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大象與老鼠
王力雄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3月12日
2012年夏，我去歐洲時專程到慕尼克，作為新疆問題的長期觀察者，我希望能訪問「世維會」的核心人物，面對面地瞭解他們的想法。我打通了電話，對方讓我發郵件，我發了郵件，對方不回復，明顯是拒絕和我接觸。我當時不太理解，我在漢人中算是與維吾爾走得近的，我同情維吾爾人，寫書批評中共的新疆政策，曾在新疆被捕入獄，何況還有朋友事先介紹，為何連個面都不見？
剛發生的維吾爾人在昆明砍殺漢人平民事件，引發不少漢人的反維吾爾情緒，包括平時批評當局的知識分子、甚至中共政權的反對者，也有類似態度。這不奇怪，以往每臨重大民族議題總會出現相同景象。這次，中國自由派的重要人物劉軍寧發表文章《從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首載於華爾街日報中文網2014年3月4日 ），重複體制內學者馬戎幾年前提出的觀點，把中國民族問題的惡化歸咎於民族劃分與民族區域自治造成的待遇差別，隔閡固化，認為這是促使民族敵意和衝突不斷升級的根源 ，並且也提出和馬戎 教授一樣的建議——取消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
在少數民族人士來看，就算民族劃分和自治有強化民族意識、固化民族邊界的問題，把中國民族關係的惡化歸咎於此，也是明明房間裏有頭大象，卻單指著牆角裏的老鼠說事。其次，現行的民族自治雖然虛假，但是至少可以用當局之矛攻當局之盾，讓少數民族有個保護自己的說法，取消民族自治則是推倒了這最後一道屏障。
不錯，美國沒有民族劃分，這被馬戎 教授當做取消民族的支持論據，然而這同樣是選擇性地迴避了主要方面——美國有對人權的保護，而有人權就會有民族權，因為民族無非是人的集合。沒有民族劃分的美國，卻有最豐富多元的族群，恰恰是因為人權的保障。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源首先是缺乏人權，卻要歸咎於民族自治，這種避重就輕葯不對症，絲毫不能實現民族關係的改善。
在這一點上，我當然不認為軍寧和馬戎一樣。軍寧提出的最終解決方案是基於人人平等、全面自治的聯邦制。但是我想說，即使是在具有充分人權保障的民主社會，也不能完全不考慮對少數民族的特殊保護。舉例說，漢人的民族性是逐利，藏維蒙等民族更多追求信仰與快樂，非讓他們和十幾億漢人攪進同一口市場經濟的大鍋，如同逼迫僧侶與士兵比武，後果只能是藏人慨嘆的：我們失去了本來擁有的，去追求我們本來不需要的。因此，民族區域自治若能真正落實，對於控制移民、保護生態、維護本民族生活方式，延續文化傳統和保護宗教信仰，是可以起到無法替代的作用的。這個世界不應只有一種活法，也不能只剩一種文化，沒有民族區域自治的屏障，中國任何民族都難免不被千百倍於自身的漢人沖刷無痕。
還有，一旦取消民族自治，達賴喇嘛主張了幾十年的中間道路——即由藏民族在藏地實行高度自治——也不再有立足之地。而離開中間道路，未來靠什麼消解專制壓迫製造的民族仇恨，達成和解，建立共同國家呢？自由主義不能只有理念和遠景，也必須考慮操作與步驟。沒有民族劃分的美國，不是也有印第安保留地嗎？
軍寧的文章雖只是個人意見，但我擔心容易產生讓少數民族人士把漢人看作一體的效果。他們會認為不管是漢人政府，還是漢人知識分子，或是漢人民主派，都有同樣的大漢族立場，即使不是有意也是本能地忽略少數民族的訴求。我也因此對在慕尼克所受的冷遇多了一份理解。海外維吾爾人認為，他們不斷重複的歷史教訓，就是跟無論如何不同的漢人打交道，最終都是維吾爾人吃虧，因此乾脆就不再和漢人打交道，尤其要警惕那種打著民主旗號的大中國主義。目前海外維吾爾運動選定利比亞、敘利亞模式，就是完全不指靠漢人，只靠維吾爾人自己，把中國的高壓統治當做激發民族反抗的要素，不惜為此付出巨大犧牲，以流血喚醒國際社會關注和同情，等待未來中國發生內亂無暇西顧，那就是實現新疆獨立的歷史時機。
上述海外維吾爾人的態度，是今年一月被警方抓捕關押的維吾爾教授伊力哈木給我做的分析。在我接觸的維吾爾異議人士中，他是唯一公開表示不求獨立，只求在中國框架下實現民族自治的。他本該成為維吾爾人與漢人之間的橋樑。他選擇的道路是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維吾爾版，但是其他維吾爾運動人士卻普遍拒絕。他們認為事實已經證明，達賴喇嘛除了讓西藏人民浪費了三十年時間，什麼結果都沒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國家」罪名則再次證明瞭中間道路只是一廂情願。
王力雄，作家、民族問題專家，著有《黃禍》、《天葬：西藏的命運》、《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道路》等。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發表意見者，請留稱呼。用匿名不留稱呼者，一律自動刪除。