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應該向德國學什麼？
一般稱之為「意志」，比「意志」更強烈的是「規範意識」，雖然還沒達到強迫觀念的程度，但也是不如此就不行的一種觀念。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週年，在歐洲各國掀起了以此為契機回顧20世紀的熱潮。特別是在德國，將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75年、柏林墻倒塌25週年相結合重新審視歷史的姿態更為顯著。而這顯示出來的正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的「不可以忘記過去」的規範意識。
筆者走訪了德國的博物館、圖書館、政府檔館、市民團體，通過各種展示和活動等得到了思考「20世紀德國」的機會。如果從100年這個大的歷史節點而言，其核心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德國，筆者參觀了根據當時的資料復建的深達6米的戰壕。這種戰壕是當時地面作戰的代表性事物。在展示會上，筆者還看到了夾著德國皇帝手書筆記的開戰前夜的政府檔。此外，當時市民的信件、宣傳海報等也可以在互聯網上看到。
也許是出於公平的視角，同時還可以看到幾十張面部特寫照片，表現了開戰後不久，德國侵略軍虐殺中立國比利時的公民的慘狀。
但是，德國這個國家留給20世紀最深的傷痛，毋庸置疑應該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人們一直在思考負面的歷史該如何去正視，又應該怎樣去清算。而德國人的規範意識在這一點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對猶太人的認罪和賠償，或者是建造紀念受害者的建築物。但這樣的戰後德國歷史有時會被理想化，轉而被用於批判日本。説德國能夠誠實面對過去的罪行，而日本不能。
但，日德兩國之間存在可比性嗎？如果日本要向德國學習的話，應該學習哪些方面呢？
德國國際政治安全保障研究所的日本問題專家希爾佩特（Hanns Günther Hilpert）指出了兩國的差別。
筆者走訪了德國的博物館、圖書館、政府檔館、市民團體，通過各種展示和活動等得到了思考「20世紀德國」的機會。如果從100年這個大的歷史節點而言，其核心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德國，筆者參觀了根據當時的資料復建的深達6米的戰壕。這種戰壕是當時地面作戰的代表性事物。在展示會上，筆者還看到了夾著德國皇帝手書筆記的開戰前夜的政府檔。此外，當時市民的信件、宣傳海報等也可以在互聯網上看到。
也許是出於公平的視角，同時還可以看到幾十張面部特寫照片，表現了開戰後不久，德國侵略軍虐殺中立國比利時的公民的慘狀。
但是，德國這個國家留給20世紀最深的傷痛，毋庸置疑應該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人們一直在思考負面的歷史該如何去正視，又應該怎樣去清算。而德國人的規範意識在這一點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對猶太人的認罪和賠償，或者是建造紀念受害者的建築物。但這樣的戰後德國歷史有時會被理想化，轉而被用於批判日本。説德國能夠誠實面對過去的罪行，而日本不能。
但，日德兩國之間存在可比性嗎？如果日本要向德國學習的話，應該學習哪些方面呢？
德國國際政治安全保障研究所的日本問題專家希爾佩特（Hanns Günther Hilpert）指出了兩國的差別。
他認為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人類歷史上是孤例，沒有與之類似的罪行。而日本的行為可與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以及越南戰爭時的美國等進行比較。反過來説，日本還遭受過原子彈襲擊。此外，位於大陸上，國家被分割的德國和作為島國的日本，在安全保障的嚴峻性及面臨的外國壓力方面也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他還談到「德國在1970年以後開始領導人新老交替，使得面向過去的態度變得真摯。而在日本世代交替遲緩，東京審判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一直曖昧不清」。
日本成蹊大學的歐洲政治史準教授板橋拓己認為，「對於德國而言追憶歷史不僅僅是出於道義，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意味也很大。不能説沒有欺瞞。但是政治家對於自己的言行會被怎樣解讀，隨之對國家的外交和安全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對自已的發言意味著什麼，有著非常清楚認識。在這一點上日本應該向德國學習。」
聽到這些，筆者想到的是靖國神社問題。
每一段歷史都有其特性，簡單地將其普遍化是危險的。但作為東亞國家的參考，經常被引為例證的是德國和波蘭的關係。
波蘭有部分領土曾被德國統治，二戰中曾被德國佔領。二戰後，德國東西分治，波蘭與原西德的關係長期得不到改善。
希爾佩特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從1960年代到70年代兩國宗教界人士的對話成了構築關係的第一步。他進一步談到「不僅僅是政治家，抓住民間、商貿等各種各樣的機會進行對話對於改善國家關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本來為了實現國家的和解應該使用政治上的資源，但是在政治資源難以利用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
板橋拓己教授指出：「在德國也有一些人認為，老是談過去，可以適可而止了」。但是即便如此，「‘不忘記’這一規範意識」，強有力的把控了這個國家。
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對如何面對戰爭，或者説如何面對戰後，日本將展現怎樣的姿態？這是道義問題，當然也是政治問題。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論説委員 小林省太
此外他還談到「德國在1970年以後開始領導人新老交替，使得面向過去的態度變得真摯。而在日本世代交替遲緩，東京審判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一直曖昧不清」。
日本成蹊大學的歐洲政治史準教授板橋拓己認為，「對於德國而言追憶歷史不僅僅是出於道義，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意味也很大。不能説沒有欺瞞。但是政治家對於自己的言行會被怎樣解讀，隨之對國家的外交和安全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對自已的發言意味著什麼，有著非常清楚認識。在這一點上日本應該向德國學習。」
聽到這些，筆者想到的是靖國神社問題。
每一段歷史都有其特性，簡單地將其普遍化是危險的。但作為東亞國家的參考，經常被引為例證的是德國和波蘭的關係。
波蘭有部分領土曾被德國統治，二戰中曾被德國佔領。二戰後，德國東西分治，波蘭與原西德的關係長期得不到改善。
希爾佩特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從1960年代到70年代兩國宗教界人士的對話成了構築關係的第一步。他進一步談到「不僅僅是政治家，抓住民間、商貿等各種各樣的機會進行對話對於改善國家關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本來為了實現國家的和解應該使用政治上的資源，但是在政治資源難以利用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
板橋拓己教授指出：「在德國也有一些人認為，老是談過去，可以適可而止了」。但是即便如此，「‘不忘記’這一規範意識」，強有力的把控了這個國家。
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對如何面對戰爭，或者説如何面對戰後，日本將展現怎樣的姿態？這是道義問題，當然也是政治問題。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論説委員 小林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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