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人」怎樣從顛覆走向重建

(Ajin 開口)

底下這篇內容並不是怎麼突出，但讓俺覺得罕見的是作者竟然是紐約時報的主筆 托馬斯·弗裏德曼 。 這位正經八百頗受讀者尊敬的文人竟然會挑起這議題。換句話說，他在教導群眾運動該如何從街頭建立起體制。

不管群眾運動的方式為何，或如何稱呼，從街頭，或廣場要到足以動搖並建立體制，到目前為止，成功的例子是不多，但不是沒有。通常最後還必須有武裝軍隊臨門一腳的配合，否則困難度很大。

烏克蘭的群潮，與最近的太陽花學運，加上最新泰國從長久群運變成軍人政變，這些都是連接著的廣場人所造成的。然而，這些連續事件的形成，或拜賜於網路科技，或其他原因，但體制的堅固依然存在，除非有武力介入或流血發生。

從台派的立場來看，或許必須再更深入地追求，從廣場的公民運動到體制更換，這中間還須有啥樣的階段或激素？這應該是可以公開探討的腦部激盪議題。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1/c21friedman/zh-hant/

「廣場人」怎樣從顛覆走向重建

托馬斯·弗裏德曼 2014年05月21日

在1995年的一次著名採訪中，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談到了她破裂的婚姻和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的不忠。她說，「我們的婚姻裏有三個人，這有點擁擠。」最近，當我試圖描述「廣場人」所引發的政治和地緣政治變化時，我想起了這句話。「廣場人」指的是一群新近聯通起來、充滿抱負的中產階級人士，從開羅到基輔，從伊斯坦布爾到德黑蘭，從突尼斯到莫斯科，他們聚集在廣場上，要求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更好的政府治理。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發現，這些廣場人就像是一個自發出現的第三政黨，夾在他們和馴服的傳統的反對派之間，因此，他們的政治變得有點擁擠——但有趣多了。

的確，作為這些剛剛形成網絡的政治力量聚集、合作和推動變革的場所，「廣場」的確正在顛覆傳統的政治和地緣政治。但接下來最需要關注的是，哪些廣場人能從顛覆走向重構——可以利用其追隨者的能量和初生的渴望，把它們變成政黨、選舉和善政。當然，今天的這些激動人心的例子中，最有趣的要數烏克蘭的廣場人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之間的對抗。

普京此前只是在盤算著自己的腐敗勾當，他與鄰國烏克蘭保持著一種僅由兩者構成的關係，而曾經統治烏克蘭的親俄領導人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更加腐敗。突然間，從社會下層自發地聚集起來了一批新興的、聯通起來的、雄心勃勃的中產階級烏克蘭人，他們厭倦了體制腐敗，厭倦了落後於歐盟鄰國的狀態，要求亞努科維奇與歐盟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和貿易關係。他們還要求了一些東西，這種東西現在每個廣場都十分常見：作為擁有權利和義務的「公民」的待遇，而不是被當做寡頭政治家或外部勢力的玩物。

然而，亞努科維奇卻選擇與俄羅斯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係，於是，基輔的廣場人推翻了他，這全面地挑戰了普京受克格勃(KGB)影響的世界觀。普京不相信政治抗議可以是自發的。如果一大批烏克蘭人聚集在基輔的廣場上，要求結束腐敗，與歐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這只能是因為中情局(CIA)、北約(NATO)或者歐盟煽動或收買了他們。普京的思維模式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和資訊技術革命的結合可能會讓「民眾」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東西，並賦予他們與彼此合作及自下而上採取行動的工具——這對普京來說絕對是奇談怪論。

普京正在向後看，企圖利用本國的自然資源恢復俄羅斯的沙皇帝國，而基輔的廣場人卻在向前看，試圖與歐洲合作，從而開發自己的人力資源。他們相信，與歐洲經濟一體化將從外部帶來司法改革、透明度和法律規章，這些是他們無法從底層創造出來的，也是他們的領袖永遠不會從上層推行的。對於基輔的廣場人，歐盟和烏克蘭的合作是國家復興的重要手段，但對普京來說，這是對他「勢力範圍」的直接威脅。

土耳其也一樣。為了抵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伊斯坦布爾中心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Square)附近唯一的綠地上建設購物中心，一個自發的運動誕生了，但它很快變成了對埃爾多安獨裁統治的抗議活動。這讓埃爾多安發了狂。他創造了一個僅由兩方構成的宇宙，其中只包括他自己，以及官方的土耳其反對黨和電視台，而那些電視台迫於他的淫威，完全被馴服和閹割。因此，土耳其廣場人創造了一個新的反對派，並通過Twitter和YouTube，創建了自己的電視網絡，。

但埃爾多安卻憑藉多次勝選而戰勝了土耳其的廣場人。為什麼？週五刊登在福布斯網站(Forbes.com)上的一篇來自土耳其的報道給出了一個答案。埃爾多安的支持者主要在農村，大多數人不使用YouTube或Twitter。他們「是科盲；他們從電視上瞭解新聞」，而電視受到埃爾多安控制。「電視新聞頻道只報道抗議造成的破壞和傷亡，這些精心挑選的畫面最終給人的印象是，瘋狂的搗亂分子正在讓國家陷入無政府的狀態。」普京已經在莫斯科和烏克蘭使用了同樣的宣傳策略。

無法把自己的雄心壯志變成能夠贏得選舉然後執政的政黨，這是廣場人的致命弱點——無論是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還是在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運動中。

莫伊塞斯·納伊姆(Moisés Naím)在這個話題上寫了一本非常有見地的著作，叫做《權力的終結》(The End of Power)。或許正如他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所講的：如今，「通過Twitter、Facebook或短訊呼籲抗議肯定會吸引很多人，尤其是為了反對某種東西的時候——任何東西，真的，只要是讓我們憤怒的。問題是，在遊行之後會發生什麼。……在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的背後，很少有著一個運轉良好的、更加長期的組織，能夠跟進抗議者的訴求，承擔複雜的、面對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這些工作才會為政府帶來真正的改變。這就是普林斯頓大學資訊與技術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的學者澤奈普·圖費克奇(Zeynep Tufekci)提出的重要觀點。澤奈普寫道，『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繞過審查或者組織抗議活動需要做一些單調乏味的組織工作，而這些工作也幫助建立了決策機制，和讓勢頭持續下去的戰略。如今，各種運動可以直接跳過這個步驟，但這通常對他們有害無益。』」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民主專家丹尼爾·布倫伯格(Daniel Brumberg)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全新憲法的最成功的廣場人在突尼斯，該國在阿拉伯國家中「擁有最強大的公民社會機構——尤其是強大的工會聯盟，以及商業、人權和律師協會——可以在世俗和宗教的派系之間進行調停。」這些派系均曾為了推翻突尼斯的獨裁者而聚集在廣場上。突尼斯也受益於置身於政治之外的軍方，以及這樣一個事實：世俗勢力和伊斯蘭派勢力之間存在力量平衡，因此必須相互包容。

烏克蘭出現了許多監督政府的公民社會組織，確保廣場人的意志不會被竊取，這讓我感到鼓舞。至於烏克蘭的廣場人能否也帶來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從而尊重該國東部更加親俄羅斯的人口的意見——還需拭目以待。如果沒有廣場人，這些國家就不可能改變，但如果沒有公民社會機構和相容並包的政治，任何改變都無法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