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特務頭子變民主推手之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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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特務頭子變民主推手之謬誤 ◎殷惠敏/ 民報專欄/ 2014-03-07

民報編按：今天，是台灣民主鬥士、《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逝世的紀念日，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結果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構陷入獄。本文作者殷惠敏以「特務頭子變成民主推手」為題，直指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之可笑，文中亦述及兩蔣迫害雷震、民主殺手的本質，在雷震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讀來，特別發人深省…。

近年來，中共為了對台灣的國民黨統戰，在有關抗戰歷史的書寫上，刻意哄抬蔣介石的功績。在電視劇目上，蔣介石父子也有了正面的政治形象。大陸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也順此推波助瀾，甚至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

由台灣《中國時報》出資，請一位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為蔣介石和蔣經國寫的傳記，其格調和過去蔣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實差別不大，但因為作者是洋人，對華人讀者來說，似乎就增加了客觀可信度。實則，儘管過去幾十年蔣家政權有過鋪天蓋地的宣傳，只要親身“走過從前”，體驗過台灣政治發展歷程的人，都不難辨識出什麼是真像，什麼是假像，什麼是幻象。這不是請來一個遠地和尚就能混淆是非的。

特務頭子成民主推手

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探索，使人瞭解到，在詭譎多變的表像下，也有恆常不變的事物。那就是蔣父子為了維護權力所採取的毫不鬆懈的手段。

事實上，自從葉公超代表台灣政府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台灣固然有了安全保障，大陸不敢貿然攻台，台灣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按照條約義務，台灣也無法在不知會美國的情況下，逕自對大陸發動攻擊。這個限制所造成的台灣地位的實質改變，已使得國民黨政府宣傳多年的“反攻大陸”國策成為政治神話。這一點，不僅杜勒斯和葉公超心知肚明，蔣介石父子也心理有數。基本國策無法成立，政權的法統，包括戡亂時期戒嚴條例的設置，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期延續等，也都要出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持專制統治所依賴的只有謊言與暴力。

明眼人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蔣介石要違法連任時，胡適苦口婆心勸他遵守憲法。胡適建議國民黨必須“毀黨造黨”，台灣才能走上民主之路。 “毀黨造黨”就是毀棄“革命”的黨，建造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黨（這樣的處方對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還是適合的）。胡老頭這個溫和的建議，卻激起了有儒學修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肝火。他忍不住在日記裡大罵胡適為“買辦文人”，“其勸我’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

前僕後繼的民主運動

曾被推舉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台大法學教授彭明敏，也意識到國民黨政權的這個“法統危機”。他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中，直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把戲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蔣的意圖是要“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這正好勾畫出蔣經國的使命所在。

吳國楨要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實施地方自治時，蔣經國就指使特務系統以抓“流氓”來恐嚇地方領袖，甚至企圖謀害吳的生命。為了消除孫立人勢力的潛在威脅，蔣經國不惜炮製一場由假匪諜策動的假兵變。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雷震和台灣名人李萬居要合作組黨，蔣經國又搬出“匪諜”戲碼，逼迫雜誌社的職員劉子英出來自誣，將雷震按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雷震被捕後，胡適在美公開為雷震辯護，強調雷震絕非叛亂犯時，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反應就是潑婦罵街了：“此人（胡適）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

“野犬狂吠”？罵胡適沒有“國法”，倒是令人莞爾的。

然而，台灣的民運一直前僕後繼，從未止息。白雅燦參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政見，要求蔣經國公佈私人財產，繳納蔣介石遺產稅，解除戒嚴令，結果以違反基本國策，鼓動叛亂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楊金海與國會議員郭雨新組黨，結果遭警總逮捕，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當年帶領黨外人士於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示威遊行的“美麗島”領袖黃信介、施明德，初審被判無期徒刑。在另一件“匪諜”案中，特務系統要吳泰安自供為匪諜，來誣陷高雄的黨外重量級人物餘登發，吳泰安在獄中翻供後突然又“畏罪自殺”。同樣的戲碼，演了又演，這些政治案件背後的黑手，都可以追溯到蔣經國身上。

可是，在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下，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卻稱頌他為台灣民主的催生者，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台灣的民主推手難道不是在專制時代前僕後繼的民主運動嗎？推動民主化的是推手，壓制民主化的是殺手。殺手只能從反面促進民主化。替殺手改頭換面，把殺手說成推手，要不是黑色幽默，或價值錯亂，就是如納粹所說，謊言說一百遍就成真理。這是國民黨政府多年宣傳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效果嗎？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出身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學者謝善元，在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的《亞洲觀察》撰文，分析蔣經國在不同時期向幹訓班的幹部和學員所做的內部講話，就發現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任何可與民主政治銜接的地方。

蔣經國強調的革命任務是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他領導的特務系統，也的確壓制了歷來對國民黨統治的大大小小的挑戰。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鎮壓。對蔣經國來說，他固然是不辱使命，但台灣至今在政治衝突中讓人感到的一股戾氣，卻是以往長久的挫折所積累起來的。這顯然也是蔣經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1988年，在蔣經國死後的翻案風中，雷震案的關鍵人物劉子英，寫了一封信給雷震的遺孀宋英女士，懺悔他當年扮演“匪諜”的往事：

“雷太太：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仍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

這或許可為陶涵筆下的蔣經國這個“民主催生者”的業績，做一個註腳吧。

陶涵寫的蔣經國傳記，訪問了包括蔣生前的心腹侍從李煥、王昇和讀報秘書宋楚瑜、馬英九等人，還為蔣經國在江南謀殺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刻意洗刷，認為他本人對此並不知情。但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偵查線，毫不費力就從執行暗殺行動的竹聯幫追索到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最後鎖定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身上。這件消息經《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報導出來，對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來說，都是十分難堪的事。

眾所周知，王昇被黜後，蔣經國已疾病纏身，本來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的核心小朝廷“劉少康辦公室”的機要事務，交由次子孝武代行。蔣經國從八十年代初就有意培養孝武接班，所走的途徑似乎和自己當年一樣，是在情報機關裡“歷練”。不久，情報系統向蔣經國匯報的重要國安情報，都由蔣孝武經手過目，儼然成為蔣經國的耳目。眼看專制的三世傳承就要開展，卻在江南案上栽了一個大跟頭。

就像他的祖父年輕時與上海黑幫的淵源，蔣孝武也有利用幫派“報國”的奇妙想法。情報局被鼓勵去嘗試一條新路線，於是便產生了指使竹聯幫在1984年10月赴美刺殺江南之舉。江南在這一年6月訪問了吳國楨，得到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江南計劃動筆寫吳國楨的傳記。這些資料一旦公諸於世，對國民黨多年來營造的蔣經國形象，將是不利的。但主事者忽略的是，江南是美國公民，美國是台灣的保護國，到美國來行刺一個美國公民無異是太歲頭上動土。就如一句英文俗話所說，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無可辯駁的偵查材料， 在國際媒體的聚焦下，蔣經國在《時代週刊》採訪記者面前宣佈他的子女不會接班。受到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蔣經國被迫向來台訪問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證實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這個一生致力於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的“革命家”忽略的是，他的子女，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和其他的台灣公民一樣，也同樣有機會競選台灣的總統。

這大概就是台灣民主催生的關鍵所在。現在回想起來，在民智已開的八十年代，蔣經國傳子的企圖顯然是犯了時代錯誤的。

然而，我不免產生的感想是，只要專制統治的時間夠久，泥土路變成柏油路，雜貨舖變成小超市，手工廠變成電子廠，專制的道路似乎就變成唯一的、合理的發展道路了。發展經濟學家會提供理論根據，政治宣傳家會來塗脂抹粉。那些陪伴獨裁者打牌度日的爬蟲，也“無怨無悔”地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2009年曾經接受大陸《南方人物週刊》的專訪。在答覆週刊記者關於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的問題時，陶涵的妙答是：“蔣經國應該堅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台灣推進民主化。”隔靴搔癢到這般地步，令人啼笑皆非。

特務系統成怪獸

權力如同春藥，上了癮之後，企圖心會無限膨脹，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蔣經國靠著情報特務系統而控制軍隊，控制政府的運作以及行政和技術官僚。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所操縱的特務系統也變成了一個尾大不掉、行走於法律邊緣的怪獸，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荼毒，罄竹難書。在他統治下的台灣，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不少有志之士或政治異議者因政治主張而投獄、受難，甚至喪失生命。如果說，這是安定繁榮、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顯然不低。那些在專制的銅牆鐵壁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思想犯、政治犯，他們又該向誰申訴？被軟禁的政治犯彭明敏1969年在冒險離家逃亡前夕，給《華盛頓郵報》駐港特派員寫的英文信說：

“我要離開此地，因為我和我家屬的安全受到威脅。我覺得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家屬所受困擾的唯一辦法。我從軍事監獄釋放回家以後，我全家一直在受著嚴密監視，日夜備受幹擾。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特務機關將對我的生命有所企圖。整個情勢已使我相信，要確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屬的平安，沒有他途了。我十分瞭解要這樣做所冒的危險及其政治後果，但還是要做這痛苦的決定。過去幾年，特務機關一再設局要陷害我，使我被判死刑。調查局牛科長和劉組長曾當面威脅我說，他們隨時能夠殺我。與特務機關有關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險。我於1964年被捕以後，一直被國民黨機關抹黑攻訐。我出門一步即受特務人員跟蹤或包圍。我的家屬每一個都受特務人員的騷擾。連我子女的每日例行活動（如往來學校）也受嚴密監視。這對他們的敏感心理已有極大影響和打擊，使他們近於精神崩潰。”

蔣父子是必要的嗎？

在那個時代的台灣，思想箝制、政治壓制，特務橫行，都是“必要之惡”嗎？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為國民黨政權辯護的人往往表示，過去這幾十年所走過的路便是唯一的出路了。但為什麼是“唯一”的出路？難道不是因為其他的途徑都被封殺了？我們今天的困局有許多都是過去幾十年所造成的。至今未解決的國民黨“黨產”問題，不就是當年吳國楨所指控的“國庫通黨庫”種下的因嗎？在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上，我們不免要問，蔣介石是必要的嗎？蔣經國是必要的嗎？

盼望蔣經國式的人物在大陸出現的人，恐怕是拜錯了神。民主不可能恩賜，餡餅從天上掉下來的機率其實很小。還要等待那虛幻的彌賽亞的到臨嗎？不如聽從那句古老的哲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作者殷惠敏，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俗稱的「外省人」，曾在聯合國工作，長年旅居海外，現居美國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