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中國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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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在中國意味著什麼

保羅·葛維寶 2014年10月21日

紐黑文——兩周前，當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時，中國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給抗議活動貼上了「非法」的標籤，並呼籲保護香港「法治」。這樣的表態讓觀察人士確信，「法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個核心含義，那就是共產黨將利用法律，對社會進行管控。

然而，大量事實證明，中國看待法治的方式要微妙和複雜得多。今天，中共第18屆中央委員會將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議題就是中國的法治——這是中央全體會議首次專註於法治問題。人們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樂觀，相信這次全會將展示有關法律能夠扮演何種角色的更有深度的看法，並採取有意義的措施推進新的法制改革。

當然，法制改革在中國的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中會受到重大局限。中國不會存在真正的司法獨立。只要中共發覺自己的長期統治地位受到了威脅，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在法治方向上採取行動，並不意味著中國在多黨制政治民主的方向上邁進。後者是中國現任領導人完全抗拒的。四中全會發表報告時，毫無疑問將強調，法律的一個核心作用是維持社會秩序。

不過，與一些悲觀觀察者的預期相反，四中全會不太可能只把法律作為中共控制中國社會的工具，回到2200年前法家學派所倡導的狀態，雖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似乎很喜歡引用法家學派思想家的言論。中國社會及其法律制度已經發生徹底的改變，因此不會出現那種情況。習近平治下的現任政府已經實施了多項改革，甚至在意識形態上做出調整，這些都代表著向現代法治體系邁進的積極行動。這些變化不僅僅是為了裝點門面；它們反映出，中國的領導層已經意識到了改善治理、解決廣泛的公眾不滿，以及對輿論做出回應的必要性。

想想過去幾年已經實施的一些法律改革。死刑的執行數量已減少一半左右，相關複核程式也出現了改善。新的刑事訴訟法已經通過，這部法律為嫌疑人和被告提供了更多保護。飽受詬病的「勞教制度」已經廢除（雖然還是不清楚取代它的會是什麼）。

政府透明度有了很大改善，公開政府資訊的重要法規正在改變國家和公民的關係。能力出眾的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不久前發佈了未來五年的司法改革方案，承諾加強法院不受地方政府幹預的獨立性，加強司法制度的公開透明，提高個體訴訟當事人享有的公平性，令審判過程更加專業化。

一些批評者稱，官方最近的一些聲明對「憲政主義」進行了妖魔化，他們還質問，如果中國詆毀或排斥自己的憲法，它怎麼可能認真對待法律改革。事實上，「憲政主義」這個詞在中國已經具有了特定的含義：輸入西方政治民主。中國領導人是不會接受它的。但對於憲法本身，習近平最近稱之為中國的「根本大法」，並表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中國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機制來執行憲法——這是一個重大缺陷——但至少，目前大家正在公開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主題。

在中國領導人眼中，改善法律體系並非單純是一種控制社會的方式，而且也可以用來駕馭難以管束的官僚，堅持讓地方官員貫徹國家政策，為一個更強大的經濟體制定基本準則，和平地解決公民的爭端和不滿，以及減少腐敗；中共把腐敗視為繼續掌權的最大威脅——總之，用它來約束政府本身，而不僅僅是控制社會，抑制社會動蕩。習近平最近談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時，可能是為了獲取民心，但這也說明領導人意識到了，中共需要限制自身的一些權力，才能繼續掌權​​。

此外，中國正在成熟中的法律群體，以及普通中國公民，謹慎地關注著這些事態發展，所以人們對它的預期也升高了。不能保持言行一致，或者沒有真正進行改革，會對中國領導人形成一種反作用力，成為不穩定因素。外界應該對這些事態發展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為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中國的很多法律界人士，包括德高望重的法律學者和改革家江平，都對這屆全會表示了謹慎樂觀。

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會再把「社會穩定」當作頭等大事來抓。「社會穩定」往往​​意味著，和平的異見者和活動人士遭到噤聲或者監禁，這些人曝光中國的各種問題，包括環境惡化、權力濫用和對藏族和維吾爾族採取一些不必要的政策。但在中國領導人看來，中國能在短短的幾十年裏，讓數億人擺脫貧困，讓經濟獲得巨大增長，並把自身和平地重塑為世界上的一支主要力量，這都有賴於社會的穩定。如果中國領導人看到，法治本身是怎樣促進社會穩定的，法律改革的前景將會光明許多。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即使在其政權中存在反對改革的派系，中國進行或承諾的改革，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讓眾多學者、社會活動人士，具有改革意識的官員，以及普通公民可以推動變革的實施，並找到改革的新的突破口。中國確實存在一些限制，但在當下推進改革的力量也同樣存在。

葛維寶(Paul Gewirtz)是法學教授，耶魯法學院中國中心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