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台灣第一次的總統民選是1996。
在那之前，從1988阿輝伯開始掌政那年出生的嬰孩到2008都20歲了。若再加上1988就學年齡的小朋友，那就是1980出生的嬰孩，到2008時都已經28歲了。這段1988
- 2008是台灣有史以來不受外來政權統治的唯一期間。
這期間的社會變化，除了民進黨成立，阿輝伯飽受高外政治勢力的鬥爭之外，新聞媒體不缺對非高外政治人物的大批特批，連學校也以一貫的藍色教育立場鬥臭鬥垮當時的政府。
既然當家的不是高外可以被批得那麼慘烈，每天所見所聞都是唱衰政府，老師可以罵總統，學校可以公開與政府唱反調。那麼釋放出來的信息反而帶給台灣社會一個概念：政治本來就要被批判檢驗的;
台灣確實非常民主，進步，人人可以說出政治主張。
高外體系對輝扁政府的批判當然不是為了提昇台灣的民主。然而，1988 - 2008 這期間的教育可說有史以來在台灣最開放的時代。除了對輝扁政府的批鬥之外，學生不但被培養敢說，勇於表現自己的思考想法，不怯場，還大膽嘗試各種新可能。而且因網路（1995開始進入台灣）的發達，資訊充足，各種軟體更讓新世代可以大肆發揮創意。對社會議題，公眾議題，環境核電 - - - 等各種議題，當然也相對地容易了解，促成該年紀達到從來沒有的成熟水準。
好樣的學起來，也就養成了新世代的新觀念：批判監督政府本來就是天經地義。新世代長大後，哈，很不巧，不再是綠色掌政，換成高外了，也造成了318的太陽開花。
太陽花世代成長過程中，從高外對輝扁政府的批判所學到的，仍然適用對目前高外的批判。這完全與高外當初鬥臭輝扁政府的原意相反了。
1988 - 2008的高外企圖，變成了今天太陽花世代的現世報啦！活該！
生於1980—2000年，頑固的樂觀主義者
文化SAM TANENHAUS2014年09月09日
你可以已經注意到了，突然之間到處都是千禧一代，也就是出生在1980年之後、2000年之前的人。在美國，這個龐大的群體估計至少有8000萬人，比嬰兒潮時代的人還多。你之前並不是沒有注意到他們，只是他們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他們被嬌慣，享受24小時有線電視網，被市場營銷人員和大學招生人員過分關心，被心理學家、人口學家和時尚達人剖析，如今他們終於形成了氣候。「千禧」這個詞不管是用作名詞還是形容詞，已經壟斷了無休無止的文化交流，總是盛載著時代思潮。
千禧一代是21世紀的第一批成年人，技術革新的飛速發展迫使他們想出新辦法來駕馭它。
Bon Du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也不例外。最近在本報的數據庫裏進行搜索，發現2014年到目前為止「千禧」一詞至少被提到122次，主題涉及電視、流行音樂、旅行和文學。
我隨便選了幾段：
1. 「10月份創立的Fusion是針對更年輕的千禧一代的有線電視網和數字網絡，致力於用年輕觀眾期待的方式講述和傳遞新聞。」
2. 復古傷感歌手「拉娜·德雷(Lana
Del Rey)有著撅起的嘴唇，深受千禧一代喜愛……」
3.「繼Yotel和Aloft等旅館之後，出現了一大堆為千禧一代旅行者設計的新品牌……」
4. 「林韜堪稱千禧年倦怠感的禪宗召喚者，伊利裏亞(Elyria )的與世隔絕和精疲力竭讓我想起了他小說中的人物。」
千禧一代中年齡最大的現在也才剛步入成年的巔峰時期，可人們為什麼對這一代人進行了如此細緻的觀察？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是21世紀的第一批成年人，技術革新的飛速發展迫使他們想出新辦法來駕馭它。
但是首先，除了年輕，還有什麼能把千禧一代和老去的沉默一代、頭髮花白的嬰兒潮一代和步入中年的X一代區分開來呢？
最常見的答案似乎是「自戀」——他們的自戀已經到了可笑的地步。我們都能舉出很多例子：不停更新的Facebook，數不清的自拍照，以及卡戴珊姐妹。
千禧一代也知道這些長篇大論。「從我三歲起，就有人說我自戀，」電視劇《都市女孩》(Girls)中莉娜·杜漢姆(Lena Dunham)扮演的漢娜(Hannah)說。杜漢姆創作的這部喜劇講的是千禧一代的行為方式。對漢娜來說這是個小玩笑，但是對她成長過程中的那些焦慮彷徨，嘖嘖做聲的成年人來說，這可不是小事。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關於千禧一代的系列報告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啟發性的人文項目，它展示出一個非常不同的千禧一代形象。該報告2010年版的副標題是《自信，互聯，樂於變革》(Confident. Connected. Open to Change)，它剖析了第一批千禧一代，也就是「大約5000萬18歲至29歲的千禧一代」。
皮尤研究中心發現，這一代人並不是只懂享受，他們複雜而自省——和前輩們相比，非白種人的比例高了很多，而且有很多人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這一代人還經歷了很多重大公共創傷：911恐怖襲擊，代價慘重（且懸而未決）的戰爭，經濟大衰退。另外，伊拉克和卡特裏娜颶風的圖像在電視和電腦螢幕上播了一遍又一遍——對於年長的千禧一代來說，還有俄克拉荷馬市颶風和科倫拜恩校園槍擊案。
這一代人從小就使用數碼產品，觀看災難視頻和充滿電腦特效的電影大片，還遭受過駭客攻擊，所以在他們看來，現實世界是密切相連的，因此也像虛擬世界一樣易受攻擊，而那些掌控大局的成年人和秩序維護者似乎不知所措，總是處於下風，晚了一步。
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千禧一代對各種機構（政治機構和宗教組織）都持懷疑態度，更喜歡趕快想出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這並不奇怪。有智慧手機是一回事，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有，但是從十歲就掌握它的各種用處是另一回事。
所以，在許多領域裡，千禧一代不只是趕上了我們，而且已經跳到了我們前面。
進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千禧一代有自己的企業家精神，他們出現在各個「創意」領域，從造型師到計算機專業人員。
Bon Du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想想他們中的很多人對待工作的態度吧。2008年的經濟危機讓千禧一代明白財富可能轉瞬即逝。他們的解決辦法是什麼呢？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不是要去賺更多的錢，而是要少賺些錢。
布魯金斯學院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將近三分之二(64%)的千禧一代說，他們寧願做一份自己喜歡的、年薪四萬美元的工作，也不去做他們覺得無聊的年薪十萬美元的工作」。該報告的作者是莫利·威諾格拉德(Morley Winograd)和邁克爾·海斯(Michael Hais)，標題是《千禧一代將如何顛覆華爾街和美國的所有公司》(How
Millennials Could Upend Wall Street and Corporate America)。
進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千禧一代有自己的企業家精神，他們出現在各個「創意」領域，從造型師到計算機專業人員，他們拒絕一般人認為有保障的公司工作，冒險去追求自己的創業夢，即使要在父母的地下室裏玩命工作也沒關係。與此同時，應聘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美國國民服務隊(AmeriCorps) 或「為美國教書」組織(Teach for America)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也創下了紀錄。
再來看看千禧一代的消費習慣。甚至連時尚界的很多千禧一代也不在乎大牌和奢華的廣告營銷，他們更喜歡網購或者在H&M或Zara購買「可以丟棄的」衣服，這些衣服號稱用的是「完全不含殺蟲劑、化學製劑和漂白劑」的有機棉花。
這種行善的營銷方式針對的正是千禧一代，這一代人喜歡那些信奉良好公民理念的公司。布魯金斯學院的報告稱，千禧一代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對那些為具體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司有著更高的信任(91%)和忠誠度(89%)，而且更有可能購買它們的產品(89%)」。
再來看看飲食。千禧一代可能已經在家裡或學校被灌輸了健康理念。但他們把它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華盛頓郵報》去年的一篇關於Silver
Diner連鎖餐館的報道說，「對千禧一代來說，食物不只是食物，還是社群。」該連鎖餐館開發了一份最新的本土菜單，而且「開始積極迎合那些嚴格素食者、一般素食者和堅持無麩質飲食的人」。
總而言之，這些習慣和口味不太像自戀，而更像社群主義。它的最高價值觀不是自我推銷，而是它的對立面——同情心：和別人真心交往的開放心態。
第一個例子是NBA超級巨星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他在邁阿密熱火隊度過輝煌的四年後，今年7月份宣佈將回歸沒落的克利夫蘭騎士隊。29歲的他成為返回故鄉的最富有的美國孩子之一。
他指的是四年前有點自大的他在娛樂體育節目電視網(ESPN)的一次直播節目中宣稱，他將「把我的才華帶到南部海灘去」。
但詹姆斯沒有在一夜之間想出公民義務和社會責任之類的新詞。相反，在熱火隊他是個模範隊友，總是把讚揚轉給別人。去年春天，前洛杉磯快船隊老闆唐納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的種族歧視言論曝光後，詹姆斯還幫助領導了要求他對此負責的抗議行動。
詹姆斯在Twitter上進行了有力回應。雖然社交媒體很容易成為過度自我展示的平臺，但是和其他千禧一代一樣，他把它們變成了一種向外溝通而非只關注自我的工具。
而且這麼做的不只他一個人。我們都知道Gawker和TMZ等跟蹤明星的網站以及它們對明星的肆意傷害。但30歲的千禧一代布蘭登·斯坦頓(Brandon Stanton)卻樹立了一個相反的例子。他曾做過證券交易員，後來自學成為肖像攝影師，創立了一個很受歡迎的照片博客——「紐約人物」(Humans of New York)。
斯坦頓在街上和公園裡為普通人拍照，並採訪他們的生活。最後的照片和採訪節選將尊嚴賦予都市人潮中可能被忽略的一張張面孔。去年秋天，結集出版的《紐約人物》榮登暢銷書榜首。
31歲的萊斯莉·賈米森(Leslie
Jamison)的著作也闡明瞭同樣的主題。她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憑藉飽受讚揚的《同情心檢查》(The
Empathy Exams)一躍成為知名散文作家。表面上看，賈米森的自傳體作品有點暴露癖——包括書中的同名散文，說的是她為醫學院的學生們充當「醫學演員」，按照腳本表演各種疾病癥狀。
不過她後來收到了大量充滿感激之情的讀者來信，他們通常是向她傾訴自己的痛苦經歷。「我發現自己無意中對著無數陌生人懺悔了，」賈米森上個月在《衛報》上發表文章說，「我開始覺得懺悔可能是唯我論的反面。」
千禧一代的人們談論自己面臨的挑戰。
有個人說他希望成功是因為「你做得更好，就有更多的東西能和別人分享」。另一個人指出，雖然他從小接受傳統美國夢的教育——「如果你努力工作，取得好成績，做所有正確的事，你就會成功」——但他摸索出了一個更實用、更適應21世紀經濟現狀的美國夢。
「我知道就算我努力工作——而且我工作得非常努力——我也很有可能會失敗。知道這一點會讓你覺得釋然。」這裡的關鍵詞是「釋然」。在這個創業時代，在這個可能一夜暴富、一夜破產的時代，在這個需要對有缺陷的創意不斷矯正和調整的時代，失敗是默認結果，有時也是最終成功的起點。
難怪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春季發佈的新報告裏說，「千禧一代是美國最頑固的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最好的時光就在前方」。
他們，還有我們，也可以預測到一些不那麼好的日子。文化轉型很少是不用付出代價的。而且這種轉型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尚未命名的新一代正在千禧一代創造的世界裡成長，而且可能已經在書寫他們自己的美國精神生活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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