日本），自我想像的大國的老態龍鍾，反應遲鈍（譬如其國籍法，竟然沿用民國初年的，對移民的輸入極為不利）。僵化至極的會計法，疊床架屋、多如牛毛的法令，讓它遇到世變時，調整起來總是慢半拍。

統一或分離的歷史進程，甲午戰爭留下的歷史問題，持續本土化過程中的歷史暴力，我們也許都將共同見證民國的日落。俗話說，計劃趕不上變化，但這座島的種種政策實在看令人不出有甚麼長期的計畫。恐共教育深入骨髓。先見每被譏親共，或干涉內政，將來的台灣，是蛻掉民國這老舊的硬殼，自我重生為民主國，還是被北方大國一口吞下，那只有等待時間的裁決了。習於後見之明，也可能是另一種習性。

台灣經驗與詐騙集團

從雙十國慶動手寫這篇文章，假油事件一路延燒。從混油（我家赫然有一瓶用掉一半的沒有花生的花生油），到餿水油（愛在外頭吃炸雞排的青春期兒女一定吃了不少），飼料油。我們常買它們的食品的大廠味全，竟然是家大詐騙集團。

前些年台灣媒體每譏笑大陸專生產黑心貨，山寨仿冒，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浮現的事實是，華人的唯利是圖大概都一樣，當金錢成了唯一的價值信仰，還有甚麼是不能賣的。華人的聰明奸宄苛刻，到哪裡都是一樣的。那一直是華人移民的生存資本，遇強則屈、有洞則鑽，遇弱淩之，也幾乎是一種天性了。大馬政府反正不管（官員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搞錢），即便有，也沒人知道。

詐騙（聰明，極具表演天份，快速吸收新資訊），酒駕撞死人（膽識過人），屠殺分手女友（愛妳入骨），處處工程弊案（不吃可惜），關說（法律不外人情），鑽法律漏洞（有漏洞表示法律不完善）……，有些東西一直反覆出現，就像信仰那樣牢固，必然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

吃餿水油、飼料油的台灣經驗，應該讓那些愛台灣、文學上有著強烈地盤意識的台灣朋友們，對我們產生一種革命情感吧？

雖然，寫到這裡，我也不知道這「我們」包含哪些人。

唉民國，對今日的台灣青年而言，豈不也是本該給老母豬吃的廚餘餿水油？可嘆的是，台灣的工業技術實在太好了，連大廚阿基師都吃不出來，活該全民當豬餵。不知道這令人尷尬的現代性該算是台灣性（本土論的關鍵詞），還是民國性？不論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外勞還是外配，其實我們一直都默默的吃著台灣製造的、本土的飼料油餿水油，沒查出來的一定更多。

本文獲得作者授權刊登，轉載自燧火評論，10/17經作者修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