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香港問題上背離實用主義 / Andrew Browne
香港對中國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這座城市主要是由中國大陸的大飢荒和中國政治暴力所造成的難民們建立起來的。
深知這點的鄧小平巧妙地繞過了這道障礙。正因為認識到中國在香港缺乏公信力，一旦強行接收就可能摧毀公眾信心並破壞經濟，鄧小平提出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
由於鄧小平的卓見，香港得以保留英國式的法院和行政體系，中國大陸還承諾未來通過民主程序選舉香港領導人。
然而現如今，中國大陸領導人對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態度明顯冷淡了，也不屑於用微妙和妥協的手段來處理香港問題。
人們從全國人大周日做出的決定中不難得出上述結論。全國人大對香港特首選舉制度的安排實際上賦予了中國否決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中國大陸過去曾明確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而在中國的語境中，愛國即愛黨。
結果就是，中國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與很多香港市民長期對峙的局面，而這正是鄧小平曾經極力避免的情況。
公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無疑會受到影響，且香港社會騷亂可能會給經濟帶來沖擊。
親民主組織“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曾威脅稱，如果中國政府不允許香港在2017年下屆特首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普選，他們將展開大規模非暴力抵抗運動，讓主要商業區陷入癱瘓。現在香港各界都主張進行抗議，因為港人真正按照自己的意願挑選特首的餘地已被大幅縮小。
中國黨報《人民日報》近期刊登了一篇抨擊“佔領中環”的文章。文章問道：人們怎麼會想搞亂自己的家園？他們當然不想。這也是香港對峙現象背後的悖論。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會像香港那樣傾向於非暴力抵抗運動，或展示出更多責任感和公民美德。
香港市民以遵紀守法聞名，即便是在加入抗議遊行隊伍時也不例外。近年來香港發生了數百起抗議事件，焦點為教育和福利改革等實際問題，其中抗議群體以中產階級為主，有一些人會舉家跟著遊行隊伍前行。其實抗議行動在中國內地也很普遍，但抗議者常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防暴員警則以催淚瓦斯和警棍介入。相比之下，香港的抗議活動總體氣氛還是相當平和。
抗議活動惡化為暴力沖突的事件因為十分罕見而被銘記，如肆虐的台風一樣被視為歷史上的創傷時刻。
如今香港人仍然會談起1966年的天星小輪(Star Ferry)加價事件，當時這家渡輪客運公司小幅上調船費招致人們的抗議，最終引發了騷亂。
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中庸的香港社會對於政治動盪危險的深刻認識。大多數香港人要麼是難民，要麼是難民的後代。上世紀50年代的人為飢荒和之後的十年文革使得許多人逃離中國大陸來到香港。
時至今日香港人仍未忘記歷史上最慘重的街頭暴亂，1967年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帶到香港，與防暴員警對峙，到處投放簡陋的自製炸彈。
然而如今，與政治相關的暴力活動再度出現。去年，一人駕駛汽車撞擊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宅邸，並在門外擺放斧頭、刀和一封恐嚇信。上週四，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官員就黎智英向親民主政治人士捐款一事造訪了他的住所。黎智英是“佔領中環”運動的著名支持者。
今年2月，《明報》(Ming Pao)前總編在一起黑手黨式的刀砍襲擊中嚴重受傷，一些人認為這一事件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全國人大的決定必然會加劇政治緊張形勢，進一步令社會兩極分化。今年以來香港已經有超過100萬人舉行遊行，其中既有支援“佔中”訴求的，也有反對的。
香港對內地的看法一直是希望與擔憂兼而有之：希望的是內地的崛起將提升香港自身的經濟前景；擔憂的是馬列主義政治控制之手將伸到香港。
如今，似乎希望和擔憂都成真了。內地的繁榮極大提升了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的購物中心滿是講普通話的內地購物者。
當然，這也帶來了問題。過多當日往返的內地遊客湧入本就擁擠不堪的香港，造成了社會摩擦。內地人的不良生活習慣很容易令香港人感到反感，比如讓小孩子在公眾場合小便。與此同時，內地的有錢人推高了香港樓市的價格，使得香港本地中產階級更加買不起房子。大量內地孕婦到香港產子也加劇了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
內地人在香港風評很差，常常被稱為“蝗蟲”。
但這些都只是小問題。北京對香港政治的幹涉才是引發更嚴重憂慮的根源。
末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其所著《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中嘲諷一名堅持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妄圖操縱香港選舉的前香港官員，稱“他們只是想提前知道選舉結果”。
這無疑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周日公佈的香港普選決定產生的長期影響，而短期影響將是更多公民抗命活動的爆發。
由於鄧小平的卓見，香港得以保留英國式的法院和行政體系，中國大陸還承諾未來通過民主程序選舉香港領導人。
然而現如今，中國大陸領導人對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態度明顯冷淡了，也不屑於用微妙和妥協的手段來處理香港問題。
人們從全國人大周日做出的決定中不難得出上述結論。全國人大對香港特首選舉制度的安排實際上賦予了中國否決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中國大陸過去曾明確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而在中國的語境中，愛國即愛黨。
結果就是，中國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與很多香港市民長期對峙的局面，而這正是鄧小平曾經極力避免的情況。
公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無疑會受到影響，且香港社會騷亂可能會給經濟帶來沖擊。
親民主組織“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曾威脅稱，如果中國政府不允許香港在2017年下屆特首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普選，他們將展開大規模非暴力抵抗運動，讓主要商業區陷入癱瘓。現在香港各界都主張進行抗議，因為港人真正按照自己的意願挑選特首的餘地已被大幅縮小。
中國黨報《人民日報》近期刊登了一篇抨擊“佔領中環”的文章。文章問道：人們怎麼會想搞亂自己的家園？他們當然不想。這也是香港對峙現象背後的悖論。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會像香港那樣傾向於非暴力抵抗運動，或展示出更多責任感和公民美德。
香港市民以遵紀守法聞名，即便是在加入抗議遊行隊伍時也不例外。近年來香港發生了數百起抗議事件，焦點為教育和福利改革等實際問題，其中抗議群體以中產階級為主，有一些人會舉家跟著遊行隊伍前行。其實抗議行動在中國內地也很普遍，但抗議者常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防暴員警則以催淚瓦斯和警棍介入。相比之下，香港的抗議活動總體氣氛還是相當平和。
抗議活動惡化為暴力沖突的事件因為十分罕見而被銘記，如肆虐的台風一樣被視為歷史上的創傷時刻。
如今香港人仍然會談起1966年的天星小輪(Star Ferry)加價事件，當時這家渡輪客運公司小幅上調船費招致人們的抗議，最終引發了騷亂。
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中庸的香港社會對於政治動盪危險的深刻認識。大多數香港人要麼是難民，要麼是難民的後代。上世紀50年代的人為飢荒和之後的十年文革使得許多人逃離中國大陸來到香港。
時至今日香港人仍未忘記歷史上最慘重的街頭暴亂，1967年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帶到香港，與防暴員警對峙，到處投放簡陋的自製炸彈。
然而如今，與政治相關的暴力活動再度出現。去年，一人駕駛汽車撞擊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宅邸，並在門外擺放斧頭、刀和一封恐嚇信。上週四，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官員就黎智英向親民主政治人士捐款一事造訪了他的住所。黎智英是“佔領中環”運動的著名支持者。
今年2月，《明報》(Ming Pao)前總編在一起黑手黨式的刀砍襲擊中嚴重受傷，一些人認為這一事件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全國人大的決定必然會加劇政治緊張形勢，進一步令社會兩極分化。今年以來香港已經有超過100萬人舉行遊行，其中既有支援“佔中”訴求的，也有反對的。
香港對內地的看法一直是希望與擔憂兼而有之：希望的是內地的崛起將提升香港自身的經濟前景；擔憂的是馬列主義政治控制之手將伸到香港。
如今，似乎希望和擔憂都成真了。內地的繁榮極大提升了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的購物中心滿是講普通話的內地購物者。
當然，這也帶來了問題。過多當日往返的內地遊客湧入本就擁擠不堪的香港，造成了社會摩擦。內地人的不良生活習慣很容易令香港人感到反感，比如讓小孩子在公眾場合小便。與此同時，內地的有錢人推高了香港樓市的價格，使得香港本地中產階級更加買不起房子。大量內地孕婦到香港產子也加劇了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
內地人在香港風評很差，常常被稱為“蝗蟲”。
但這些都只是小問題。北京對香港政治的幹涉才是引發更嚴重憂慮的根源。
末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其所著《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中嘲諷一名堅持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妄圖操縱香港選舉的前香港官員，稱“他們只是想提前知道選舉結果”。
這無疑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周日公佈的香港普選決定產生的長期影響，而短期影響將是更多公民抗命活動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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